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芳：张茵究竟错在哪里

　　如果这场讨论仍然只能停留在道德是非与阶层对立的层面，对于整个制度安排的改革动力就会欠缺

　　薛芳

　　理性诉求还是情绪出口？

　　3月13日，身处舆论风暴中心的张茵宣称，“再也不说了，大家都是拥护国家的”，“这就像我们跟父母的相处一样，我们永远不能跟父母斗，这块土地是养育你的，父母的原则定了，但是你可以提建议。至于提完建议后怎么样，这由父母决定。”尽管她强调了自己的平静和坦荡，语气中却还是表露了之前少有的温婉和煽情。

　　玖龙纸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张茵，今年作为连任的全国政协委员向大会提出了3份提案，“取消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降低富人税负”、“对企业进口环保设备给免税过渡期”。

　　张茵的这三份提案，在3月4日遭到了来自教育界的一位女委员提出质疑后，一时间坊间哗然，张茵被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挺张派认为张茵代表自己集团争取利益，天经地义，无可厚非，而倒张派认为，张茵作为一个政协委员，不应该只代表自己所处集团的利益。

　　此次轩然大波的焦点为：提案本身的对错被放在了一边，公众质疑的重心放在了张茵有没有兼济天下的道德情怀。

　　如果把张茵议案事件放入改革开放30年的大背景中，得出的结论便会截然不同：这是政治经济改革到了一定阶段的中国，穷人和富人对自己生存现状都不甚满意的深层次矛盾外化的一个缩影。

　　作为张茵本人，1990年奔赴美国创业，外界评价其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女白手起家者，财富270亿元。其企业玖龙纸业构筑的产业链是以低廉的价格在美国收购废纸；以低廉的运费运到中国；再利用大陆土地、能源、人力方面的优势，以低廉的成本生产出紧俏的高档纸制品。

　　由此可以看出，张茵之所以能发家致富，成为富人，在于她成功地利用了两个低字，美国采购原料的低成本和中国人力的低成本，造纸业是劳动密集型企业。而此次《劳动法》“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一条，掐住了造纸业或者说是劳动密集型企业低廉人力成本的命门。

　　还是以张茵女士的企业为例，她在广州、江苏都有工厂。在江苏，据测算，新的《劳动合同法》实施后，企业每年为每个员工多支付6214元，按照南京市最低工资850元计算，企业的劳动力成本上涨了61%。

　　当然，面临劳动力成本上涨的不只是张茵的企业一家。而且，按照张茵的说法，玖龙并不算是劳动密集型的企业，“ 我们一台造纸机年产是50万吨，一个班不到20个人”。所以，劳动合同法对她的企业影响并不大。她是希望《劳动合同法》在实施的过程中考虑到一些中小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困难。

　　张茵的表达不像是情绪化的反应。对于省工会副主席孔祥鸿“同上电视PK”的邀请，她只是表示，“公司就要公布年报，两会结束后我就得到全球各地去路演。”她还强调，“正是由于对这个行业比较了解，我才提出了关于完善《劳动合同法》的建议，至于国家是否采纳，肯定会深思熟虑后才作出决定。我对教育卫生就不了解，总不能让我提这方面的建议吧。”

　　事实上，据媒体报道，玖龙纸业有限公司所在地广东，短期间内已经出现大量的企业关闭或外迁的事件，在今年两会，对《劳动合同法》提出异议的也不仅是张茵一个人。但她的声音被放大了，她的提案成为劳动合同法实施以来各方情绪表达和利益博弈的一个出口。

　　超越简单的话语冲突

　　对此，茅于轼先生在接受某媒体采访时表示，“劳动力成本低廉是中国的比较优势的说法，只是从生产力角度而言，在我看来这正好是中国的劣势。试问，发展生产力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改善人的生活，提高人的生活水平，如果为了提高产业竞争力，刻意压低工人工资，则是本末倒置。”

　　至于张茵最引发争议的降低富人个人所得税的问题，茅于轼先生认为，“个人所得税累计税，并不是越高越好，也不是越低越好。对于目前45%是高是低，降到30%，究竟是不是合理，还需要进行严格的论证。”

　　“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是自愿缴纳，与成千上万的月入10万元的富人比起来，税务机关的人力相对就少得可怜。究竟我国的税务部门能够保证多么高的纳税率呢？这种情况下，就会形成新的不公平，老实纳税的人交纳了高额的税金，而那些逃税的人则得到了巨额的奖励，这样逃税的人会越来越多，导致政府实际的税收减少。”茅于轼先生如此阐述。

　　顺着张茵女士和茅先生的逻辑往下想：既然企业承担了日益加重的劳动力成本，富人的税负也很重，为什么工人的福利和保障依然微薄？这里除了企业家/富人的问题，相关的社会保障体系以及财政再分配制度是否也有相应责任？这一些，或者只有超出这种贫富对立的思维才可能看清。在改革进展了30年的今天，如果这场讨论仍然只能停留在道德与阶层对立的层面，对于整个制度安排的改革动力就会欠缺。

　　比如，张茵三条提案，被民众喻为“脑残”，在这种批评中，依然可以看到没有话语权的“弱势群体”对有话语权的 “强势群体”的一种对抗和对立的心态。当然，这种对抗既源于底层社会的普遍不满，也源于会场上的一些垄断性话语的霸道。一些不珍惜自己利益表达机会的强势话语者，在某种程度上也推动这种话语冲突。

　　比如3月5日，身为北京某房地产公司老总的穆麒茹委员接受某媒体采访时表示，她去年曾提交一个“谨慎对待城市危改房拆迁，防止个别市民阻碍城市改造进程”的提案，原本以为会被领导们批成一张大花脸，没想到竟然获得了优秀提案。并感慨，“这让我深刻地体会到，参政议政需要政协委员们讲真话、讲实话。”而在同一天的另外一个报道中，政协委员穆麒茹称“钉子户”导致房价上涨。

　　穆委员的一句“‘钉子户’为了他个人的利益，损害了包括开发商在内的多数人的利益！”将所有钉子户的利益诉求斥为非理性，只会让民众更强烈地体味到被剥夺感。穆委员再一次刺激了社会极其敏感的神经。因此有网友打比方，按照穆委员的逻辑，那么强奸行为的发生，是由于女子不顺从造成的。这显然是一种荒诞无比的逻辑推理。在这里，理性的利益诉求，变成脱离了现实支持的一厢情愿和匪夷所思的话语和权力。

　　反之，有了“话语权”的强势群体，在公共讨论中也需要多一点点智能和经验，比如通过对企业的实际调查，用利润、成本、收益等数据对“企业不愿意承担更多用工成本是基于生存压力”、“企业在排污上尽了最大努力，已经无力可支”进行详述，而不是简单的情感表达。

　　草根如何诉求？

　　而深层次的原因，则是目前从制度安排上、委员比例上、阶层力量上分布的不均衡，导致了没有话语权的“弱势群体 ”，只能扛起道德大旗，来质疑有话语权的强势群体。

　　我们看到，相比前几届两会，此次两会在阶层力量对比上有一些变化，一线工人代表比上届增加一倍以上，与此相对应的是“官员代表”的比例锐减：省级政府官员代表比例减少了三分之一。基层农民代表比上届增长七成以上，三位以农民工身份当选的代表则是首次进入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但是草根阶层跟精英阶层的人数比起来，还是处于明显弱势。

　　他们的议案，虽然受到了关注，但是还是淹没在了许多涉及国计民生的议案河流中。一位叫马文芳的村医代表表示要在人代会上“继续为农民说实话，为中国农民的健康说实话”；云南一对农民夫妇同上两会，同呼共盼“给我们农民设个节” ；一位叫王洪军的工人代表盼社会崇尚劳动，坦言一线工人得到尊重还不够多；一位来自基层医院的代表称要尽可能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而一些言辞激烈的人甚至质疑三位农民工代表究竟代表谁的利益。不管是因为参政议政能力欠缺，还是利益诉求表达的不足，目前弱势话语的呈现还是远远不足。

　　而根据新华网消息，前不久，包括种粮大户、山村教师、养猪大户、煤矿工人、下岗再就业人员、农民工、社区医生等在内的10多位“草根”代表被温家宝总理请进中南海，就《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发表意见和建议。这已是中南海第二年举行类似的基层民众座谈会。

　　10多名被邀请进中南海的草根和没有进入中南海的草根代表，他们的议案展示出来的只是一种意愿和希望，这些愿望的达成，能否解决长久以来民众对整个社会不公平衍生出来的不满，则是更多民众——包括穷人和富人——的共同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