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大少年班30年：高等教育改革探索微缩样本

　　本报记者 谢洋 原春琳

　　30年，共招生1220人，毕业1027人，其中九成以上获得博硕士学位，约两成毕业生选择学术研究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有93人拥有国内外教授、副教授职称和终身教职，超过七成毕业生活跃在海内外经济、IT、金融、制造等领域，在世界500强企业任职的约占35％……

　　一串数字的背后，是一个备受瞩目和争议的特殊班级在高等教育改革历程中，面对命运沉浮的坚持和积累。

　　“我对少年班仍保留不同意见，我认为少年的智力开发必须尊重少年的成长规律，尽可能不要搞特区，要尽可能自然。”

　　“少年班的目的是什么，不是选拔神童，培养神童，是给有潜力的小孩提供一个机会，一个环境。”

　　这样的探讨和争论，在接连几天的座谈会上，始终是对话的主题。

　　今年3月，在沉默面对社会的猜测、质疑多年后，中国科技大学终于敞开心胸，首次对少年班进行系统完整的总结，并“高调”向媒体和公众公开经验。同时邀请各界人士，包括多次在全国两会上，提出“废止大学少年班”提案的全国政协委员、中南大学教授蔡自兴，来校共论办学模式。

　　3月22日上午11时，雨过天晴，空气清新，数百名来自海内外的少年班校友、少年班管理人员、师生和参加庆典活动的各界人士齐聚中国科大大礼堂前，合影留念。蔡自兴被安排坐在第一排中间偏右的位置，他的身旁是中国科大原副校长，现安徽省教育厅厅长程艺。

　　“这是一个迟到10年的聚会，很难得！”程艺笑道。

　　不同意见的持有者成为朋友也许不难，但要让伴随少年班多年的质疑和反对声消失，却并不容易。对于这样一个历经30年的“人才特区”，是扬是抑，褒多还是贬多，已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探寻它持续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才是人们将目光重新聚焦少年班的目的所在。

　　 1978：青春励志大片登场

　　提到少年班的创立，有一个让人无法忘记的名字——宁铂。

　　1977年10月，江西冶金学院教师倪霖致信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方毅，举荐江西赣州13岁的天才少年宁铂。11月3日，这封得到方毅亲笔批示的信，直接促成几个月后，中国科大少年班的诞生。

　　其实，在更早些的1974年5月，物理学家李政道就曾提出过办少年班的设想。当年，李政道回国访问，看到“文化大革命”给祖国带来全面危机、人才培养几乎完全停止的局面后，通过周总理向毛主席建议：“可参照招收和培训芭蕾舞演员的办法，从全国选拔很少数，约十三四岁左右的、有培养条件的少年，到大学去培训”，培养一支“少而精的基础科学工作队伍”。主席同意了他的建议，但因为多方面因素的限制，这一设想在4年后才得以变为现实。

　　1978年3月8日，中国科大举行了第一期少年班开学典礼。少年班创办的消息甫一传出，引发海内外的广泛瞩目。对于刚刚经历十年浩劫，曾一度被“读书无用论”所误导，急于找回失去的时间的国人来说，以“神童”宁铂为代表的少年班的出现，无疑是那个年代上演的最振奋人心的“青春励志大片”。

　　3月20日，《人民日报》刊发了新华社记者张石畏、宣奉华撰写的关于少年班的报道，题目是：《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的豪迈誓言：我们要跑步奔向祖国的未来》。

　　现任清华紫光集团总裁的郭元林，是少年班第二期学员。他回忆当时：“在高考中断了10多年，没有参照，没有感觉的情况下，上大学对一个不到14岁的孩子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阅读了宁铂、谢彦波、科大创办少年班的消息后，我忽然感到大学之门变得触手可及。”在老师和家长的鼓励下，郭元林成功考取了少年班。1978年10月初，郭元林和同时考取少年班的张亚勤结伴踏上了从太原开往合肥的火车。隆隆的车轨声中，郭元林望着窗外飞逝的风景，心中还并不清楚，这个抉择对自己的人生意味着什么。

　　多年以后，人们在回顾起最初的那批少年班学员时发现，当宁铂等人的命运，因媒体和社会过分关注，而走向人们所期待的反面时，更多的孩子则因选择了少年班而进入了一个科研、求学的快速通道，走出一条条不同寻常的人生轨迹。

　　 科学春天里的人才战略

　　就在第一期少年班开学典礼之后的第10天，全国科学大会召开。邓小平同志在开幕式上做了重要讲话，指出“在人才的问题上，要特别强调一下，必须打破常规去发现、选拔和培养杰出的人才”。

　　大会闭幕时，时任中科院院长、中国科大校长的郭沫若发表《科学的春天》书面演说，由播音员虹云当场朗读，会场响起一阵阵春潮般的掌声。可以说中国科大少年班正是在“科学的春天”里，迅速萌芽成长起来的。

　　“在那样一个科技人才严重断档的特殊年代，少年班的出现是服务于国家的人才战略需求的。”中国科大原副校长尹鸿钧用“人才战略”来描述少年班成立的意义，并非夸大，少年班“软件班”的成立，便是一个证明。

　　1983年12月28日，邓小平同志在方毅副总理的陪同下，会见了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教授。杨振宁谈到计算机软件人才培养时说：“现在全世界都公认美国的计算机最好，我在美国考察时发现，做计算机的不是年龄大的，都是些年轻人，我知道中国有个少年班，14~15岁上大学，很聪明，这些人学软件专业，今后将会前途无量。”

　　听了杨振宁这番话，邓小平说：“科大少年班可以搞。”并作出了批示，要求有关领导落实，同时还强调：“要看得远一点，要不然来不及了。”

　　在邓小平的支持和鼓励下，1984年5月28日，中国科大作出了“关于办好少年班计算机软件专业的几项规定”。同年9月5日，少年班正式开办计算机软件专业，有23名学生就读。

　　“我们科大一直是全校在办少年班。”在近一个星期的采访过程中，这句话在少年班的班主任、任课老师、分管领导等不同人的口中，反复出现。尹鸿钧表示，中国科大的办学指导思想，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服务于国家的战略需求，包括人才战略、科技战略，这点是科大上上下下、一辈辈人都遵从的。因此，少年班自成立之日起，便顺理成章地得到科大最优质的教学资源倾斜和最宽松的政策支持。

　　开自主招生先河

　　2005年7月，科大少年班成立一万天的校友聚会上，时任“少年班”招生负责人史济怀，半开玩笑地提起第一期少年班招生时的情形：“那时的方法不科学，基本上就是见一见，谈一谈，做几个题，觉得行就说：‘好，你来吧！’”

　　听完，78级的少年班校友们笑开了。尽管一开始的方法不尽科学和规范，但史教授表示，他当时在招考学生时，有一个基本思想就是要考查这个孩子的能力。

　　第一期招生过程中，由于赴各地招生的老师在招生标准和程序上并不完全统一，造成录取的学生有较大差别。在学生进校后的摸底考试中，有的学生数学考了98分，有的却只考了10分。

　　为避免考查标准不统一等缺点，第二期少年班招生时，由中国科大出题组织全国性统考，虽然效果不错，但在全国各地组织这样一次单独的“小高考”，工作量非常之大，也给各地招生部门添了许多麻烦。

　　1979年，中国科大对招生方法进行了大的改革，将学校命题统考，改为学生参加当地的全国统一高考，科目和高考理工科考生相同，考卷汇总到科大后进行阅卷，优等者作为初选对象，然后再派老师赴各地进行复试，根据德、智、体全面考核的原则，择优录取。

　　但执行过程中，却不乏“不拘一格降人才”的例子。1981年，14岁的黑龙江考生高立新，高考总分距少年班录取线差8分，但她的数学成绩却达118分，名列所有考生第二，经考察，她被破格录取。多年后，高立新成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电子与计算机工程系终身教授。

　　另一次关键性的招生改革发生在1986年。在第十期少年班招生时，中国科大首次将全部初选上的考生集中在学校进行复试，并增添了心理测试。

　　“复试时，我们会让老师讲些新的大学课程，讲完了当场进行测验，让他谈体会，看他的领会能力。并且还让考生跟老师一起学习生活一段时间，对他们进行综合考察。”尹鸿钧表示，之所以采用这种方法，是因为当时社会上曾有人议论，科大把一些“不合格”的学生“硬拉进”了少年班，是“拔苗助长”、“摧残人才”。少数中学生也以为“只要学好数学物理就行了”，这就会引导一批少年走向偏科，对人才的全面发展十分不利。

　　此后，这种先通过高考选拔，然后集中进行复试的做法一直沿用至今。

　　中科大原副校长，《少年班三十年》主编辛厚文认为，少年班首先尝试并完善自主招生的方式，并非科大有什么预见性，而是实践后才真正明白其中的道理。

　　2003年，教育部规定22所重点大学试行部分招生计划5％自主招生。此后，自主选拔录取改革试点的高校逐年增加，到今年已扩大到68所。我国高等教育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方向，在多年后与少年班最初的实践者不谋而合——尊重科学的精神和人才培养的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