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带来的辉煌

　　3.体制带来的辉煌

　　如果不了解阚治东曾经有过的光荣和江湖地位，就难以理解他为何如此隐忍克己。

　　有人把阚治东在工行上海分行信托投资公司的阶段称为他的史前时代；从申银证券到申银和万国合并一年后下课，称为黄金时代；在深圳市创业投资集团公司的时期称为白银时代；而在南方证券以及其后的官司在身的阶段，称为黑铁时代。

　　组织的力量和个人的力量不可同日而语，阚治东在“史前时代”就深明其意。

　　1985年左右，阚治东被团中央选派，赴日研修一年证券。回到上海后，当时工商银行上海分行行长毛应梁正在搞一个信托公司发展证券，阚治东当了副总经理，分管证券和投资。时值1986年，工行上海分行信托投资公司有两个营业部，静安营业部和虹口营业部。

　　那时候信托公司每年5000万利润，2个营业部才20多万利润，是最没有油水的部门。“老总的意思就是有这么个部门，作为对外开放一个窗口就行了。”

　　但阚治东觉得，“这样不行，得改变。”

　　此时社会上已经有了国债买卖，杨百万作为国债买卖的先驱很被推崇。

　　“我想得把这块业务做大做好，要搞就搞大的，个人的力量还是不行。”

　　阚治东让手下黄贵显牵头，搞了个工商银行证券业务信息网，做国债买卖。工行分支机构遍布全国各地，收集信息的时候阚治东发现，外地国债价格比上海价格低，于是就从全国各地买进，然后再卖出。“这样我们就把国债做活了”。

　　这些国债有的就存放在当地，有的运往上海，从银行开出来有价证券货币免检证，由工行的经警大队武装押运，火车、飞机、汽车都运过。这个规模和气势，自然是杨百万难以望其项背的。

　　1986年万国证券和海通证券相继成立，上海人行相继出台很多政策，规定一些业务只能由专业的证券公司做，起初觉得自己有信托公司就够了的工行只好开始筹备成立证券公司。

　　这事让人行知道了，人行说，我们自己这里就有一个申银证券没用，我们与民争利干什么，你们拿过去吧。

　　把工行原来信托公司的证券投资业务注入之后，申银第一步注册资本金3000万，实际运营资金1亿多。

　　第一年申银净利润500万，第二年盈利2500万，第三年12500万，每年利润都翻番，实际利润还远远大于账面利润。

　　随后申银万国增资到6.6亿。1995年“3·27事件”爆发，万国证券亏损13亿元。1996年申银和万国合并后，万国账面资本金不变，二者合并资本金达到13.2亿。半年后，申银万国盈利6亿元。

　　20年前的事对很多人来说已经很久远了，对阚治东来说却恍如昨天。得意瞬间从扬起的眉间迸发出来，他下颌抬起，翘起的脚尖摇了几摇。

　　此时的他，罕有的磨砺早已洗去了浮华。就在几分钟之前，阚治东刚刚让手下人把在酒店定的豪华套间调换成普通标准间。

　　申银和万国合并带给阚治东如日中天的地位，许多人认为，阚治东是“赶上了”。

　　对于这段历史，阚治东说，为解决万国问题，当年市政府希望几个国企接手万国，但是谁都不敢碰。“我主动向市政府提议申银和万国合并。”

　　“这事至今没有几个人知道。‘3·27’之后万国有十几亿窟窿，申银当时的盈利能力很强，这包袱我们背得起。”

　　虽然每一个网点按净资产算不过是几百万。但是阚治东认为，一个好的网点一年将赚到几千万的利润。当时每新设一个营业部都需要监管部门批准，“很麻烦”。

　　合并后申银吸纳了老万国证券40几个营业网点作为自己原有的50多个营业网点的扩展，“至今申万的营业部网点格局还是当年我在的时候布设的。”

　　从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到此后的申银万国证券，阚治东写下了中国证券市场发展史上的许多第一，十几年后的他仍然津津乐道：主承销第一只A股，第一只B股，发行第一张金融债券，第一张企业短期融资券，设立第一个证券交易柜台，参与发起设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率先开办境外证券业务，编制了国内第一个股票指数和全国第一份股票年报等等。

　　这一切，确立了申银万国证券公司在证券市场龙头老大的地位，阚治东也出任中国证券业协会第一届常务理事，上海证券业协会第一任会长，上海证券交易所第一理事会副理事长，深圳证券交易所理事等职，是全国唯一一个在两个交易所都担任理事的证券公司负责人。

　　阚治东黄金时代在1997年戛然而止。在随后开始的白银时代，政府的力量仍然是他成功的基础。

　　离开申银万国两年后，阚治东受深圳市主管金融的副市长庄心一之邀，到深圳掌管深圳创新科技投资公司。

　　就在这时上海市打算成立国有资产经营公司，这家公司“层次高，资金运作量大”，上海方面认为，是一项非常适合阚治东的工作。

　　阚治东决定接受上海市方面安排，但庄心一不容推辞，让阚治东立即飞往深圳，马上进入工作状态。此后阚治东的职业生涯和深圳紧紧联系在一起，直到2003年12月辞去南方证券总裁职务。

　　1999年7月阚治东来到深圳，当年8月26日完成公司筹备。“当时我也不懂什么叫风险投资、创新投资，哇，他们给我讲的那个复杂。后来我不管这些了，做公司还不会吗？”

　　深圳市政府给了深创投5亿元资本，市政府给深创投“拉郎配”，又找来一些企业出资，募集了2亿元，公司初期注册资本7亿元。经过2年半的发展，创新投资公司注册资本扩大到16亿元人民币，“噼里啪啦投了一大堆企业”。

　　他说，“深创投没有10个亿，在创业板没戏的情况下，根本活不下去。”

　　20岁在北大荒插队时就管1万亩地的阚治东做事喜欢搞规模化，资金得雄厚，“否则那么点钱，抠抠唆唆，怎么做事？”今天他做PE仍然强调这一点。

　　4.务实风格搞创投

　　如果说，选择合作不抵抗，是从“做事”出发所必须的务实态度，阚治东的务实特点在做事的风格上也有所体现。

　　在北大荒插队时阚治东还任过科研排排长。“我现在搞创投，精神是在农村就在做的事。”

　　阚治东在科研排用的是“拿来主义”，背着书包，到各个农科所去要种子，在实验田把这些种子种下去，进行比较之后，把长得好的再种到大田里去。

　　“当时一位很有影响力的记者，来了看我这样搞很生气，他希望我们搞一些嫁接育苗那样的科研活动，我心里想，这要搞到猴年马月去了，没有十来年搞不出来。再说我们也不具备育种的条件，那得海南那样的自然环境才行呢。”20岁的阚治东没有跟随别人的主意，坚持自己的做法。

　　收获后，别人到粮食站卖粮食，一毛钱一斤，“我卖5毛钱一斤，因为我卖的是种子”。

　　这种务实的作风贯穿了阚治东整个职业生涯，20多年以后他在深创投搞风险投资，仍然不肯从孵化器开始培育项目，一定要把资金投向已经产生一定效益的项目，和一些主流的风险投资理论家在理念上产生很大的分歧。

　　在创业板未能推出，全国创投公司纷纷死亡的情况，深创投实现连续三年盈利纪录，累计实现利润2.5亿元。这与掌门人阚治东的作风密切相关。

　　“我和主流观点最大的分歧在哪里？他们认为，要做真正的创业投资，就是从种子孵化器开始。在实验室里已经初步形成项目，让我重点搞这些项目。”

　　阚治东则认为孵化器项目，必须是政府投入大量资金，不讲究回报的。因为从实验室到商用，这中间的过程是非常漫长的，失败率也极高。比如说太阳能电池，90年代初就已经出现了，今年已经到了2008年了，还没有做到批量生产。

　　阚治东认为，“我们中国刚搞创业投资，不要搞很多的失败案例，这样很多人就缩手缩脚不敢进了。”当时深创投找的项目基本上都是中段的，企业基本形成，已经有一定的量产，而且已经形成一定的效益。

　　“我就想到我当年在农村种地，种粮食和种种子的问题。到底是自己搞嫁接母本副本什么的培育种子，还是我把人家科研站的种子拿过来，我在这里搞筛选的问题。”

　　“实践证明，做什么事一定要务实，要结合中国实际情况。”

　　理念的差别，用闲置资金打新股、买卖国债，引得闲言碎语纷纷：“阚治东干的不是真正的创投”，直到现在，这种说法仍有耳闻。

　　阚治东说，至今深创投的发展也没有跳出他“三段论”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