一个民主党派领袖的中国式参政路

　　参政，影响决策

　　南方周末：作为一个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和一名学者，您是如何将学术研究成果和参政议政结合起来的？

　　成思危：治学和从政都是为了报国。作为学者，治学是参政的基础。发表意见也好，推进人大立法、监督工作也好，我都要以治学为基础。我的工作涉及经济立法比较多，没有学术研究，是做不好的。

　　比如说公司法修订的时候有人提出，上市公司既然有了监事会，是不是可以不要独立董事了？根据这样的想法，公司法修改草案上写着“上市公司可以设独立董事”，换句话说，就是可以设也可以不设。我坚决不同意。根据我的研究，监事会是代表大股东和职工利益，而独立董事是代表公众投资者利益的。如果你不要独立董事，那么，当大股东的利益和职工的利益一致的时候，监事会就可能损害公众投资者利益。

　　所以，无论是人大常委会分组审议会上，还是委员长会议上，我都主张把“可以”两个字拿掉，最后大家采纳了我的意见。相当于将“可以”变成了“应当”，将任意性规则变成了强行性规则。

　　南方周末：您领导下的民建中央在参政议政中，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影响中央决策的？

　　成思危：民主党派都有不同的联系对象。民建和经济界人士联系密切，七成以上是经济界人士。我们参政议政的方式与此相关。大体上说，民建中央参政议政有两个重点，一个重点是研究如何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基础性作用，结合中国国情，大胆借鉴风险投资等等国外先进的东西，提高发展的效率和效益；另一个重点是如何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保障公平和公正，特别是保障弱势群体的合法利益。

　　围绕这两个重点，我们通过提案，写报告，领题目，在协商会上发言，给中央领导写信等等方式参政议政，为中央领导建言献策。

　　南方周末：提案我们容易理解，其他方式我们则很少听说，您能否举几个例子？

　　成思危：给中央领导写信，是常见的参政议政方式。比如，我前年到西藏、青海考察，回来后写了一个报告，我签上名，以民建中央的名义，递交给中共中央，就青藏环境保护等问题提出一些建议。中央领导同志批示给发改委，他们专门研究之后，反馈给中央领导，中央领导又批示反馈给我，告诉我建议落实的情况。

　　相比之下，领题目则不太常见。所谓领题目，就是中央提出问题，我们针对问题再提出建议。比如说，三年前的春节座谈会上，胡锦涛总书记提出外汇增长比较快的问题，跟我说：思危同志，你们是不是可以研究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针对这个问题我们专门作了研究，并及时提出了建议。

　　南方周末：民建中央在参政议政中，对中央政府的重大决策产生了哪些影响？

　　成思危：过去十年间，影响最显著的提案就是建议发展风险投资事业的提案。1998年九届政协一次会议上，这个提案被大会列为一号提案。由于适应整个形势的要求，中央领导同志高度重视，十几个部委联合落实这个提案，掀起了中国风险投资的热潮。如今，我国风险投资事业已拥有360家风险投资机构、管理资金超过660亿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获得风投资本的国家。又如，两年前，我们提出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被全国政协列为一号提案，相关法律目前已经正式实施了。当然，我们提出的建议有的党派和社会人士也可能提过，但只要能够被采纳，就算是起到作用了。

　　南方周末：推出一个有望对中央决策产生影响的提案或者报告，一般需要多长时间？

　　成思危：不管以什么样的方式参政议政，不管是提案还是报告，都要建立在实地调查和学术研究的基础上。不能光喊几句空话。每个建议的提出都不简单。例如廉租房问题，我们在给中央写报告前后，就与建设部开了三次会。我本人三次都出席了，建设部部长汪光焘出席了两次。2005年，廉租房提案提出后，汪光焘和我们交换意见，我们感到还需要做很多调查研究，我们就专门开了一次研讨会，还派人到美国和德国考察廉租房问题，然后和建设部做第二次交流，形成意见后我给温总理专门写了一个报告。第三次和建设部交流，是讨论如何落实温总理的批示。前前后后，有一年多的时间。

　　慷慨陈词，鞠躬尽瘁

　　南方周末：听说，您在参政议政的时候比较注重倾听普通老百姓的心声，您是怎样听到底层声音的？

　　成思危：我天天都上网。不一定只看网友对我的评论，我可以了解网上人群的动向，并从网友的一些评论中得到启示。

　　我还看人民来信。不少人给我写信，反映社情民意。有的企业退休的同志给我来信说，同样大学毕业，企业退休和机关退休待遇就差很远，他们说，我们不是活不下去，就是咽不下这口气，凭什么都是同班同学，从企业退休的待遇就比政府机关低得多？

　　另外，我每到一个地方都召开民建会员座谈会。我当了11年的民建中央主席，开了几百次座谈会，因为我觉得民建会员反映情况可能会真实一些。

　　南方周末：参政议政中，您曾经写过一句话：慷慨陈词，岂能皆如人意；鞠躬尽瘁，但求无愧我心。这是您自己的原创吗？

　　成思危：岂能皆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不是我的原创，这是徐悲鸿曾经用过的，我不知道是不是他的原创。但慷慨陈词和鞠躬尽瘁，是我加上去的。我扩充这句话，用它来鼓励自己，无论是著书演说，还是建言献策，或者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履行职责，都以这句话鞭策自己。

　　我讲话，往往是和潮流不一样。熊市的时候，我让大家以坚定的工作恢复股市的本色，股市太热的时候，我又讲要注意泡沫。大家强调效率的时候我讲公平，大家过分讲公平的时候我又强调效率。不哗众取宠，不迎合潮流，在一定程度上要有勇气，我只能“但求无愧我心”。不要想你讲话人家都满意，总有不满意的。

　　比较而言，我更喜欢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思想境界要更高一些。

　　南方周末：您曾说过，参政议政过程中，应该“识大体，顾大局，有作为”。这话怎么讲？

　　成思危：讲话，要讲真话讲实话，但也要看场合，看对象，例如在内部讲话就可以讲得更尖锐一些，而在公开场合讲话，表达同样的观点，用的语言就可能不一样。这就叫顾全大局。但是你的主要观点不能变化，不迎合他人，不哗众取宠，这是一个学者基本的道德。

　　南方周末：回顾您参政议政之路，您认为您的父亲、著名报人成舍我，有没有影响到您参政议政的风格？

　　成思危：父亲一生自强不息，刚直不屈，爱国不渝，情深不移，对我的影响是不容置疑的。比如，我一直强调多说真话实话，少说空话套话，不说大话假话，我觉得这是一个学者从政的基本理念。当然空话套话一点儿不说可能不现实，但是说了没用，多说真话实话，我确实是本着这样的原则做的。

　　父亲在我12岁的时候，写了“自强不息”四个字送给我。我对自强不息的解释，就是顺境时不懈怠，逆境时不沉沦。这才是真正的自强不息。“文革”期间，我受了委屈，身处逆境，但我不愿意沉沦，学了好几门外语。烧锅炉的时候，我学了锅炉学，我不愿沉沦，相信总有一天还会有用。但是顺境的时候不懈怠，我认为更难。说实话，像我这个年岁，不学习也照样可以凭经验当领导。我做了十年副委员长，从来没去过北戴河度假。节假日、晚上和周末还要学习和写作。这就是不懈怠，这也是自强不息。

　　退下是高兴的事情

　　南方周末：过两天，您就要卸下繁重的政务，离开参政议政的政治舞台，此时此刻，您愉快么？

　　成思危：15日就要离开了。15日就要选出新的副委员长。官员是暂时的，学者是永恒的。所以从学界出来再回到学界，对我来说没有任何失落感。我现在退出来回到学术工作中，对我来说是很自然的事情，某种程度是很高兴的事情。

　　南方周末：我是否可以用如释重负这个词，来描绘您此时此刻的心情？

　　成思危：人生有两个阶段，一个阶段要做你必须做的事，坚守你的责任，比如你当了人大副委员长，你就不能不管工作纯粹搞学术。退下来，就可以转入另一个阶段，做我喜欢做的事情。搞学术研究是我的爱好，我愿意重新回到学术工作中。所以，我有一种从做我必须要做的事，转向做我喜欢做的事的喜悦。从这一点说，可以说是如释重负。把我从职务的责任中解脱出来。但是对社会，我还有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只是不同于职务给我的压力。

　　南方周末：16岁那年，您提着一个包，离开香港回到内地，回头想想，究竟是什么力量鼓舞你做出这样的选择？

　　成思危：你们没有生活在那个时代，那个时代是中国一个大转折的时代，当时很多年轻人，不单我，都对新中国充满希望，都心怀理想，离开家庭，来到内地，这是当时的潮流。我当时在香港上了进步的学校，受到左翼作家巴金等人的影响，就秘密参加了青年团，抱着一种报国的思想回来了。这也许是一种年轻的冲动。

　　南方周末：反观您参政议政之路，您认为，您是一个政治家还是一介报国的书生？

　　成思危：回顾我这一生，有三个转折点。一个转折点是16岁从香港一个人回到了内地，走上报国之路。第二个转折点是1981年到美国改行学经济管理，拓宽了我的专业领域，从科技兴国转向管理兴国。第三个转折点就是1995年参加民建，走上了从政的道路。所以简单地说就这么三个转折点。

　　应该说，我是一个学者型的政治家。我既然从政，就不能脱离政治，我到国外演讲，就要维护国家的利益。在国内立法的时候，也要考虑到政治因素。我是一个政治家，但我曾努力做一个学者型的政治家，要用学术研究来支持我的政治活动。 （来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