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民意识视角是龙应台心灵底色

　　终于，这种价值观和生活态度的差异在一次对抗中有了最充分最彻底的体现。2007年夏天，安德烈和飞利普都计划到上海来做暑期实习，龙应台也兴高采烈地把自己的研究行程安排到上海。一个做母亲的女人的快乐想象：母子三人共处一室，在上海生活一个月，多幸福。让我来引导你们认识中国，多愉快。

　　但是，现实击碎了龙应台“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和谐”图景。21岁的安德烈说，“我好不容易可以有自己的独立空间，为何又要和妈住一起？”

　　“他说得对，” 18岁的“跟屁虫”飞利普说，“我不要你牵着我的手去认识中国——因为你什么都知道，什么都安排得好好的，但是真正的世界哪里能这样。我要自己去发现中国。”

　　龙应台可怜巴巴地说，“难道，连一个周末都不肯跟我去玩？”两人眼晴都不眨一下，异口同声地说，“妈，你能不能理解：我们要自己出去，自己探索？”

　　无奈之下，到了上海，龙应台只得与安德烈和飞利普分住两处。龙应台说，作为一个母亲，她真的很受伤。她甚至“哀求”儿子——两名德国青年：我尊重你们独立自主的“欧洲价值”，你们能否也照顾一下老妈“注重亲情”的“亚洲价值”？

　　母亲角色让龙应台对儿子心存关爱、呵护甚至“操控”，但作为一名知识分子，龙应台又时刻提醒自己，孩子已成年，有行动的自由。有时候她看到安德烈抽烟，恨不得立即把他的烟抓掉，“但立即你又想，他是一个独立的个人，你有什么资格不让他抽烟。”还有，这次出书在台湾一纸风行，安德烈作为另一作者，可以获得一笔不菲的稿酬。这笔钱是寄存在自己名下，还是现在就交给安德烈？龙应台颇费思量，给安德烈自己吧，怕他乱花，但又凭什么不给他？他是成年人啊。尽管不情愿，她不得不承认儿子日渐独立，渐行渐远。

　　面对二十出头的儿子，龙应台就这样长期生活在一种矛盾之中，与天下所有的母亲没有两样。

　　安德烈一方面有着年轻人的桀骜，一方面又非常清醒。有一天，他对母亲说，“妈，你要清楚接受一个事实，就是，你有一个极其平庸的儿子。”

　　“你哪里‘平庸’了？”龙应台说，“‘平庸’是什么意思？”

　　“我觉得我将来的事业一定比不上你，也比不上爸爸——你们俩都有博士学位。”

　　龙应台看着安德烈，有些惊讶。

　　“我几乎可以确定我不太可能有爸爸的成就，更不可能有你的成就。我可能会变成一个很普通的人，有很普通的学历，很普通的职业，不太有钱，也没有名。一个最最平庸的人。”

　　龙应台后来写信告诉儿子，“对我最重要的，安德烈，不是你有否成就，而是你是否快乐。而在现代的生活架构里，什么样的工作比较可能给你快乐？第一，它给你意义；第二，它给你时间。你的工作是你觉得有意义的，你的工作不绑架你使你成为工作的俘虏，容许你去充分体验生活，你就比较可能是快乐的。至于金钱和名声，哪里是快乐的核心元素呢？假定说，横在你眼前的选择是到华尔街做银行经理或者到动物园做照顾狮子河马的管理员，而你是一个喜欢动物研究的人，我就完全不认为银行经理比较有成就，或者狮子河马的管理员‘平庸’。每天为钱的数字起伏而紧张而斗争，很可能不如每天给大象洗澡，给河马刷牙。”

　　嘉咸街

　　从九龙半岛的尖沙嘴看对面的香港岛，全世界最壮丽的城市景观尽收眼底：一座座璀璨的高楼凭海而起，倚山而上，骄傲地向世人展示着这座城市现代而美丽的风貌。这是香港的名片。但许多人却不知，来到香港岛，深入这些高楼大厦的背后，几步之遥，就会发现许多狭窄的街道，寻常的巷陌，陈旧的楼房，还有，那些占道经营、摆满了水果蔬菜猪肉鲜花的菜场，拥挤逼仄，人声鼎沸，偶尔有衣衫褴褛的老人佝偻着走过，与全世界发达或者欠发达国家地区的市井别无二致。

　　这个深秋的周末午后，龙应台一身精神的运动装，像一名高中女生，在这条充满市井气息的嘉咸街与我们见面。而就在昨天，她还在名流云集的新书发布会上侃侃而谈。

　　前面，是她所批判的中环价值——金钱至上，商业理性，在香港占主流；而这里，是她所钟爱的老街老巷，乡土人情，却日渐萎缩。

　　街道自山腰通往山脚，宽仅容三四人并行，以内地的标准衡量，几乎家家店铺都是占道经营。在这条摩肩接踵的小街上，龙应台穿行于花店、肉铺、菜摊之间，时而与白发苍苍的街坊聊上两句，时而对准旮旯里一只屠宰了的大白猪拍几张照片。

　　在龙应台看来，嘉咸街这样的处所，是千街一面的香港难得的景观。记者想起了去年夏天的香港书展上，龙应台所做的演讲——《香港十个没有打开的抽屉》。

　　嘉咸街，“往里走，可以看到什么？有人。有人代表什么？有生活。有生活代表什么？代表着有记忆，有感情。有感情，有记忆代表什么？有历史。有历史代表什么？有未来。我告诉你这一条短短的嘉咸街有多少故事的可能。”

　　龙应台说，不要小看那些乌七抹黑的建筑，那些建筑都不能除之而后快，重要的是想出一种办法，既把前边的乌七抹黑的楼里边的记忆保留下来，同时也让那个乌七八黑的楼变成一个可爱的东西。她提出了自己的方案：里变外不变。可以改造嘉咸街的地下水、电力系统及消防设施等，外面的人没有理由要求住在北京胡同、上海石库门或者香港老街巷里头的人去过古代的不舒服的生活，但建筑的外部格局不变，要保留它人与人之间相濡以沫的文化生活方式。这样可谓一举两得，既让里头的居民生活有现代的舒适，同时也保留原来的人文肌理，这正是城市魅力之所在。古香古色又十足现代的欧洲，就是这样保护古城古街的。

　　但嘉咸街马上就要被拆了，像内地拆迁一样，理由是它影响香港市容。龙应台愤愤地说，“香港官员没文化，没眼光。”

　　“人本是散乱的珠子，随地乱滚，文化就是那条柔弱又强韧的细丝，将珠子串起来成为社会。而公民社会，因为不倚赖皇权或神权来坚固它的底座，因此，文化便是公民社会最重要的黏合剂。”她在给香港媒体写的“沙湾径25号”专栏文章中写道。

　　对人的关怀

　　“我在写《野火集》时，也在写另一本书《孩子，你慢慢来》，这两本书，一本像刀剑，一本像温柔的羽毛，可是它们的核心东西是，对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的深切的爱，还是一样的东西。”

　　龙应台似乎一直都生存于这种两极当中，而且这两极在她身上如此融洽，她的“大男人”与“小女子”，她的忧国忧民与注重家庭，她怒发冲冠的《野火集》与育儿日记般琐碎的《孩子，你慢慢来》，她于《野火集》在台湾掀起大风大浪时却悄然离台到欧洲育儿，营造自己的安乐窝。

　　龙应台显然已经是一位成功人士，她在寸土寸金的香港住着宽敞的海景房，她的新书发布会可以请来林青霞这样的“family friend”捧场。从社会地位看，龙应台已然跻身社会的高阶，但是，她却没有一点对既得利益的瞻前顾后和高阶层的保守。

　　批判，是龙应台的职业，这个眼里容不得一点沙子的知识分子，走到哪里，就要把火点到哪里，套用一句大陆的谑语，“有问题要批判，没有问题创造问题也要批判”。

　　2000年，龙应台在台湾举办了一个追思被杀害的共产党人的展览，展览开幕后，民众反应热烈，但是攻讦果然如排山倒海而来。龙应台被称为“刽子手”、“加害者”、“文化希特勒”、“共产党的同路人”……

　　龙应台冷眼相对：“我其实只是不相信，人权应该以政治立场来区隔，国民党，民进党，XX党，他妈的党，如果人的尊严不是你的核心价值，如果你容许人权由权力来界定，那么你不过是我唾弃的对象而已。不必吓我。”

　　平民意识和平民视角，是龙应台心灵的底色。在台北成立龙应台文化基金会，开会时，她要求嘉宾坐两边，民众坐中间。“我知道我所谓的文字的影响力，我倒是一点都不觉得骄傲。作为一个难民的女儿，在台湾的穷苦乡下长大，是最底层最底层的人，我有一个自然而然很深沉的关怀，如果这20年，所有的作品要找一个核心的东西，其实就是这个东西，对人的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