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寿螺事件”受害者讲述真实经历

　　文/刘文芳

　　背景：北京蜀国演义酒楼黄寺店、劲松店2006年经营的凉拌螺肉中含有广州管圆线虫的幼虫，造成100多人患 广州管圆线虫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相关规定，北京市卫生局依法对该 酒楼罚没款共计41万余元。

　　祸起“香香嘴螺肉”

　　2006年5月18日中午，我在蜀国演义酒楼设宴款待远道而来的印度朋友。在服务员的热情推荐下，我点了名为 “香香嘴螺肉”的凉拌螺肉菜。这道菜上来后，翻译要向印度人翻译该菜的原料及制作过程，服务生说，这菜是由带壳的海螺 肉制作而成。印度朋友听后摇摇头连说：“No，No！”一口都没吃。我尝了一口，那唇齿留香的味道真好，要是没有印度 朋友在场，我可能会多吃几口。

　　就在这一年，我的孩子就要参加高考了，我特意在他学校附近租了套房子，每天都尽量早点回家给孩子做饭。可是就 是那次饭后不久，大概是5月底，我开始头痛，后来头痛得晚上连觉也不能睡了。此时我已没有力气给孩子做饭了，只能对孩 子说：“你自己去外面吃点吧！”病痛和对儿子的欠疚使我的眼睛湿润了。

　　2006年7月，我开始发热，头疼得更厉害，每次发作头要爆炸了似的，此时，我只能双手紧紧夹紧脑袋，不能走 动、不能转头、不能低头……我按感冒到医院输液、治疗了一个多月，病情越来越重。7月12日，求诊于北大医院，我要求 进行彻底筛查，结果各项指标均为正常，肝炎、癌症、艾滋病、梅毒均被排除。连医生都不知再查什么了。后又到人民医院消 化内科检查也没有得到确诊。

　　那段时间，我白天不得不吃止痛药，夜晚头痛得用枕头压着脑袋只能睡上两三个小时。真有生不如死的感觉。我当时 想自己怕是熬不过去了，和丈夫商量后，他为我买了防癌保险，万一有个好歹也给家里和孩子留点。

　　由于对那道菜记忆深刻，在2006年8月9日，我和另外10余名同事又到蜀国演义酒楼点了这道菜，这次我可吃 了不少！

　　2006年8月15日，我在邮箱里发现了同事发来的邮件，意思是：“报纸已报道了黄寺地区某酒楼的凉拌螺肉使 人中毒住院了，症状是头痛剧烈、恶心……”当时办公室的同事立刻像炸开了锅似的，因有几个人都头痛好久了。其中一人立 即拨通了北京友谊医院热带医学研究所的电话。

　　第二天，我随近20余人一起到了友谊医院，抽血结果出来后，我列为疑似对象，当天立即被收治入院。

　　此时我才知道是福寿螺害了我。原来，酒楼加工时“螺肉仅在开水中焯了几下”，使螺肉中的寄生虫没有彻底杀死而 进入人体致病。由于食用该菜的人不计其数，为此而染病的人因病床爆满，为能尽早住院而四处托人。“福寿螺风波”被北京 市卫生部门定为20年来首例食源性寄生虫病事件。

　　无法治愈的病痛

　　2006年8月16日我入住友谊医院后，被确诊为“广州管圆线虫病”，并给予了相应治疗。但是，寄生虫已在我 体内驻扎了90多天，对我造成了巨大的侵害。住院期间，我因神经系统受损，逐渐出现面部、上肢麻木现象。2006年8 月23日，我因双下肢麻木瘫倒在病房的楼道里。

　　2006年8月29日，杀虫治疗结束出院后，我继续就医于友谊医院，确诊为“周围神经病” 、“双下肢神经炎 ”。

　　2006年9月15日至10月14日，我又被天坛医院收入院。查明因“广州管圆线虫病”以及伤及脑实质发生颅 内病变，引发四肢、面部、神经系统瘫痪、感觉异常等症状。医院给予改善循环、营养神经及杀虫治疗。

　　经过30天的治疗，症状稍有所控制，但神经系统的症状仍在逐渐显现，陆续出现面部不对称等面瘫现象，嘴角漏水 、全身麻木、双侧体温不一致等病症。

　　从2007年1月开始，我逐渐感觉右侧的身体特别怕冷。当时室内有暖气，大家都穿着毛衣，而我右侧的身体只觉 得阵阵刺骨的寒冷，我只能右半身穿着棉衣，下半身用毛毯裹着，我的这种打扮成了办公室里让人发笑的一道风景线。

　　在此同时，我的双眼视力急剧下降，电脑屏幕上的字已经放大到了3号还看着模糊。2006年12月，经同仁医院 检查视力为0.3，诊断“视野缺损”、“双眼视神经炎”、“视皮质中枢性损伤障碍”。

　　医生建议：“注射用鼠神经生长因子”治疗，用于治疗受损的视神经。第一个治疗周期是6周。当时我问医生：“何 时能恢复？”医生回答：“我所担心的不是你何时能恢复，而是你的视力还会不会往下掉，你知道你的情况很严重吗？”听了 医生的一席话后，我沉默无语了许久。神经系统受损恢复很慢，而且我的脑实质已遭损害，不治又不行，可一个疗程的费用就 是1.3万多元。

　　协商未成上公堂

　　2006年8月18日之后，“福寿螺事件”报道开始大规模见诸媒体。酒楼的老总，连夜带队到病房亲自向每个患 者道歉，随后，某总监每天都带着大水果篮，看望患者。当时，我和所有患者一样深受感动。

　　2006年8月，酒楼的陈姓副总经理正式到病房向全体患者承诺，劝大家安心治病，说他们正在准备赔偿方案，一 定会负责到底。

　　2006年11月17日，我还处在从天坛医院出院后不久的病休期间，浑身乏力。拖着麻木的双腿，我满怀激动拿 着酒楼发来的洽谈协商通知书，如约到了他们指定的协商地点。

　　在我之前已有几个患者在等着他们的接待，洽谈室门口醒目地写着：“家属不能入内”，门口坐着一个保安。轮到我 的时候，时间已过去了70多分钟。屋里有两位女士，一位约30岁左右，另一位40多岁左右。接待我的是30多岁的那位 女士。她说：“拿出你的东西来吧！”我迅速拿出了准备好的病历、收据……她说：“门诊的不管，只管住院的。”我小声地 说：“我住院前肯定要看门诊啊！”她说：“我们有我们的规定！”我还要说什么，被她打断了：“要不你先考虑一下，你看 这么多人都在外面等着呢。”我深思了一会儿，既然来了，就按他们的要求谈吧。我拿出了友谊医院的诊断，她看看说：“只 报自费部分。精神损失费按住院天数30元/天算。”说着，在理赔表上写下了金额。随后她说：“就这样吧！”我说：“我 还有呢，还有天坛医院住院的呢。”她说：“天坛医院？谁让你住天坛医院的，你有转院证明吗？”我说：“没有。”她拿着 诊断看了看，回头喊那位年长的女士。那位女士接过诊断看了一会儿后对我说：“怎么你又跑到天坛医院去了，有转院证明吗 ？”我说：“没有，我是从友谊出院后，又被天坛医院收入医院的，不是转院。您看有友谊医院认为我需要进一步治疗的证明 。”她盯着诊断沉默了好一会儿，说：“你这诊断有12种病呀，你看了12种病，我们只能给你1/12呀！”我急忙说： “您看看，这项诊断带着问号呢，这几项是我自述的病史，这子宫颈肌瘤切除术、阑尾切除术是我10多年前所做的手术，我 这次没看这病呀！您看看这病历，这写着是既往病史。”

　　她说：“既然诊断了，就治疗了，治疗了就有费用，对吗？”我说：“这几项是我多年前的病，我这次真的没看这么 多病呢？”她说：“你听我说，知道什么叫诊断吗？他不治就不给你下诊断了！”这下，我可着急了，我翻开了既往的病史页 对她说：“您看，这写着呢？是我10余年前的子宫肌瘤、阑尾手术切除术。我怎么能这次又做这手术呢？再说，我的阑尾切 除了呀？难道我再切除吗？”她说：“你别说了，我看的是医院的诊断，不能听你的！”我说：“你可以去医院调查呀！”她 说：“我凭什么听你的？这100多号人，我都去医院，我跑得过来吗？”最后还是她开口了：“你再考虑一下，要不下次再 谈？”

　　从洽谈室出来听其他患者说：这位女士是酒楼派来专门处理赔偿的左总监。

　　经过一夜的考虑，我还是决定去试试，想好好跟她谈谈。第二天，在等待了90多分钟后，我恭恭敬敬地坐在了左总 监的对面，但是结果与昨天一样。“今天我们就到这儿吧，你别想都要！我更不会都给你！你回去再考虑一下，想好了再来！ ”她说着从座位上站起来，走到门口推开门向外喊道：“下一个！”我只好像乞丐一样灰溜溜地退出房间。

　　怎么办呀，太不公平了！又想想也是，人家要接待100多人，怎么可能细细地看病历呢，想来想去，我想到了天坛 医院。请医院给我出个证明，让左总监不费力能一下就能看懂。可是大夫说：“病历全写着呢，多清楚呀！我们从没开过这东 西！”第二天我又去了医院，找了医务部，医务部又让找神经内科主任。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用了三天的时间，终于拿到了这 张在我看来救命的证明——《病历摘要》。

　　11月24日我满怀信心在门口等了两个小时后，又见到了左总监，我举着《病历摘要》，心想这次应该没问题了。 但是，没想到左总监盯了一会儿这张纸，就看出问题来了：“这章怎么盖这？为什么不盖这？”“他这么写了，是你教他这么 写的。”“我知道你的心情，我也知道你想要多赔付，但是……”

　　2006年12月，继台湾患者杨仿仿将蜀国演义告上朝阳法庭，成为首例诉讼案后，2007年1月15日，我与 其他16名有相同遭遇的患者集体对酒楼提起诉讼。

　　2007年1月16日，我的案子被西城法院正式受理。

　　拖着病痛的身体，非常无奈地走上了艰难的诉讼之路，尤其是视力障碍使我准备诉讼资料的过程异常困难。经过长达 9个月的等待，终于收到西城法院一审民事判决书。但是，让我无法接受的是，同仁医院的治疗费用未给予支持。5000元 精神赔偿更是不足以抚慰我巨大的精神损失。

　　2007年11月4日，我向北京市一中院提起上诉。

　　2008年1月16日，市一中院正式开庭。庭上通过法官的调解，我与蜀国演义酒楼达成协议，由一审判赔金额4 .9万余元改为6.2万元，一次性赔付给我。

　　现在的我，已经辗转过九家医院，共扎针灸1700多针，目前视力仍无法恢复。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8年3月下半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