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标志城引发思考：让历史文化褪去功利色彩

　　主题：中国未来城市发展模式研讨会(节录)

　　时间：2008年4月1日

　　地点：亚洲大酒店

　　葛方新(主持人，〈产权市场—中国经济评论〉杂志总策划)：

　　各位专家、各位来宾，大家好！首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葛方新。因为专家大体到齐，我先介绍一下已经来的专家。今天，我们很荣幸地请到了各位专家参加我们的会议，首先是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刘庆柱，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中国人民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张立文，中国社科院财贸所城市与房地产经济研究室刘彦平，中华社会文化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蒋晔，中国房地产文化促进会秘书长陈运高，首都文化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沈望舒，首都师范大学教授陈明,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研究部主任刘建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经济技术研究所副所长张强、研究员张保明等。我们还请了一些首都媒体过来，有《新京报》、《北京晨报》、《中国经济导报》、《21世纪经济报道》、〈北京青年报〉、《中国县域经济报》清华大学的媒体同行们。

　　我介绍一下我们组织这次圆桌会议的背景。

　　在今年的两会期间，有关山东济宁的“中国文化标志城”建设引起了全国的很大反响，各方面都有很多意见。我们策划这次会议不是讨论文化标志城的事，我们想把这个议题延伸。为什么延伸呢？我们从一个新闻记者的角度认识到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在中国目前城市发展中，对历史文化功能的开发倾向性比较严重。各地纷纷把历史文化名人翻来，借文化牌发展城市。当然城市有城市的想法，我们从新闻的角度来看，希望文化能够保持文化的特色，而不被功利化。第二，我们想中国城市发展的立足点在哪里，怎么样才能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培育自己的竞争优势。我觉得这个问题比关注历史文化被一些地方争来争去更有意义。我们怎么正确看待历史文化，同时培育我们的城市竞争力，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引起各界的关注和深入的探讨。无论是文化牌还是其他的支柱产业牌也好，根本目的就是城市如何培植自己的竞争力，这是一个落脚点。所以，今天把各位专家和老师请来，我们就这个问题进行一下研讨。

　　发言的顺序就是按照专家的名单列的，首先请刘庆柱老师发言，大家欢迎。

　　刘庆柱(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开政协期间，3月9号听孙淑义的大会发言，我们当时酝酿的不是针对中华文化城，其实我是搞考古的，觉得应该重视这个东西。我自己感觉这两年来，在文化遗产保护上或者历史文化的保护上走的路不正，有些被作为政绩工程，有些是为了发展经济，这样达不到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目的。对待文化遗产不能搞复古主义。政界把它当作政绩工程，有些领导就愿意做这个，因为这个最容易看在眼里。现在已经到了需要我们警惕的时候了。会上没等到提这个问题的时候，他突然站出来讲这个事，说投资300亿占地300平方公里，要建中华文化标志城。这涉及到今天谈的这个“历史文化因素对城市发展究竟有多重要”的话题，我就想谈谈这个。

　　我觉得历史文化对城市发展究竟有多重要，要看是什么样的城市。如果属于已列入历史名城的第一批那是相当重要，如果对非历史名城来说不是重要的因素。城市建设要尊重城市建设的规律，历史文化因素只有对历史文化名城来说，城市发展要注意照顾保存历史文化遗产和城市发展的关系。保护遗产不是保护先产。去年参加大运河考察的时候，我在杭州有一个发言，针对市委书记王国平提的“把大运河建成法国的塞纳河”的提法。人类不能没有记忆，恢复记忆可以，恢复记忆在于你借鉴和往前走，不要走回头路。现在我觉得恰恰不管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让人民把文化遗产当作现实的东西去发展它。比如唐诗、宋词，有人说我们现在不行，写不了李白、杜甫那样的诗篇。我们永远没有他们写的好，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化，我们要保持那个时代的文化基因。现在我觉得做起来，从最近几年来，自从强调所谓“三个代表”，优秀的历史文化开始，再加上文化搭台等等，各地争名人，陕西祭黄帝陵。其实那个不是真的，就是一个土堆，是一个象征性的东西，我们没必要太追究。这之后河南新郑又搞了黄帝故居，狐狸尾巴比身子大，其实招商是主要的，还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这样就串了味。这次涉及城市建设，一个是西安市，一个是洛阳市，一个是济宁市，我准备举这三个城市的例子。西安我参加过他们的会，原来的市委书记提出要实现西安的四化(国际化、现代化、人文化和生态化)。人文化就是保存历史文化遗产，生态化就是考虑环境问题。我说你人文化作为一个汉唐时期中国最重要都市所在地，你都市遗址都没了，光有一个名字，现在全是高楼大厦，他提了60年的“休克疗法”，以后坏了去一个少一个。可现在的组织部门考核干部，三、五年就挪一挪窝，不挪窝就着急。我说现在这些干部不会打算60年，我参加过规划讨论，包括北京市的规划，上一个领导变一次。现在说保护大雁塔，我说大雁塔现在搞一个喷泉，纯粹是一个游乐场，里面的文化遗产都没了，那是一个朝圣的地方，那是一个静心养性的地方。现在曲江池的管委会班子弄大明宫，唐代皇室的公园，这个公园里不会有高楼大厦的，就和明清时代的故宫和颐和园是两个概念。

　　为什么这样搞呢？很显然，就是为了带动附近的房地产。我在那个地方工作过很长时间--搞发掘，那个地方有一个低洼地，灌水以后成了公园，房地产飙升，成为西安市房地产价最高的地方。他们根据这个经验，现在要搞大明宫，今年我参加了一次论证会，对国外招标，其实中国完全可以干，就和国家大剧院一样，什么东西非要进来，我们当时参加的几个专家，觉得所有的方案都不行。他说入选方案不是真正的施工方案，入选方案一个是10万美元，理念是建3.2平方公里大明宫、政府给出16平方公里土地，只要你把3.2平方公里的人迁出去，我就给你16平方公里的土地让你搞房地产。他就想把这个大明宫搞成一个公园，公园附近的地价就上去了，接着再卖地，搞房地产。

　　意大利、希腊、埃及、印度、日本、韩国他们那些遗址和遗产是怎么保护的？他们搞遗址公园，里面种树，种草皮，但是他不是搞假古董，我们现在是搞假古董。《中国经济评论》杂志现在讨论这个问题非常及时，再不讨论，把那些模式推广，已有的文化遗产真的变成假的了。城市未必能起来，搞的假遗产则一箭双雕。比如连战到西安五星级宾馆好几个，他一去把领导都带去了，有些中央首长也去了，地方官就这样和中央官挂上钩了。

　　现在我觉得像洛阳也是一样，洛阳是我国八大古都之一，建都时间仅次于长安，这个古都也是接水面，筑水坝，然后造大花园，用的是日本那个草皮种植法，用一个垫种绿色草，周围用矮的灌木丛标识出墙，纯粹作为公园了。

　　我不谈其他的城市，我对城市的规划不懂，因为隔行如隔山，属于历史文化的名城，现在这种搞法，历史也丢了，现代的东西也丢了，看现代的不像现代的，看古代的都是假的，真的没有保存。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两天希腊的奥运圣火传递，希腊那个遗址没有顶子只是地基，让你去凭吊，控制时间隧道回到那个时候去。而我们都是高层的，和影视城一样的。

　　谈到未来的城市发展模式。由于历史名城存在着民族和国家的重任，即保留历史信息，保留一个民族的历史，一个国家的历史。这个历史为什么重要呢？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历史像一个人的记忆一样，如果人没有记忆就成植物人了。不可想象一个人没有记忆，如果我不知道说了这句话前面的话说什么，怎么生活？因此，一个民族不能没有历史，没有历史就没有记忆，他的任务就是保存历史记忆和文化遗产。当然保存的同时要结合你的实际，发展你的生产。或者另建新城，不要三、五天想见成效，因为建新城需要时间的，不是三、五年就可以的。洛阳的历史名城也是这个问题，现在是比较普遍性的东西。

　　第三个城市我谈济宁，这次是一个大爆发，那本来有世界遗产和文化遗产，比如附近的泰山和孔庙。他的市长说中国文化标志城为什么搁在那，因为孔孟在那，为什么孔孟就是标志？他说因为中华文化的以汉文化为主的，汉文化的核心是儒家文化。我觉得他只说对了四分之一，因为汉文化的体制是中央集权，文化载体是汉字。它的思想是天人合一的儒家思想，它也是在改变的，它不是一个单单的儒家问题。儒家文化就是汉文化这种说法不对。因此，说中华文化的源头就在那？！孔夫子距现在2500多年，华夏历史5000年，你差了一半呢。

　　我那个会完了以后，腾讯网找我在网站上谈，我跟复旦的葛剑雄先生说，你复都的说法是错误的。中国的都主要是圣都，也有在学术研究上叫辅都的。一个首都的主要功能是政治通知中心、文化礼仪中心、军事指挥中心。你要把最核心的东西--服务于政府的文化礼仪拿掉，你等于把政治台拆了，把政治的灵魂拿走了。至于在中华文化标志城里，搞56个民族，搞多种宗教，把佛教、道教等等从东汉以来的各种宗教都搁在那，56个民族各一平方公里，根本没有这种搞法的。我觉得这纯粹是政绩工程，不是一个旅游工程。到了那地方，人家泰山不登，到你中华文化标志城干什么？

　　这次有人气急败坏地说就是把他饭碗打了也要干到底。我觉得，这个事情一定要严肃一些，对待我们历史要严肃，现在能够说清楚的能够对上文献就是现在夏代以后，夏代以前的都说不清楚。说不清楚不要紧的，学科还有发展，我们的人还有事干的，你不要想一代就搞清楚，就像科学一样，不可能一代人把科学做完了，科学是永无止境的，相对于今天的科学来说，明天的科学就是对你的发展。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有些人在文化视野上，在处理文化、从事发展的问题上，地方官员考虑到政绩问题，卖了地有了钱赶紧做政绩，政绩出来了赶紧升官，把这个制止了，也可能卖地之风就制止了，或者局部的遏制了。

　　山东济宁原先想搞运河之都，我们大运河考察06年5月中旬到的济宁，济宁提出把运河之都搁那，现在论证以后不能搁那。运河之都不够，还变成了中国文化标志城，也就是中国文化之都。这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要不上升这个高度，对党的形象、对政府的形象、对文化历史遗产保护都非常不利。中央政府的文物保护经费前年还不到200个亿，你一个工程300个亿，但是我们批了肯定得900个亿，就和三峡一样。你不是现在钱多了没地方用了，你要是搞公园我不反对，你要是建文化城，无非就是想把领导引来。因为这一级的干部很难搭桥，国家领导到哪都看看风景，有了这个工程，这样他一接待就可以搭桥了。从这个角度我就要堵住这个事，城市发展要面向社会、面向老百姓、尊重城市，古代城市有文化遗产应好好保护，没有文化遗产按照现代化城市要求的理念去做，我想这样对于我们的国家形象、对党的形象、对我们文化遗产都有好处。

　　中华文化第一城中央主要领导批了，但是并没有让你干，批了也需要论证。就是签了名你也不具有权威性，比如我是一个木匠，非要我对医疗事故负责，卫生部让我签署算不算医疗事故，你说我这个签名有什么用？不是院士什么都懂，只是专家，我也是专我这行。为什么城市规划我不敢多谈，当然我参加了论证，论证跟我有关的我发表了观点，跟我没关的我不发表。

　　张立文(中国人民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

　　这次十七大提出来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园，从这个意义上看，过去很少谈到精神家园的问题。精神家园实际上是终极关怀的问题，过去我们对这一方面有所忽视。现在年轻人当中在信仰的失落这方面，精神家园这方面比较缺失，所以大学生也好或者博士生也好，我们高校起码每年有几个人跳楼的，从这一方面来看，他们思想当中缺乏这方面的东西。

　　从中国文化来看不完全是一个城市建设的问题，城市建设也涉及到了文化问题。我们从近代以来，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在这个批判过程当中，我们对传统文化都是采取一种理性、全面、整体的看法，带有一定的情感的东西。我们对自己的文化一股脑的否定。从这点来看，比先进的民族或者是现在比较落后的民族，也没有像我们采取极力和粗暴的手段对待文化。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很多人对自己的文化没有一种认识，一个国家的发展和民族的兴旺，如果缺失民族的精神和民族的魂，这个民族是不能够很好地发展的。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如果缺少文化的根，这个民族的文化也不可能发展起来。现在从弘扬文化来看，这也体现了民族文化的自觉。其实文化的自觉还需要有民族精神的自觉，如果没有民族精神的自觉，也不可能使这个民族能够长久、持续的发展。从这方面来看，在当前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之下，中华民族怎么样应对？这点是非常值得我们思考的。

　　另一方面，由于我们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提升，我们硬实力在这方面确实有了非常大的增长。但是，我们从软实力的层面来看，我们是比较弱的。我们现在翻译国外的书也好和引进的电影也好，都是很多的。我们知道，文革以后，西方不仅是一流的思想家和哲学家的书翻译过了，甚至二流、三流书的作家也翻译过来了。但是我们中国自己的书翻译出去多少？很少的。我们处在一个弱势的文化状况之下，弱势的文化对应西方强势的文化，在这个情况之下，如果我们不提升自己的文化软实力，这样对我们国家今后的发展也是不利的。在硬实力发展以后，接着就是经济大国到军事大国，很多国家很可能不知道你中国发展以后能干什么。

　　从这点来看，我们当前弘扬中华文化，与世界的交往过程当中，让他们能够了解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我们其实在国际交往过程当中，我们主张的比如说国家不分大小和贫富、强弱，应该一律平等。我们在国际关系上主张平等。我们也主张在国际的交往过程当中，各个国家应该独立的发展，自由的选择自己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发展模式，我们也是主张自由的。同时，我们可以看出来，我们也坚持人道主义，讲爱。从这个方面来看，我们弘扬文化有一定的意义和它的价值。

　　再一点来看，我们现在所处的情况，在我们国家不是很发达的情况下，在全球化的过程当中，全球化的浪潮是把我们国家卷进去了，这个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全球化的过程当中，民族化就突出起来了。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被全球化所包容、融化、淹没，还是我们在全球化的过程当中挺立自己的民族自信、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现在也可以看到，在全球化的过程当中，各个民族基本上都回到自己的传统文化。为什么有这个状况？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也应该从这方面得到一个重视。在全球化的过程当中，很多民族都是很害怕，对传统文化的失传很怕。我们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现在做国外儒家的一些东西，过去韩国也好，越南也好，是儒家文化圈，在这个文化圈构成当中，他们把朱子学说成为他们的主导思想。他们也采取科举考试的办法，越南有很多进士碑，他们有很多儒学的著作，但也不完全是儒学的著作，也有佛教、道教的东西。当然儒家的东西是主要的，因为我们能力有限，我们先编国际儒家。我们了解一下中华民族过去在文化的发展过程当中，它对其他国家的影响，这个对于正确的认识中国自己文化的价值和意义，也有它很大的作用。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这样讲，有很多韩国或者越南的儒学家都有我们的儒学，但根据他们国家的实际情况做了很大的发展。所以说，我讲日本有日本的儒学，韩国有韩国的儒学，越南有越南的儒学，他们是不一样的，他有自己的特点，是结合自己民族的特点发展起来的。

　　现在的城市建设，从文化的角度能够健康的发展，这是很重要的。当然，我们过去是功利主义，在经济刚刚起飞的过程当中，像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是一个过程的问题，从社会发展的过程来看，可能也是一个阶段的问题。这种东西不是一种长远的东西，也不是一种正常的东西。很多人认识到了这一点，慢慢会体会到这一点。但是，在经济刚刚起步的时候，我们原始积累刚刚开始的时候可能采取一些破坏环境、破坏文化这样的做法，当然这些做法是不对的，但是我们现在政府也好，可能有眼光的官员也好已经认识到这一点。所以，从城市发展来看，文化是一个核心的东西，还是一个灵魂性的东西，只是目前有这些不正常的状况，我想是一个阶段性的问题或者是暂时的问题。

　　刘彦平(中国社科院财贸所城市与房地产经济研究室副研究员、博士)：

　　各位老师、各位媒体的朋友，大家下午好。今天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刚才听了刘老师和张教授的发言深受启发。我们所每年搞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我自己也是研究城市品牌、城市营销，对这方面更感兴趣一点。所以今天看到对主题的提示，我想从城市营销和品牌的角度谈谈我对未来城市发展模式的看法。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要素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城市之间的竞争逐渐取代了国家这个单位，以前是地区竞争以国际、国别，国与国之间的竞争，现在体现地区和地区之间的竞争，城市和城市之间的竞争。城市是地区经济的重要节点和中枢。在城市经济日益加剧的情况下，城市营销、城市品牌，无论是东方国家和西方国家都提上日程。

　　对文化我谈谈看法。我们提到文化的时候涉及到城市有这么几个方面的含义，一个是指城市文化，现在各城市都热衷于搞提炼城市精神，比如四个字、八个字、十二个字，他们叫城市口号、城市精神。这个城市文化我觉得是城市传统文化，一种传统价值，更像标榜城市的竞争气质，这个在城市竞争当中越来越重要。我觉得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一次电视讲话的时候说过俄罗斯之所以摆脱困扰，重新崛起，就是因为俄罗斯它的文化重新植根于俄罗斯强大的动力。甚至有这样的提法，现在城市的竞争主要在全球价值体系当中扮演什么角色，发挥什么作用，特别是在全球生产性服务业当中。

　　在未来，城市的文化更代表城市发展的品质和城市的发展水平。比如说像亚特兰大，它的城市口号是开放每一天，他成为竞争力口号就是这个多元、开放这个基本的价值。还有爱丁堡是土地创新，他认为这是城市非常重要的价值。这种城市的竞争气质和城市文化是城市特色最基本的元素，也就是城市形象、资产一个重要的方面。

　　其次可能就是城市的文化传统，有很多历史文化名城，还有很多有形和无形的历史文化传统，这个体现城市发展历史和城市的竞争地位有相当的作用。刚才刘老师谈到了城市的遗产保护，文化发展也是深受启发，非常赞同刘教授的观点。

　　第三对城市文化就是指文化创意产业，在西方这么叫，我们国家有时候叫文化创意产业，有时候叫文化产业。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把文化的资源经过科学技术的激发和个人创造力的结合就变成了一种产业。像传媒、动漫、游戏、软件、影视、出版这些都属于文化创意。因为文化不光是一个陶冶人、体现人的价值导向，另外逐渐成为了经济中国的支柱。比如在伦敦和首尔，文化创意产业逐渐成为城市的支柱产业。在统计结论的时候，自己都难以置信。

　　另外我想谈谈城市的管理，现在有一个概念叫做城市治理，这和我们口头上谈的治理一样。以往城市管理模式，管理主体主要是政府，手段主要是通过行政命令，组织体系主要是自上而下的体系。在未来，实际上现在已经开始治理转型，所谓治理就是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它是通过协商、对话、通过让市民参与，让各地广泛参与，在这种的形式下推进城市各方面的发展。所以，治理被视为当今城市管理民主化的重要途径。在西方这种治理模式已经越来越深入发展。让这个市民、社会团体和企业参与到更具体、更现实层面、更具体层面的城市发展和城市管理决策等等方面。市民是城市的主人，怎么样发挥主人翁的地方，这是一个重要的命题。

　　我们在研究城市品牌中也感觉到，有很多城市营销逐渐走到了政绩工程、形象工程的误区。除了我们现在所说的绩效考核体系安排等等原因之外，有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城市主体是由政府推动。增强城市的竞争力，不管是发展城市文化、建设城市品牌、提高城市竞争力，还是治理的转型，都需要市民更多的参与、更大的控制、更多的民主。

　　蒋晔(中国社会文化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

　　我把我的经历给大家做一个介绍，然后我的话题展开才有意义。

　　我原来是河南的省长秘书，经历了十几年的政界工作，体会到城市的发展和政界是密切相关的。后来我又在一个城市当市委的秘书长，整个城市的品牌建设是非常关键的。在当代中国，城市离开政府是无法推动的，推动城市建设的主导是政府。第二个经历我是北师大历史系毕业的，历史文化与当代城市的关系是什么？第三个经历，我现在任职中华社会文化发展基金会，基金会在运作的时候，特别关注中华社会文化体系，社会文化体系不意味着历史文化的唯一含义。一个城市的定位，不仅考虑历史文化，更要考虑社会文化，这是我的三个经历，我由此展开我的几个观点。

　　第一个观点，咱们《中国经济评论》杂志社开这个会议，我觉得具有战略意义。在一个非常重大的时刻开了一个重大的会议，如果这个会议仅仅开这么一个圆桌暂时的会议，意义不大。如果由这个话题隐身到作为中国未来城市发展的启蒙，对我们城市的市长是一种教育、启蒙我觉得就有意义。我们中国城市的市长，刚才刘教授说越当领导越牛气，其实越当领导越没有文化，因为我在省长身边工作，最后一任是马忠臣，领导越高越没时间读书，越听不进专家的话，失去监督的意义。我们如果借助这个话题，展开对中国城市市长的一次未来城市的启蒙教育工作具有重大意义。

　　中国的城市发展是一个大趋势，任何阻挡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思想都是违背历史潮流的。大趋势有可能带来大破坏，大趋势不一定是好趋势，还有坏趋势。新中国成立以后，给中国城市建设带来一个新高峰，把北京都给毁了。大趋势如何变成好趋势，这是一个重大的话题。在这个问题上，重视历史文化显得是第一位的重要意义，由历史文化转身文化是第二位的意义。首先要重视历史文化，城市是我们居住的家园。如果我们在天安门照相，我们寄给外国的朋友，外国朋友说你在北京。如果你在没有文化标志性的城市照相，别人你不知道你在哪个城市。因此，我们今天的城市建设首先要尊重历史文化的符号，避免城市发展大趋势当中往往出现的大破坏，今天大破坏的趋势超过了好的趋势。所以我们今天的会议意义就在于此。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我前几天拜访吴良镛老师，吴老师出来说了一个例子。他去了三个城市照的照片是当地政府官员给吴老师照的，过了几年以后他想在照片背后写上在哪个城市照的，竟然无法回忆。我们到中国的33个省份城市、自治区、直辖市，你在城市最繁华的地方照相，五年以后你根本不知道在哪个城市照的照片。我们的城市走向了千城一面的大趋势，今天我们在城市的建设当中出现了这个趋势，这个大趋势就是大破坏。所以，我觉得呼吁咱们在座诸位的媒体界，如何是中国大城市的发展大趋势，要否定千城一面。我们一个城市到哪去照相我们今天就不知道，北京有天安门，郑州在哪照？郑州在二七纪念塔，纪念塔是革命的标志。我们上海照相就是黄埔江，黄埔江的外滩，还是殖民地给我们留下来的。我们的城市当中你想想你到哪里照相，就像刘老师说没有城市记忆。我们中华民族在21世纪的城市建设已经让我们的后代失去了城市记忆，其主要一个问题就是失去了历史文化。我觉得千城一面是我们中国当代大城市建设的非常重要的表现，我建议咱们这个杂志社，在开展这个城市启蒙教育的时候，对中国100多个城市搞一次城市的记忆评价。哪个城市能留下一个照片的记忆，想起这个城市就知道是什么。

　　更重要的是，我们马上就会出现中国城镇建设的大破坏，因为要搞新农村建设。新农村建设首先是以镇为中心的新农村建设，以镇为中心的历史文化怎么发掘？完全是镇长和镇党委书记决定。我们刚刚富裕的老板，积累的财富是富人开发房地产，而不是贵人开发房地产，富人开发房地产就是暴发户的心理。我们的房地产项目基本上是崇洋媚外的项目，对我们国家的楼盘建设有多少是中华民族的特色，有多少是这个城市的文化特色的，大家评论一下就知道了。

　　第三个观点，我和政府的领导接触非常多，今天我们城市出现了可喜的现象，就是重视了历史文化。

　　但这个好现象搞不好就是一个大破坏，要辩证法来看，解决好了就是好现象，解决不好就是坏现象。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在目前这个情况下，我们无法从政治体制改革解决政府的短期任命问题，因为这是党中央国务院的事情，我们无法解决。短期任命将持续很长时间，在短期任命期间就不会有一个长期规划问题。在领导走马灯大背景下，规划要长远化，规划至少中期和长期，这是非常关键的。第二个关键就是规划立法，这是实实在在的解决问题。一张蓝图管十年、二十年，至少管到这个程度。第三个就是立法要让专家确定，立法不能让文盲确定，今天我们的两会代表在中央级的专家学者很多，在地方一级的很少。地方人大代表当中，基本上是官员，而且基本上是退休的官员，退休的官员要决定未来的城市格局，他的思想非常僵化，他怎么立法？！如果专家不介入，这个立法是乱法，到那个时候更麻烦。

　　有很多地方搞城市规划就出了很多笑话，例如西湖的炸楼。山东鹳雀楼你站在外面看，你为这个楼欢欣鼓舞，如果你到里面看，未来这个楼肯定得炸了，所以在规划当中没有专家介入就非常的麻烦。

　　历史文化的一大价值在于团结全球华人树立品牌，吸引华人到这个地方旅游，有兴趣去参与合作。但是老外不管你，你的历史文化和老外关系不大。尤其是在城市发展当中，只有古都城市对老外有一定的吸引力，其他你说李白什么的老外不懂。

　　我主张城市应该走双品牌道路，走双品牌战略。第一个道路是历史文化形成的品牌道路，第二个是现代产业形成的产业道路。现代理念和产业理念是对外开放的象征，能够促使城市竞争力，华人是历史文化品牌，华人在吸引老外过来，老外过来必须产业对接。由于我们在这个城市定位是双品牌定位，所以吸引了世界很多大企业和我们展开合作。历史文化品牌和现实品牌的结合才能够做，这是我提的第四点建议。

　　咱们的《中国经济评论》杂志，为了深入探讨我们中国未来城市的发展模式，首先我觉得要采纳刘教授提的观点，把世界上发展好的城市，尤其是外国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好的发展模式，系统地介绍给中国的市场。这样的话，咱们《中国经济评论》杂志能够做到这一点，我觉得就是为中国做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