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清官

　　◎本刊记者 周丽萍

　　小时候喜欢看戏，每当看到一出伸冤告状的戏，心头就急，寻思着“青天大老爷赶快出来吧”！

　　当然，除了戏曲，还有老人们讲的故事。外婆并不识字，但讲起铁面包青天、九品芝麻官的故事来，却是如数家珍，讲得跌宕起伏，令人如痴如醉。

　　这就是笔者最初的“清官启蒙”。我想，多数国人的“清官意识”，也便是这样熏陶而来的吧。

　　没有舞台戏曲的浓墨重彩和民间故事的口口相授，清官不会像现在这样深入人心、世代风行。原因很简单，在古代社会中，多数民众都不识字，他们是通过语言而不是文字来认知历史的。

　　其实，“清官”称谓本就起于民间。在二十四史中，对好官一般称为“循吏”、“良吏”、“廉吏”。“清官”一词是受宋元民间清官文学的影响，由民间用语转而被吸纳至官方法律文书中的。

　　时光荏苒，时移世易，中国经历了百年来沧桑，许多传统的文化逐渐式微甚至消亡，然而，清官文化却是长兴不衰，尤其在反腐败斗争日益激烈的今天，报刊上在宣传清官，影视剧在热播清官，老百姓也在热切地呼唤清官。

　　为何国人的清官情结如此历久不衰？清官是否是当今廉政建设一剂良药？或许，我们能从历史中寻找一些答案。

　　清官的DNA

　　中国人民的清官梦源远流长，根深蒂固，这令人费解：同样都经历过贪腐专制的黑暗时代，与中国历史上千古传颂的清官文化相比，西方为何没有对“清官”的热切呼唤和顶礼膜拜？笔者认为，是中国的儒家文化孕育了清官文化的基因。草根话语和主流舆论、精英思想在儒家文化中合流，共同孕育了中国人的“清官梦”。

　　历朝历代都有苦读四书五经、饱受儒学熏陶的官员，怀抱修齐治平、忠君爱民的理想，其居官立身之道，以操守廉洁为本。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中国两千多年来都是以儒治国。儒家讲究以德治国，强调个人的道德操守，而“廉”就是传统道德的核心，有句话叫做“非廉无以养德”。

　　儒家又讲“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推崇为政者“廉以洁己”、“慈以爱民”。三国时期，司马懿曾说：“为官长当清、当慎、当勤，修此三者，何患不治乎。”把清廉放在首位，从此，“清廉”成为为官的一种标准。此后各个朝代都大力倡导廉洁刚正吏治文化，大张旗鼓地宣传清官的事迹，并为之立碑建祠让后人缅怀。

　　民众的清官观念又是怎么产生的呢？儒学利用天命观念论证皇帝受命于天、官员“代天牧民”，让老百姓承认并接受“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命运。儒教就是中国人的宗教，礼教纲常就是宗教仪式，朝廷衙门就是庙宇教堂，金銮殿上的皇帝就是神。民众被儒学“洗脑”后，从思想上被阉割了反抗的意识，忍气吞声、逆来顺受。有人说，中国人民是最好的顺民，根源即在此。

　　另一方面，儒学也为天下老百姓构画了一幅贤君良臣、政治清明、官民同乐的乌托邦。让他们相信皇帝没有问题，而是臣子有问题；制度没有问题，而是人有问题。因此，后世的人民起义大多是反贪官不反皇帝，反皇帝也不改制度。明君清官成为民众的精神寄托和心目中的救星，希望在现实的水深火热中，有清官出世来为他们作主。这是弱者心目中的救命稻草，是对现实深重苦难的无奈和逃避。

　　西方则大不同。他们只信仰一个上帝，上帝之下，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在自然状态下，人人都没有凌驾于其他人之上的权利，因此，西方追求的是民主而不是民王，追求个人权利而不是乞求上方恩赐；不寻求救世主，不寄望于圣人出世，不盼望清官作主，而是致力于用法律来管理社会，用制度来规范行为，用监督来约束权力。

　　这或许就是东方盼清官、西方无清官的原因吧。

　　清官为何“第一难”

　　有了清官的种子，是否就能生长出清官的果实？有句话说：“能吏寻常见，公廉第一难”。看煌煌千年史册，有多少清官？正因为物以稀为贵，清官才会那么吃香。

　　这就奇怪了，既然清官是官民同心、万众期待，为什么还那么稀缺？因为再好的思想种子，在恶劣的制度的土壤里，也长不出好的苗子。

　　清官首先是不能搞腐败，这是贪与清的本质区别。但在那个时候，官员要做到不腐败，太难了。因为古代的腐败，是一种制度性腐败。

　　以儒治国，说白了就是人治，家长式的专制统治。被老百姓传颂的“清官”，一般是地方官员或是有过地方任职经历的官员。这是因为地方官与老百姓距离最接近、接触最直接、感受也最深刻。古代地方官行政兼理司法，权力高度集中，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这是一句颠扑不破的真理。

　　按历史学家黄仁宇的说法，中国古代没有数目字管理，财政制度上提供了贪赃的便利。比如“耗羡”制度。古代用白银作为税款上交，银子在兑换、熔铸、运解中会有一定损耗，故征税时有一定附加费，称为“耗羡”或“火耗”，而这是由地方官自行决定征收比例，收了自己用作公务补贴，也不必上交中央，这笔预算外收入，根本就是一笔糊涂账。制度上这么大的窟窿，那还不是“三年清知府，十万白花银”？

　　再有，古代的官员俸禄都不高，特别是明清时期，官员薪水相当之低，甚至达到了生计都难以维持的地步。比如著名的大清官海瑞在当县令之时，就要靠挖野菜才能吃饱，母亲过生买两斤肉都被当作稀罕事传到总督那里。天下第一廉吏于成龙在升任途中，居然要以萝卜充饥，穷得仅有一袭官衣蔽体。这样的境界，令人高山仰止，但也望尘莫及，恐怕很难让大多数人仿效。

　　那些十年寒窗苦读的儒家学子，经科举入仕后，并不都是奔着腐败来的。但环境如此恶劣，手中的权力如此之大，制度的漏洞如此之多，合法的薪水如此之低，慢慢地，批判的武器抵不过武器的批判，理想的光环褪色了，与现实同流合污了。想想也是，在贪腐的制度温床上，指望人人都“坐怀不乱”，太不现实。

　　著名的铁腕反腐皇帝朱元璋杀贪官杀得手发麻，也没有遏制住前腐后继的势头，反倒总结出了一个“新官堕落规律”，可见腐败的惯性之大。官员只老老实实在火耗上吃点拿点，不另外再搞贪污受贿，就算是好官了；像包拯、海瑞那样奉公守纪、纤尘不染的清官，注定只能是异数。

　　何况，清官不止清廉，还要清正，就是明镜高悬，执法如山，这就更不容易了。当然，古代也讲奉公守法，但儒家更讲宗法，重伦理。秦汉及以前好官的标准是行教、清廉、守法，但两汉之后就变成了清、慎、勤，从这里面就可以看出差异来。因此，在当时，煌煌国法抵不过当权者的一句话，得罪了当权者还会招来杀身之祸。西汉清官赵广汉的悲剧就很说明了这点。

　　当时，京兆尹赵广汉调查丞相魏相家中一起奴婢命案，由于丞相极不配合调查，于是，赵只好带领差役进入相府第审问魏相夫人。当时担任国家监察高官的萧望之却上奏皇帝说赵广汉辱没大臣，有违伦理尊卑。结果，秉公执法的赵广汉反而被斩首示众。

　　看来，清官不仅要当苦行僧，一个不小心，还会送命，除了极个别坚毅卓绝之人，谁还愿意做清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