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主义：病毒性精神流感

　　民粹主义：病毒性精神流感

　　病毒的名字叫“社会不公”，“流感”的名字叫“民粹主义”。这是一种近代以来几乎在所有国家大规模流行过的病毒性精神流感。病毒的变异性和传染性强，流行面广，易于复发，而且不可能彻底治愈。只要世界上存在着风寒，就会有身体上的流感；只要世界上存在着不公，就会有精神上的流感——民粹主义。

　　差不多所有研究或阐述“民粹主义”的文献都同意，民粹主义是社会科学语汇中最没有精确定义的名词之一，它被用来指涉的政治现象既广且杂。学术界有关民粹的讨论甚多，但是把它当成一个独立学术概念来处理的却很少，主要原因是民粹主义呈现的样貌过于丰富，难以捉摸。

　　英国学者保罗·塔格特(Paul Taggart)在研究了世界范围内大量民粹主义案例和研究资料后得出结论：“民粹主义有一个基本的特性：概念上的尴尬的不确定性。”

　　中国人民大学林红博士在其专著《民粹主义：概念、理论与实证》里认为，“即使已被研究、讨论了100多年，民粹主义至今仍是一个模糊的概念，除了一个大致认可的民粹主义名称之外，人们对它的理解或者缺乏清晰一致的理论框架，或者仅仅是一幅有俄国、美国、拉美等地的历史现象拼凑起来的非常破碎的画面。”

　　也就是说，民粹主义不是一个思想体系，不是一种价值表达，只是一种精神症状。它是社会不公发展到危机水平时，公开发作的社会不满甚至愤恨情绪，越处于社会底层的人，情绪越激烈。

　　英国著名政治哲学家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把这种民粹主义情绪称为“灰姑娘情结”，应该是贴切的，后妈的不公带来了她的不幸、痛苦和愤恨。在民粹主义者看来，所有高高在上的有权者、有产者和有智者都是“后妈”。对于这个或这些“后妈”，一个“灰姑娘”可能会忍受，千百个“灰姑娘”就可能发作。“灰姑娘情绪”一旦发作起来，就会变成“灰姑娘病毒”，爆发民粹主义病毒性精神流感，其典型症状有如下几种：

　　——发烧。这是民粹主义流感的典型症状，发烧容易发疯。从俄国到美国，从拉美到欧洲，发作中的民粹主义运动多多少少都带有某些疯狂性质，有的达到了宗教狂热。俄国民粹主义研究者乌拉姆(Ulam)将“到人民中去”比作一次朝圣；加拿大民粹主义者阿尔哈特把“社会信用”运动当作“十字军运动”来发动。至于民粹主义在美国演变为三K党，在俄罗斯演变为对沙皇的暗杀活动，在当代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地演变为焚烧华人商店，则已经是疯狂的恐怖活动了。

　　——恐高。民粹主义者的“恐高症”有自己的特征：他到不了高处，或者害怕在高处，不埋怨自己，却埋怨世界上为什么有比自己“高”的位置，以及所有在“高”处的东西。有些才情的民粹主义者可能会想到苏轼那几句词：“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

　　在道德化的民粹分子看来，高的东西都不道德，道德只和自己在一起。道德有时像金砂，沉在底层；有时像空气，越高越稀薄。因此，民粹主义有三个表亲和一个孩子：大表姐是空想社会主义，因为它反对所有上层资本精英；二表姐是无政府主义，因为它反对所有上层权力精英；表妹是反智主义，因为它反对所有上层知识精英；当这三者在非宪政民主条件下，与一个赫尔岑式的父亲结婚，生下的孩子通常是暴君。

　　——自恋。学者杨鹏有一次到“乌有之乡”网站举办的一个论坛演讲，听众是三四十个小青年。由于话不投机，他讲一句，底下有人反驳十句，演讲很难进行下去。杨鹏于是问：

　　“在座的结了婚的请举手！”无人举手。“那么……有女朋友的请举手！”稀稀拉拉地举起了两三只手。

　　“原来如此，我今天的演讲到此结束，等你们找到女朋友时我再来讲。”

　　年轻人并非都是愤青，但一个没有结婚，甚至连女朋友也没有的青年人成为愤青的几率非常大，而愤青往往又容易成为民粹主义的后备军。这是因为，第一，缺乏责任感；第二，自恋。这正是所有民粹主义者所具有的基本特征。

　　政治运动中的民粹主义模式是：领袖＋人民。领袖当然是个别自觉的民粹主义者。

　　“到人民中间去！”表面看是朝圣，实际上是把人民当作群氓，要自己去启蒙、发动，自己才是政治圣徒。

　　“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把自己当作种子，人民当作土地，土地不过是让自己开花的工具。

　　20世纪30年代的加拿大民粹主义者阿伯哈特自恋到这种程度，他在广播中宣称，“火星人”来探访加拿大艾伯塔省，受到了他的思想启迪。

　　自恋的民粹主义者与自恋的水仙花不一样，水仙花自恋是孤芳自赏，民粹主义者自恋是要做人民的领袖。这正是民粹主义者自己无法克服的“自恋悖论”：它不承认有任何高于人民的东西，除了他自己。他到人民中间去，绝不是要像一滴水那样，消失在人民的汪洋大海之中；而是要像车轴一样，成为人民辐辏的核心。当民粹主义的表妹，以反智主义者自许的薛涌自我标榜说，他的博客访问量达到1300万时，他自己知道，他就是那1300万网民的肚脐眼，因此他自称“民间意见领袖”。

　　——好斗。民粹主义的思维方式是极端的，心理特征是敌对的，因此，情绪化和非理性，是它的一般精神状态，表现在行为上，就是好斗。由于国家制度和现代化程度的差异，不同国家的民粹主义在好斗性上也有差异，有的动手动脚动刀动枪，有的只动嘴。但同一个国家的同一个时期，在各政治思想派别中，民粹主义者无疑也是最好斗的之一。在中国当下，感染了民粹主义病毒的网民，可以称得上是“网络红卫兵”，他们见到不同意见，就辱骂，恐吓，甚至骚扰，有的还登门围攻。

　　有网友在2月17日上传的一篇题为“从理论到理论——关于茅于轼同意高校涨价”的博客里写道：“我在新浪博客搜索茅于轼，跳出来的第一条是‘茅于轼是狗的BLOG’，第二条是‘日茅于轼的BLOG’，第三条才是他本人的BLOG。再看他博客上的跟帖，是铺天盖地的质疑和谩骂”。

　　民粹主义病毒性精神流感还有许多其他症状，比如多动，善变，梦呓，起哄，等等，因篇幅所限，不再饶舌。

　　中国“新民粹主义”联盟

　　有充分证据表明，中国当下的思想界和舆论界相当严重地感染了民粹主义的病毒性精神流感。这种流感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经过变异和交叉感染，上世纪初在中国流行的俄国来源的旧民粹主义，已经与其他来源的民粹主义联盟结为一种“新民粹主义”。民粹主义的主要神通之一，就是像变色龙一样，善于随环境的变化而改变颜色。

　　根据胡伟希的研究，“五四”运动前后到上世纪30年代，中国曾经流行过三种形态的民粹主义：国粹派民粹主义，无政府民粹主义，“乡建派”民粹主义。此外，还有一种形态的民粹主义，那就是中国共产党党内的左派民粹主义。著名党史专家胡绳于1998年和1999年先后发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世纪之交的回顾和前瞻》，以及《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两篇文章，认为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毛泽东实际上放弃了新民主主义理论，重新捡起了曾经被他丢掉的民粹主义，想从人民公社直接进入共产主义。

　　这四种形态的民粹主义，我称之为中国的“旧民粹主义”，俄国民粹主义是它的父亲，美国民粹主义顶多是个还没有串过门的远方亲戚。四派旧民粹主义的共同之处，是把人类解放的希望首先寄托在农村和农民身上，这也是俄国民粹派的遗传基因。这个基因有三个核心元素：目标是社会主义，天然的社会主义者是本土农民，道路是绕过资本主义。不同的是，国粹派和乡建派是保守和怀旧的，无政府派和党内左派是激进与革命的。

　　有趣的是，革命时期的党内左派民粹主义一再失败；建设时期的党内左派民粹主义却一度成功，成功的标志就是“大跃进”、“共产风”和“文化大革命”。但是一种极端思潮的成功常常导致一个国家的失败，改革前的中国就是这样。改革开放，无疑是对党内旧的左派民粹主义的否定，但伴随着改革进程的深入，一个新的民粹主义联盟，正跃跃欲试，浮出水面。

　　——市场经济导向、退休制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适应了“大锅饭”、“平均主义”和领导职务终身制的人产生了对旧体制和其缔造者的怀旧情绪，这使得党内传统左派民粹主义仍然有市场。《中流》、《阵地》、《真理的追求》、《当代思潮》等，就是这个市场上的几个摊位。有的摊位因为所卖商品的质量问题被市场管理部门关闭，摊主们郁闷之余欣喜地发现了网络市场，于是“毛泽东旗帜”、“乌有之乡”、“左岸会馆”、“共产主义论坛”网站等应运而生。

　　——社会转型带来的都市化趋势和乡村解体，让某些人产生了对传统乡村的怀念，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三农中国》＋贺雪峰等人……，大概可以被看作是以新面貌复活了的梁漱溟乡村建设派民粹主义。

　　——中国迟来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所带来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社会犯罪和道德滑坡，与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步入的“后现代化”所造成的强烈对比，让那些用心，而不是用脑子写作的文学家、评论家们良心不安，“底层”和“现代性”问题成了他们关注的焦点，于是以《天涯》、《读书》(汪晖执梓期间)和《上海文学》为核心，形成了一个松散的反现代性民粹主义派别，核心成员包括汪晖、旷新年、韩毓海等。

　　——恢复高考，尊重知识，干部知识化，出现了高学历、高官位和高收入三位一体，受教育程度低的个人自感处于无力改变自己命运的地位，这种社会心理需求被远在美国的学者薛涌洞悉到了，国内媒体丰富的工作经验告诉他，在高官、高权和高智中，最安全的是反智，于是中国民粹主义的一个支部——反智型民粹主义就在美国挂牌开张了。

　　——国门洞开，由于中国的落后，让西方瞧不起，一部分人崇洋，一部分人仇洋；由于中国的崛起，受西方大国限制，一部分人自卑，一部分人自豪。这种对西方对祖国的爱恨交织情绪，孳生出了一个阵容相当可观的民粹主义派别——民族民粹主义，它广泛存在于文化、政治、军事和国际政治领域中。在文化上，有“传统文化”派，主张“文化民族主义”；在政治上，有主张“政治儒学”的、有主张“天下主义”的，有反对西方民主的；军事上有《超限战》和《大国策》的作者；国际政治上最著名的大概就是张文木了。

　　让人惊奇的是，这五派新民粹主义者比中国的其他思想流派要内聚得多，他们知道自己在一定程度上分享着一个统一立场：“六反三仇三热爱”。具体地说，“六反”是反现代性、反改革、反西方、反市场、反自由、反智；“三仇”是仇富、仇资、仇官；“三热爱”是爱毛、爱苏(包括今天的俄国)、爱“文革”。我不是说，中国所有的新民粹主义者都同意这个立场中的每个主张，而是说，即使他们中的某些人对其中的某个主张不同意，也会同情。这个思潮联盟可以直观地在“乌有之乡”网站链接的“学者个人网站”上看到，我上面提到的大部分学者，在那里都可以找到。

　　有趣的是，中国历史上的旧民粹主义是新的，因为它的主要派别向前看；而中国当下的新民粹主义是旧的，因为它的眼睛向后看，怀旧，是他们共同分享的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