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3计划”首席科学家徐至展：激情点亮岁月

　　大型电视专栏《走近他们》第一百四十二期《徐至展：激情点亮的岁月》

　　播出时间 2008年3月1日

　　被访问者：徐至展

　　访问者： 骆新

　　今年已近七十岁的徐至展院士，依旧每天精神矍铄地走向他钟爱的实验室。在中科院上海光机研究所，他已经工作了整整41年。在激光物理、现代光学和等离子体物理领域的研究中，都取得了重大的创新结果。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现任所学术委员会主任，国家“973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

　　骆新：徐老师是常州人？

　　徐至展：常州人。

　　骆新：您的中学特别有名，是常州中学的。

　　徐至展：江苏省常州中学，也算江南一个名校吧。

　　骆新：出了很多名人？

　　徐至展：对。包括我们党的早期领导人，瞿秋白、张太雷，还有钱穆。

　　骆新：还有刘半农。

　　徐至展：刘半农，刘天华，吕叔湘等。

　　骆新：您觉得这个学校给您的身上，留下的最深刻的烙印是什么？

　　徐至展：最深刻的烙印就是，我在那个时候中学里面，既要学习优秀，又要体魄健全。所以我那时候对锻炼很重视的，每天早晨出来练抛石锁。当时立志要做一个物理学家，有贡献于科学事业，于国家。

　　中学毕业后，徐至展被保送到了南京航空学院。但他还是念念不忘做一个物理学家。结果转到了复旦大学物理系，圆了他的青春之梦。

　　骆新：等于说您后来成为王竹溪的学生，是因为后来您考入北大？

　　徐至展：我是复旦毕业以后考北大，1962年考了北大的研究生。王先生在整个物理学当中，理论物理学当中，是比较有名的学者。

　　骆新：他是一个很著名的物理学家，说杨振宁是他的学生？

　　徐至展：杨振宁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在西南联大的时候，是王先生的研究生，王先生是他的导师。所以杨振宁先生在很多次都提到，王竹溪对他的进入科学殿堂的引路。

　　骆新：那您觉得找到一个好的导师，导师好在什么地方？

　　徐至展：我进了北京大学以后，王竹溪先生连我在一起，一共有两个研究生。他每一个星期都要花半天时间，来和我们见面，来指导我们。有时，他给我们上课，黑板上用粉笔写，我们两个人坐在下面，一讲就讲三个小时。

　　骆新：有很多现在的研究生总是抱怨，说自己的导师已经很少给他们讲课了，基本就是带着学生把一个课题给做了，你们就去做吧，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讲。

　　徐至展：王先生是给我们指定一些非常经典的参考书籍，规定我们一个礼拜自学一章，然后花半天时间和他讨论一章。当然他也亲自给我们讲一些课，就给两个人，他在黑板上讲。那个时候王先生是52岁，还是正当年，年富力强。所以王先生应该说，他的学识和人品，都是给我很深的影响，很深的影响。我记得我们第一年做学年论文的时候，王先生一个字一个字改，把我那个时候不规范的汉文，都一个一个纠正过来，非常认真负责。

　　骆新：您学完物理以后，选择中科院光机所。是您当时自己选择的，还是被命运给安排的？

　　徐至展：命运给安排的。

　　骆新：那个时候还没有想到自己会和这个现在您所从事的打交道？

　　徐至展：根本没有想到和激光，特别是强激光，和现在所从事的超强超短的激光打交道。

　　骆新：您能不能用稍微通俗一点的语言，比方激光打靶，究竟有什么用？

　　徐至展：比方我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七十年代，从事强激光核聚变，就是两个较轻的原子核聚合成一个较重的原子核，释放巨大的原子能。比如说太阳发光发热，就是来源于核聚变。比方氢弹爆炸也是核聚变。不过我们研究的强激光核聚变，是在实验室里，用强激光技术来引发核聚变，或者说在实验室里引爆一个微型的氢弹。所以在科学上、在国家安全上，对以后解决能源问题，造福人类，都有比较重大的意义。

　　骆新：当时世界上已经有人开始做这样的研究了吗？

　　徐至展：已经有，少数的发达国家已经有。但是我们国家开展得也是比较早的。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叶、中期，我们上海光机所就承担了激光核聚变这样一个重大的科研任务，我就投入到这个领域里面去了。

　　上世纪60年代，美国人梅曼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红宝石激光器，将光科技的开拓和研究推到前沿领域。欣逢其时，激情似火的徐至展正好来到光机所。在此后的10多年里，徐至展和他的同事全身心地投入其中，并获得了突破性进展，在国际上屈指可数。

　　徐至展：1974年，当时在我们国家非常困难的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当时在成都召开了一次全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术会议。我代表上海光机所这个集体去报告了我们核聚变当中取得的突破性成果，以及探索出来的一些科学规律。当时我们做报告连夜写在大白纸上，一张张挂在墙上，一张张抄在白纸上，图啊、文字啊，来讲。

　　骆新：那时候已经有幻灯片了，为什么不用幻灯片呢？

　　徐至展：没有用幻灯片。当时没有想到台下有些我们国家非常著名的科学家，比如王淦昌先生。

　　骆新： 863计划……

　　徐至展：是我们国家核科学里面非常重要的知名的前辈科学家，还有彭桓武，他们都是两弹元勋。听了以后王淦昌先生非常激动，当场提议晚上要专门讨论我的报告，他为我们在这个领域做出来的重要的突破性成果非常高兴。所以当时也给我很大的鼓舞，当时我大概3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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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年，徐至展领衔研制成功“小型化OPCPA超短超强激光装置”，在20平方米的小小光学平台上，迸射出了创国际最高水平的新一代超强超短激光，创造了真正的“全球第一”。因为这一重大成就，徐至展被授予2004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骆新：那您这个项目现在也是受到国家，包括上海很高的评价。您还拿了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这是不是都是集中在您所做的这项工作中？

　　徐至展：主要是开拓新一代超强超短激光，主要是原来强，现在超强，而且超短。时间上是超快的，这种超强超短激光，它的用途，它的前瞻性，它为人类能够提供一个前所未有的全新的手段与极端条件，应该说还是具有前沿性，科学的前沿，应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

　　骆新：有实用性？

　　徐至展：也有实用性。

　　骆新：您获奖的这些，因为每次拿国家进步一等奖，这也是有奖金的，我们特别想知道奖金。

　　徐至展：现在奖金增加了，我已经忘掉了那个时候多少奖金，是十万还是八万 ，一等奖，反正十万量级。

　　骆新：那时候您拿了这个奖金怎么花？

　　徐至展：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到八十年代初，我们获得了一个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一等奖，六路钕玻璃高功率激光装置。我们的奖金分给一百多人，那个单子还有，我是排在第二名，也算主持人之一，三个人。我们分的奖金一般是3元钱、5元钱，或者有1元钱的，有一张清单在那里。

　　骆新：你不觉得干了这么多年，在物质上没有得以体现的科学家，会觉得他精神水平再高 ，可能物质水平同样遇到一些拮据的时候。有很多科学家，至少我所知道的很多科学家，他们甚至开始怀疑，自己从事这项工作究竟有没有意义。

　　徐至展：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当中，我们这一代的知识分子都是很清贫的。记得我们日夜加班的时候，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我们有的时候加班36个小时。我们一家四口，就住在一间房间里面，我们把五尺的床横过来睡，再拼上凳子，夏天，冬天。那时候还是天天加班，天天为科学实验。当然那时代是那时代的观念和那时代的环境，我就不说了。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走下来，即使在这么困难的条件下，我们从来没有忘记我们自己的执著，忘记我们的攀高峰，走过来了，就是这样。

　　骆新：那您觉得科学家要不要设立一个基本的目标？换句话说，科学家应该不应该有一点功利精神？这种功利当然不一定是指钱，也不一定是指官，但是如果科学家缺乏一种动力，比如他说我要解决这个问题以后，哪怕为我自己获得名誉，这也是一种动力。也有些人认为，科学家不应该有这样的想法，应该完全做那种，可能在很多人眼里看起来是无用之学，很多人觉得它们没用，但是科学家我就沉浸在这个地方，我也不求功利，我也不求什么时候可以获得成功。您是属于什么样的人？

　　徐至展：应该看到，现在我们中国是要不断地改善科研工作人员的待遇，生活条件、工作条件，以及提高他们的地位，应该说改革开放以后有一个很大的变化。特别是最近十年以来，有很大的提高，作为自己讲起来的话，我觉得恐怕不是以这样作为科学的动力，这种动力大概也维持不下去。当然做贡献，你说我不从事科研的，我从事别的行当，也可以。但是要几十年，比如我们讲的诺贝尔精神，我有的时候讲，这里面当然是持续不断地、一个接一个地、后人在前人的基础上，创新、求实。另外还有科学家的献身精神，永恒的献身精神，永恒的，永恒很重要。如果你不能坚持不懈，不能不断地攀登，我觉得很难做出很大的造诣。我们也不说大道理，为人民、为国家，知识要报效国家报效人民。但是从几十年通过长期的工作以后，你会对把这些目标融化到自己的惯性里面去。另外你对科学会越来越热爱，越来越有兴趣。虽然是很苦，但是也有乐的一方面，这种价值观、人生观，但是这个东西很难讲清楚，只能说是每个人自己的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