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平民意识视角是其心灵底色

　　我们想报道一个内心深处的龙应台。她告诉我们，要先看她的书。后来我们才知道，1999年，台北市长马英九邀请她出任台北市文化局长的时候，龙应台并未当即应允，而是对马市长冷冷地说，你先看看我的书。“我认真地看了她所有的作品，几经交流她才答应。”马英九后来谈起这件事，笑着说，“也许她认为我孺子可教。”

　　远远望去，她犀利的文章，她轮廓鲜明的面庞，都让人觉得她是不好接近的人。事实却并非如此。

　　像马英九一样，我们也认真地读完了龙应台几乎所有的作品。我们发现，我们想了解的，关于她的所有问题，包括她的成长经历、她的心路历程、她对两岸问题和国际大事的态度，几乎都可以从她的文字中找到答案。

　　但是我们面对的却是一个如此丰富，如此庞杂，如此深刻，如此天真，如此难以一言说尽的龙应台。

　　在书房里秉笔直书，忧国忧民的龙应台；在讲坛上时而壮怀激烈，时而喁喁细语的龙应台；与友人餐聚时往朋友碟中夹菜的龙应台；初为人母时满心喜悦给孩子喂奶的龙应台；一身运动短装、流连菜场巷尾、像一个青春期的女孩一样兴奋地去买花的龙应台。

　　“大男人”的龙应台，“小女人”的龙应台，哪个才是真正的龙应台？

　　本刊记者 黄广明 发自香港

　　母与子

　　“如果安德烈是一个女儿，可能就不会有这本书，有这本书是因为He is too difficult。”龙应台说，“有时我有点哀怨，我要是有个女儿多好。可是安德烈，他可能陪我逛街吗？可能陪我买内衣吗？就像今天，我来之前问他，我穿什么衣服比较好？——我是自取其辱啊，他甩都不甩你。”

　　会场上一片笑声。

　　中年龙应台上身着一件白色开襟绒线衣，下身着黑色绒线裙，一改往日的干练冷峻，显得温婉可亲。22岁的儿子安德烈陪伴在旁，身材高挑，高鼻深目，却有一头黑发，一名欧亚混血的欧洲青年。这是去年深秋的一天，香港大学图书馆，《亲爱的安德烈》新书新闻发布会现场。

　　这本书收录的是2004年至2007年间母子俩的通信，这期间，龙应台多数时间在港台两地，而安德烈主要在德国。说起这些通信的起因，竟是龙应台“哀求”、安德烈“妥协”的结果。1999年，龙应台应台北市长马英九之邀，离开旅居十多年的德国，出任台北市文化局长，这时她的两个儿子一个14岁，一个10岁。出任局长3年，龙应台一天一通电话打给孩子。

　　对龙应台而言，给儿子的电话，除了表达亲情，还有寻求慰藉。文化局长龙应台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还要面临“议会”、民众、媒体方方面面的压力，白天饱受折磨，晚上回家，只能靠读古书和给孩子打电话来缓解。电话多了，难免热脸碰上冷屁股。“他们不知道，电话那头是一个受伤的灵魂，拿起电话很想贴近他，可是他说‘Oh my god，again！’白天受伤了，晚上继续受伤。”

　　龙应台不了解的是，安德烈正在长大成人，再不是她从前“可爱可亲可抱”的安安了。每当周末他与朋友聚会，不断接到母亲打来的电话，然后告诉朋友“这不是女友是妈妈”时，他都会异常尴尬。

　　即使是通话，也都是——“你好吗？”“好啊。”“学校如何？”“没问题。”之后便难以继续下去。

　　“我走近他，他后退；我要跟他谈天，他说，谈什么？我企求地追问，他说，我不是你可爱的安安了，我是我。”

　　“我想和他说话，但是一开口，发现，即使他愿意，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因为，18岁的儿子，已经是一个我不认识的人。他在想什么？他怎么看事情？他在乎什么，不在乎什么？他喜欢什么讨厌什么，他为什么这样做那样做，什么使他尴尬什么使他狂热，我的价值观和他的价值观距离有多远……我一无所知。”

　　莫非就像无数西方的家庭一样，随着子女长大成人，两代人之间便渐行渐远，逐渐陌生？龙应台不甘心。她提出建议，愿不愿意以通信的方式交流两人的思想感情？没想到安德烈同意了，条件是：你不要打那么多电话“骚扰”我。

　　2003年，马英九连任台北市长，要求龙应台再做一届文化局长，文化界要求她留任的呼声也很高，但龙应台却坚辞，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想多留一些时间给孩子。“那时我一天要工作十几个小时，没有周末，没有个人生活。”龙应台说，突然感觉，“会不会你赢得了全世界，但你失去了你的孩子？”

　　龙应台离开得很彻底，辞去官职，离开台湾，到香港高校教书，重归学者作家生活。

　　2004年5月开始，龙应台与安德烈通过电子邮件，有了书信往来。

　　让龙应台始料未及的是，她与18岁的儿子沟通如此艰难，充满了挫折感。“这本书不是亲子书，而是将我的挫折，我的努力展现出来。”

　　安德烈给妈妈写信，“你——身为母亲——能不能理解、受不受得了欧洲18岁青年人的生活方式？能，我就老老实实地告诉你：没错，青春岁月，我们的生活信条就是俗语所说的，‘性，药，摇滚乐’。只有伪君子假道学才会否定这个哲学。”

　　龙应台收信后紧张得要命，“请你告诉我，你信中所说‘性、药、摇滚乐’是现实描述还是抽象隐喻？尽速回信。”

　　“能不能拜托你，不要只跟我谈知识分子的大问题？”安德烈回信给母亲，“生活里还有最凡俗的快乐：‘性、药、摇滚乐’当然是一个隐喻。我想表达的是，生命有很多种乐趣，所谓‘药’，可以是酒精，可以是足球或者任何让你全心投入，尽情燃烧的东西。……‘摇滚乐’不仅只是音乐，它是一种生活方式和品味的总体概念：一种自我解放，不在乎别人的眼光，自由自在的生活，对不可知的敢于探索，对人与人关系的联系加深……”

　　在台湾，曾有记者问安德烈，如果龙应台现在20岁，她可能成为你的女朋友吗？安德烈斩钉截铁地回答，“不可能！”

　　安德烈写信给母亲，“MM，你跟我说话的方式，还是把我当14岁的小孩看待，你完全无法理解我是个21岁的成人。你给我足够的自由，是的，但是……你一边给，一边觉得那是你的‘授权’或‘施予’，你并不觉得那是我本来就有的权利！……你到今天都没法明白：你的儿子不是你的儿子，他是一个完全独立于你的‘别人’！”

　　在安德烈眼中，龙应台并不是一个著名的作家，而是一个与天下所有母亲无异的母亲，温和，关爱，琐碎，甚至有点唠叨。

　　龙应台也意识到两人的差异，“他把写作当作‘玩’，我把写作当‘事’。我们的价值观和生活态度，也出现对比：他有三分玩世不恭，二分黑色幽默，五分的认真；我有八分的认真，二分的知性怀疑。他对我嘲笑有加，我对他认真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