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为何转会PE

　　那些红极一时的人选，怎么如此密集地进入这个行业

　　杨静

　　趋势仍在延续。从2005年开始，一个人群开始浮现：越来越多的中国创业家、投资银行家、职业经理人投身PE(Private Equity，私募股权投资，以下简称PE)领域。

　　“人有很多共性，在华尔街吸引银行家、企业家做的事在中国也同样会发生。”已经成为TPG(Texas Pacific Group，德州太平洋)合伙人的王兟说。出现在中国的“转会”PE潮只是延续了华尔街的潮流。2003年郭士纳加盟凯雷，杰克·韦尔奇退休后兼任凯雷、Dublier&Rice高级董事。这几个个案的背后是许多叱咤风云的商业精英纷纷转身PE。

　　华尔街的这轮转会热潮，起于2003年后PE在美国的重新焕发生命力。在中国，也是基于从2005年开始大量PE基金进入亚洲。“如果晚到一步，就会失去交易时机。如果步步皆晚，就永远抓不住中国概念。”业内人士指出，PE机构需要“不惜一切去找到专业的人帮他们发现新项目、投资好项目”。

　　在国际顶级PE确立中国战略之后，他们开始了“圈人”计划。KKR(Kohlberg Kravis Roberts)高调进入中国内地市场后，宣布同时聘请汇丰控股前任主席庞约翰、联想控股有限公司总裁柳传志以及中国网通前CEO田溯宁为公司资深顾问。另一家PE大佬黑石集团(The Blackstone Group)则聘请中国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前司长梁锦松为高级执行董事及中国区主席。TPG则延揽了王兟和原联想集团CFO马雪征。

　　当郭士纳加盟凯雷后，曾经有记者问他：是否怀念以前管理公司的日子？郭士纳的回答是“一点也不”。在国外，PE具有双重吸引力：金钱和自由。中国人刚刚开始感受到其中好处。

　　从宝马、奔驰到劳斯莱斯

　　比PE公司早一步进入中国、亚洲的投行，成了被挖角的“重灾区”。仅以摩根大通为例，其中国投资银行业务联席负责人孟亮去了萧氏企业(D.E.Shaw & Co.)，担任其中华区CEO。时隔一段时间后，摩根大通原亚太区主席兼行政总裁白瑞甫(Ralph Parks)以及摩根大通大中华区运营委员会主席和中国区投资银行业务主管一起被橡树资本管理有限公司(Oaktree Capital Management, LLC)“笼络”。

　　摩根大通熟悉孟亮的人评价他的离去：34岁就已经做到了国际知名投资银行董事总经理、投资银行部负责人，这个年纪的他需要的是挑战。

　　“我在摩根士丹利工作超过10年时间，应该说该得到的都得到了，对于摩根士丹利我没有什么好抱怨的。中国公司几个具有标志意义的IPO项目我都参加了，我也在想：在这个行业里再做下去又能怎么样呢？”现任贝恩资本(Bain Capital)中国业务负责人的竺稼说，“不如去新的领域试一试。”于是，这位摩根士丹利前任亚洲董事总经理兼中国区CEO和其前任，摩根士丹利前任董事总经理兼亚洲投资部联系主管刘海峰都选择了离开，前者去了贝恩，而后者加盟KKR。

　　这几乎是所有投行精英转身PE的原因。

　　对于他们而言，“PE是个人的最高选择”。如果摩根士丹利、高盛是宝马、奔驰，那么KKR则是劳斯莱斯。KKR创始人亨利·克拉维斯被称为“Henry King”(亨利王)。

　　而挖他们的PE机构，则意在借力他们“在中国的人脉资源”，这对有意于开拓中国市场的PE机构来说，非常重要。这些前期进入中国的投行精英，比这些后来者更了解中国。

　　2004年2月24日，竺稼以摩根士丹利中国CEO身份公开亮相。这之前作为摩根士丹利中国业务的关键人员，他参与过中海集装箱运输(2866.HK)、中国蒙牛乳业(2319.HK)、中国电信(0728.HK)等一批大型企业的海外IPO(首次公开发行)，并在多个并购项目上担任顾问。他在国内有非常深厚的人脉基础。

　　这位美国康奈尔大学法学院的毕业生，“直率而专业”。在担任摩根士丹利中国区CEO期间，竺稼除继续参与投资银行的业务外，还同时统筹该集团在中国的整体业务发展，包括固定收益、直接投资以及QFII。期间他还寻找过在中国开展基金管理业务、与中国银行合作发行信用卡的可能途径，以及以某种方式直接做中国业务的平台。

　　企业家走“私”

　　黯然辞别UT斯达康总裁之位大半年之后，吴鹰步柳传志、田溯宁、丁健等人之后也做起了PE。2008年年初，吴鹰复出并宣布加盟和利投资集团(CTC)，任该集团的资深合伙人。这位曾经创造了小灵通神话的“大胡子”，在回答母亲对其新职业的询问时说，“希望能帮助企业做大，比UT还要大、还要成功。”

　　他所推广的小灵通曾经在2003年前后大受欢迎，当时这种像BP机一样的过渡性产品因为话费低廉且可以移动使用而在中国迅速铺开。当年就为UT斯达康带来了19.65亿美元的收入。但是随着3G逐渐临近、移动与联通也相继下调资费，小灵通渐渐式微。2005年UT收入锐减30%并开始亏损，市值缩水九成。到了2007年UT的小灵通业务收入由于移动资费进一步下降而再次迅速下滑，而已经花费该公司10亿美元的IPTV尚不成熟。利润缩水、大幅裁员、股价下跌等矛盾使得吴鹰最终与董事会分道扬镳。

　　在离开UT之后，吴鹰需要重新选择前进道路。“但是如果再去做哪家公司的CEO，也就那么回事了。”业内人士说，就像田溯宁，创办了亚信和网通之后，“肯定有点曾经沧海难为水的感觉”。投身PE则“可以纵览各个国家、各个行业以及各个公司的商业全貌”。

　　田溯宁在离开网通之后，以中国宽带基金(CBC)为平台做起了PE。这位“宽带”先生先是中国互联网的先行者，后来又成为运用国际资本介入中国电信产业的第一人，直至管理国有电信运营，“每一步都是在延续他的宽带理想”，也包括设立CBC。

　　转身PE或许是命中注定。早在2001年，“小网通”向高盛、新闻集团等私募2.5亿美元之后，“就一直有很多国外基金找上门来”，谈做PE基金的想法。到2006年3月，电讯盈科公告向设在开曼群岛的CBC投入5000万美元，而此时CBC已经完成了向中信资本、新闻集团、电讯盈科、网通、WPP等在内、规模达2亿美元的第一轮融资。

　　比上述两位更早“转型”的柳传志谈到做PE的原因时说，“感觉自己对管理上有心得，对选人挑人上有心得，实际上是想把这些心得结合起来，能够更宽地施展开。”而投资是一种很好的方式。吴鹰也说，“能把我以前的经验和资源整合在一起，同时把自己的一些教训跟企业家分享，如果能帮助这个企业做大做好，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这些转身做PE的企业家，不仅对投资有丰富的经验和独到的判断，比大多数CEO更深谙资本之道，而且远比一般的财务投资人更懂得运作一个公司。

　　而这些人与资本市场、政府关系普遍深厚。“比如在跟资本市场打交道中，与上市公司、运营商、客户建立了关系；在小灵通业务发展中，与政府打了很多交道，有了很深的积累。”吴鹰说。

　　老VC再创业

　　时间仅隔了1个月。2007年11月，东方富海创业投资企业在深圳成立。这家当时全国最大的合伙制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注册资本高达9亿人民币。在此之前的2007年10月，奥锐万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在上海成立，其首期5亿人民币的资金主要来自吉兴集团、徐州维维、沈阳明华、常州上上电缆、广东骏发贸易、北京兆丰汇金这6家民营企业。

　　两件事情看起来似乎并没有什么联系，但是凑巧的是，奥锐万嘉的董事长阚治东以及东方富海的董事长陈玮恰恰是深圳创新投资集团前后两位董事长。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深创投都是国内政府背景的VC(Venture Capital，风险投资)机构中规模最大的一个。

　　老VC再创业，做起了“中国土鳖式PE”。背后，是2007年6月1日修改后的《公司法》开始实施，有限合伙制被承认合法。而在2005年PE在国内重新热起来后产生的财富效应，吸引了大批民间资本跃跃欲试地想进入这个领域。在政策和市场的双重推动下，本土PE如同“小蝴蝶”般破茧而出。

　　从体制内到体制外，阚治东指出了国有投资公司的弊端：人员臃肿，机构庞杂，决策拖延。在管理上有很多僵化教条，每个投资的项目要报国资委，每个退出的项目也要报国资委。“国有投资公司的许多项目都不是一次决定的，要好几个来回。”

　　对此阚治东深有体会，他介绍，奥锐万嘉脱出了国有投资机构的制度制约。一个项目在尽职调查之后，会形成一个投资建议书，提交到投资委员会通过之后再发给每个董事，多数董事签字通过之后就可以实施投资。以顺风光电为例，“几个董事当场就签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