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雨绸缪：加快公平主导型改革

　　春药还是炸药：民粹主义的三种政治形态

　　民粹主义作为被侮辱被损害的个别人对社会不公，以及对其它社会弊端的内心感受，只是隐藏在“灰姑娘”或“窦娥”心里的冤屈；而一旦作为群体意识被动员起来，发展为一种运动，就会变成一种政治工具，这种工具的用途就像菜刀的用途一样广泛，可以用来切菜，协助烹饪美味，也可以用来杀人，成为罪犯的帮凶。关于这层意思，没有比英国学者保罗·塔格特说得更透彻的了：

　　“民粹主义已成为进步的工具，但也是保守的工具；是民主主义的工具，也是独裁者的工具；是左派政党的工具，也是右翼势力的工具。”

　　他没有说明的是，决定民粹主义成为什么工具的，不仅是运用它的政治领袖的个人气质和魅力类型，还有不同的社会政治结构和危机水平。一般来讲，有三种政治形态的民粹主义：选举与修补的民粹主义，操纵与改良的民粹主义，以及革命与暴力的民粹主义。

　　显然，成熟的宪政民主条件下的民粹主义只能是选举与修补的民粹主义。这种民粹主义在现有的代议制民主的框架下运作，影响的至多是政党兴替，领导人更迭，以及政策性修补，不会对现有的政治经济体制造成结构性变革。

　　美国19世纪晚期人民党的民粹主义，20世纪30年代末休伊·朗，60年代乔治·华莱士，以及90年代罗斯·佩罗的民粹主义，都被当作选举的一种策略在加以运用，它对平民利益和直接参与是一种促进，对美国所谓的“强势民主”是一种推动。20世纪30年代加拿大的“社会信用党”民粹主义也是这样。

　　从20世纪70~80年代开始，在西欧先后兴起左、右翼新民粹主义，它所能做的，也只是在政党政治和选举政治的拳击台上，增加几个新的拳击手，以及几种新的拳击技法，或者给“克里斯马”式的领袖人物提供让其兴奋的春药而已。

　　依附性的市场经济和外表的民主政治下的拉丁美洲，其民粹主义则发展出另外一种形态，我称之为“操纵与改良的民粹主义”，这种形态的民粹主义，在政治类型上，是被“人民民主”的外衣包装起来的独裁统治；但在经济上，则是改良主义的，比如，追求民族经济独立，打破半封建的社会经济结构，促进社会公正目标，等等。一般认为，阿根廷的庇隆主义，是这种民粹主义的典型形态，它是经济上的劳工福利主义，政治上的独裁主义。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和俄国，则既没有像样的市场经济，也谈不上外表的民主政治，老大帝国的臣民，突然发现自己的国家被西方列强欺负，自己被暴君、地主老财和资本家欺负，而且无处上诉，只有造反。想以最短的时间超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提前进入人间天堂，就是那个时代中、俄两国民粹主义者的梦想。这种民粹主义，自然是革命与暴力的民粹主义。

　　这就是说，市场经济越不发达，民主政治越不完善的国家，民粹主义越可能不是春药，而是炸药，炸药一旦爆炸，不是炸出暴君，就是炸出暴乱。美国的民粹主义可能是感冒后的一个喷嚏，但对于依然处于二元结构的中国，民粹主义一旦爆发为运动，就不仅仅是洪灾、非典或者雪灾……

　　未雨绸缪：加快公平主导型改革

　　民粹主义作为一种群体性精神流感，虽然诱发它的因素很多，但受感染的主要病毒是“社会不公”，传播它的主要机制是“社会危机”。感冒虽然不好，但感染了病毒却不会发烧，更不好。从某种意义上说，民粹主义思潮是一种社会意识方面的预警信号，它表明，社会在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分配方面的不公已经接近危机水平，如果不能及时加以调整，逐步深化的危机有可能变成深渊。

　　前25年的中国改革基本上是“效率主导型改革”，这是因为旧体制只要平等不要效率，以至于国民的温饱都成了问题。要前行，你总要迈一条腿，过去迈的是平等那条腿，死活不迈效率这条腿，结果是僵在那儿，像田埂边叉腿站立、守护着“社会主义苗”的稻草人，不吃东西，只喝北风。

　　改革从提高效率开始，用邓小平的话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当然没有错，社会财富像被打开闸门的泉水一样涌流出来。从1978年到2005年，中国的GDP总量增长了10.9倍，人均GDP增长了10.1倍。2006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为26，792亿美元，超过英国居世界第四位。

　　但是，一个正常发展的社会，不仅是一个高效的丰裕社会，也应该是一个和谐的公正社会。无论我们对公正下什么样的定义，某种意义上的平等必定是任何正义或公正定义中必须包含的核心内容。暂且不说“什么是公正”，但至少可以说“什么是不公正”：贫者愈贫，富者愈富肯定是不公正。

　　无庸讳言，效率主导型的市场化改革，既没有保障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也没有保障公民权利的公平分配。尤其是利用手中的权力侵吞国有资产的行为，引起社会舆论的极大反感，有人把这种状况称作“权贵资本主义”，虽然有点愤世嫉俗，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描绘出情况的严重性。正是这种情况，成为培育中国当前各种民粹主义的肥沃土壤。

　　虽然中共十六大以来，决策层高度重视对弱势群体的救助，甚至免除了自古以来天经地义的农业税，但是，离深度解决这个问题还有距离。这是因为：

　　第一，权力支配下运行的市场仍然每天再生产出腐败和不公平。市场像只胃，你吃进去什么，它就消化什么。产权交易是市场行为，但一种性质的产权转变为另一种性质的产权就不是一个纯粹的市场行为了，更可能是市场行为之外的分配行为。被称为“国有资产”的东西，理论上说，国家的每个公民都享有对它的平等支配权，但事实上，对它的支配权却掌握在主管政府部门的主要负责人手里，他有权决定以怎样的价格转让给什么人。在这种情况下，它既可能以最合理的价格转让给最会利用资产的人，也可能以象征性的价格转让给那个使主管官员受益最多的人，这就是所谓的“黑箱分配”。

　　第二，我国目前的政治体制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公民要对国有产权享有平等的支配权，首先要对政府权力享有平等的支配权，因为公民是通过政府去支配国有资产的。

　　要解决这两个问题，必须加快“公平主导型改革”。所谓“公平主导型改革”，有两个方面的含义：首先，要对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进行公正分配；其次，权利平等优先于利益平等。

　　这不是指对利益分配不平等的政策性矫正，而是指对权利分配不平等的体制性矫正。权利公平分配是一个社会的首要正义，有了它，可能没有利益平等，但至少有一半的机会平等；没有它，则肯定没有利益平等，也没有机会平等。

　　权利平等是一项正义原则，也是一项政治体制安排原则。这个原则在制度上的最根本体现就是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所指出的：“必须在实际上确保每一个成年公民都拥有投票权。”这实际上说的就是所谓“民主”。民主最简单的定义就是确保每个成年公民都有投票权。那么，如何“确保”？当然是通过以权力制约为核心的宪政制度来确保。从理论上讲，权利平等与宪政民主互为条件；从操作上讲，有了宪政民主的体制安排才会有真正的权利平等。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没有民主就没有公平。因此，公平主导型的改革，也就是民主化改革。

　　民主化不仅能够在制度上促进社会公正，减少社会患民粹主义流感的可能性，即使患了，也顶多发几天高烧，打几个喷嚏，而不至于演变为革命与暴力。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部高级研究员 吴稼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