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中国文坛一个独特现象

　　文/《小康》特约记者张弘

　　在1999年香港《亚洲周刊》评选的“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1949年至1976年的中国大陆小说中，浩然的《艳阳天》和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入选。

　　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美国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东语教授西里尔·伯奇以《浩然的小说》为题，对《艳阳天》和《金光大道》进行分析和批评后如是写到，“在讲故事的流畅方面没有谁比得了他。用精心选择的细节来使人物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富于感染力，从庸常琐屑中抢救出的小插曲也饱含寓意，而象征则既像芟剪枝蔓的斧斤，又像在扣结之处蓄着力量的绳索——一个生动的故事所具有的这一切都似乎行云流水般出自浩然。”

　　2008年2月20日，一生“写农民，为农民写”的浩然，在五年多的植物状态之后，终于抛开生前的是是非非，撒手人寰。然而，有关他的争论并未中止。

　　心系《艳阳天》

　　1962年12月，在前辈作家萧也牧的鼓励下，30岁的浩然开始准备创作自己的第一篇长篇小说。这一年，他的小儿子梁秋川出生了。三十而立，浩然把创作《艳阳天》看成了自己一生成败的关键。他同时认识到，不把全身心的力气都支付给它，是难以取胜的。于是，他向供职的《红旗》杂志社请了创作假，到北京西山八大处作家写作所全心投入这本书的创作。

　　此前，浩然已经出版了《喜鹊登枝》等几部短篇小说集。作为一个只上过三年小学的农民，通过自己的勤奋学习而成为一名文艺工作者，浩然有过春风得意的喜悦。但是，他并不满足于现状，萧也牧建议他写长篇小说，正说出了他自己有打算却又没把握做的事。因此，他以极大的创作热情，投入了《艳阳天》的创作。他以顺义县最边远的山旮旯子焦庄户农业生产合作社主任萧永顺为原型，开始塑造萧长春这个人物形象。

　　一年多以前，他在山东潍坊昌乐的城关公社东村大队下放，因为听从了农民的提醒，使十几万斤小麦没有霉烂，国家得到公粮，群众分到口粮；他自己也得以避免了一次重大的失职错误。这件事使他“心灵受到冲击与震颤，真正将心融入了社会生活，获得了第一部长篇小说《艳阳天》中许多场景、意境和人物心态的素材。”及至多年以后，在与《浩然口述自传》的作者郑实谈起时，他还说到，“尤其重要的是，这场亲身经历的惊心动魄的体验，使得北京郊区那位我熟悉的英雄人物萧永顺有了一个用武的阵地和施展其本领的‘载体’，对这部小说的结构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有趣的是，在我身上已经形成这样一种条件反射，不论走到什么地方，只要一见到麦子有了发黄的颜色，我就想到昌乐，就担心没容小麦打轧入仓便阴雨连绵，直到得知准确的收获完毕的消息之后，才把悬着的心放下。”而东村大队保管员田敬元，则成了书中“马老四”的原型。

　　《人民文学》杂志社前副主编崔道怡记得，“浩然写完《艳阳天》后拿给我看，当时是20几万字，我觉得他的构思很不错，写的是十几天的时间，农村里面人与人关系的变化，在艺术结构上有很大的扩展空间。后来他觉得，这些意见对他来说像钥匙打开了仓库，他脑子里面储存的人物、生活积累很丰富，完全可以充实到小说中去。我跟他谈过以后，浩然将《艳阳天》改写成了126万字的三卷本。”

　　1964年，《艳阳天》第一卷问世，到“文革”前夕，三卷本全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齐。

　　学者丁东读到《艳阳天》，是1968年到山西农村插队的时候。他记得，“当时，别的小说已经不怎么流通了。村子里和我一起插队的好几个人都想搞文学创作。大家有一个话题，就是《艳阳天》和《创业史》的比较。这两本书的价值取向实际上是一样的，但是有知青认为，《创业史》比《艳阳天》写得更深刻一些。其中，有一个同学把《艳阳天》研究得滚瓜烂熟，他把浩然当作了创作楷模，比照着浩然来创作，成了当地的文艺创作骨干。”

　　作家刘庆邦是在1965年读到的《艳阳天》，这一年他刚上初一。“那时，我们的老师就向我们推荐《艳阳天》，还让我们朗读。读了之后确实觉得很好。”刘庆邦说，“这时，‘文革’还没有开始，但是，好多作家都失去了创作的权利，《艳阳天》也特别符合当时的需要。当时出长篇小说的人很少，要买一本长篇小说还很不容易。所以出一本长篇小说全国的人都在看。

　　1972年读到《艳阳天》的陈徒手当时在福州上中学。回想起当年的情景，他明确不同意后来流行的“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的说法。“‘文革’中就浩然一个作家不准确，我记得那时候起码有十几二十多个作家的书，但是，影响最大的还是浩然的《艳阳天》。”

　　韦君宜在《思痛录》中的回忆也证实了陈徒手的印象。她说，这时的小说有《千重浪》、《东风浩荡》、《伐木人》、《铁旋风》、《无形战线》、《朝晖》、《晨光曲》、《钻天峰》等等，一年好多本，“完全不能算作艺术”。“有几位作者很有生活，比如森林生活、农村生活、学校生活，有的段落写得很真实，很动人，但是整体构思却完全是捏造的，作者不得不随波逐流地去捏造。”

　　《艳阳天》引发巨大反响，很快，由曹灿播讲的“小说连播”又把它以广播的形式传播到千家万户。在城市和农村，有线广播使浩然的这部长篇小说达到了妇孺皆知、家喻户晓的程度。

　　三十而立，浩然心中非常得意。千字10元的稿费，他全部交了党费。

　　偏爱《金光大道》

　　1966年到1970年底，浩然是在斗批改和下放农村中度过的，完全放下了笔。

　　1971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使已经在房山周口店公社下放劳动一年的浩然重新返回了北京，调到了市委农村组。当时，大兴县大白楼村已故队长王国福被树立为典型，他被选中给王国福写一部传记。浩然表示，写这篇传记，自己是有创作冲动的，当然也想通过它改变当时的处境。于是奋笔疾书写了一篇《王国福的故事》交上去，然而《人民日报》又发表文章说不准写真人真事。市委书记吴德怕惹事，不让发表。于是，浩然就把搜集到的资料用到了《金光大道》第一部的开头。

　　其后，浩然在顺义箭杆河边南彩卫生院闷头开始写《金光大道》。这里离他小时候生活的地方和萧永顺住的焦庄户都比较近。临去之前，市委书记吴德说，你把去向告诉我们，必须保证随时能找到你。

　　1972年，《金光大道》第一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74年，第二部出版。第三部曾在1976年6月《人民文学》选载。直到1994年8月，《金光大道》全四部才由京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对于自己的这部作品，浩然如是表示，“在所有的作品中，我最偏爱这部《金光大道》，不是从艺术技巧上，而是从个人感情上。因为从人物故事到所蕴含的思想都符合我的口味。和《艳阳天》一样，当时读者就认为我写二林、彩凤这样的中间人写得好，但我不喜欢他们。今天，经历了这么多人世纠纷，对这种有点自私，但无害人之心的人是否比较理解了?但不，我还是不喜欢自私的人。我永远偏爱萧长春、高大泉这样一心为公，心里装着他人的人，他们符合我的理想。我觉得做人就该像他们这样。至今我重看《金光大道》的电影，看到高大泉帮助走投无路的人们时还会落泪。”

　　韦君宜的回忆则表示，“当时的大作家浩然的《金光大道》的架子实际上是由编辑部帮他搭的，先卖公粮，后合作化 ……”到写第二卷时，韦君宜从干校奉命调回人民文学出版社，接任责任编辑，编辑组长是一位外单位调来没当过文学编辑的造反派，他看了稿子就要求增加抗美援朝的内容，浩然只好收回稿子增加。

　　尽管浩然对《金光大道》寄予很大希望，但是，从读者和文艺界的反映来看，多数人更喜欢《艳阳天》。

　　但是，这并不影响《金光大道》受到格外的青睐。丁东回忆说，“文革”中先恢复故事片拍摄和放映的时候，最先拿出了四部电影，其中就有《艳阳天》，其余的三部是《青松岭》、《火红的年代》、《战宏图》。拍完《艳阳天》，接着就拍《金光大道》。陈徒手说，“《金光大道》上演的时候，彩色的电影海报贴满了街，男主人公和女主角面对面对视，在‘文革 ’中很惹眼，因为那个年代很少有那种交流的表情。而电影演员王馥荔，当年就是因为在电影《金光大道》成功扮演了吕瑞芳成为‘中国第一嫂’。”

　　“文革”中江青亲自召见

　　1966年，浩然因为出生好，长期在农村写作，群众反映也很好而被以军宣队为主的北京市文联工作组看中，被推为市文联革委会副主任。

　　浩然第一次和江青见面是在天桥剧场，陪同人有于会泳、刘庆棠、浩亮等。江青和他谈论起《艳阳天》小说与电影。几天以后的一个凌晨，浩然被吴德带到钓鱼台，接手了一项任务——与诗人张永枚、新华社记者蒋豪纪代表江青慰问西沙海战的前线军民。江青还让浩然和张永枚搜集材料，创作作品。这是他第2次见到江青。

　　从西沙回来之后，浩然接到市委通知，让他到人民大会堂参加活动。在这个会上，浩然亲眼看到，江青拿着狄福才的档案袋。狄福才原来在8341部队，是毛泽东派到文化组的。一会儿来了一个秘书，江青交代说，这个人不可重用。浩然听到后心里不由得一惊，认为毛主席派来的人，江青都这样说。他还联想到《欧阳海之歌》的作者曾经被她重视，后来又被投进监狱的实例。由此开始，浩然和江青开始刻意保持距离。

　　在惶恐和紧张中，浩然用一个月时间写出了《西沙儿女》。由于对生活不熟悉，他把自己年轻时知道的家乡抗战故事改造了一下就应用了上去。在多年以后出版的《浩然文集》中，浩然没让收入这部作品。

　　浩然心里的忐忑，在其长子梁红野的回忆中得到了证实。有一次，浩然把梁红野叫到跟前，告诉他，床上枕头里藏了几百块钱和一些粮票，都是父母多年积攒下来的。他担心万一什么时候自己被抓被关，年纪轻轻的红野就得成为家里的顶梁柱，因而预先告诉他有那些钱和粮票，以备不时之需。

　　推脱江青布置的任务

　　1975年9月16日，浩然正在延庆县山区农村体验生活，突然接到市委的电话，说江青让他到大寨去。浩然17 日赶到大寨，参加二十几名文艺工作者的集会。这是他第4次在小范围场所见到江青，也是最后一次。

　　在大寨的第二天，往食堂的路上，浩然被于会泳等人伴随着的江青拦住，她问，你听到什么谣言没有?浩然回答说，没有听见。我一直在乡下，那里闭塞得很。江青接着问张永枚，张回答说，听到了，说江青同志是吕后。江青一听就破口大骂。

　　吃饭的时候，江青正式给在场的文艺工作者布置写作任务：重写《创业》、大改《山花》、新创作《井冈山》、《长征》和《四渡赤水》。她让浩然和一位导演合作搞《井冈山》。于会泳还宣布，江青布置的创作任务，回去后对谁也不许讲。回到北京，浩然第二天向市委做了汇报，并直接跟市委主管文艺工作的黄书记表明不愿意执行江青交给他的这个写作任务。那位书记说，拖拖看。于是，浩然就藏到军队写小说。1976年春节临时回京探亲的时候，文化部刘庆棠等人通知浩然，春节后参加电影会议，责令《井冈山》等创作上马。浩然为了逃避，又通过市委领导在初二躲进军队的301医院，继续偷偷写小说。

　　在后来的回忆中，浩然称，自己一直拖着没有写这部作品。1976年9月，浩然成为毛泽东治丧委员会中唯一的文学界代表，和老将军杨成武一起守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