践踏人权的达赖集团根本不配谈人权

　　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叫叶公的人自称很喜欢龙。他武器上画着龙，墙壁上画着龙，柱子上刻着龙，所有图案都有龙的装饰，天下人都以为叶公真的喜欢龙。天上的真龙听到此事，非常高兴，就来到他家里拜望他。把尾巴拖在厅堂上，把龙头伸进窗户内探望。叶公看见真龙来了，吓得要死，转身就跑，失魂落魄，神色惊慌。达赖之于人权颇似“叶公”之于真“龙”，他口口声声喊着“人权”，言必称是“维护西藏人民人权”，其实心里最害怕、最不愿意看到西藏人民真正享有人权，拥有生存权、发展权、和谐权，千方百计地破坏西藏广大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好日子。透过拉萨“3·14”事件，达赖集团公然践踏人权，其借人权讨要封建特权的用心昭然于天下。

　　达赖集团统治下的西藏人民没有根本的生存权

　　所谓人权，是指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每个人按其本质和尊严享有或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就其完整的意义而言，就是人人自由、平等地生存和发展的权利。

　　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并颁布《世界人权宣言》中第一条开宗明义：“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他们赋有理性和良心，并应以兄弟关系的精神相对待。”第四条：“任何人不得使为奴隶或奴役；一切形式的奴隶制度和奴隶买卖，均应予以禁止。”

　　十四世达赖统治下的西藏，代表和维护的是官家、贵族、上层僧侣的利益，残酷的法律反映了残酷的制度，残酷的制度产生残酷的法律。他们的《十三法典》、《十六法典》等封建法律把人分为三级九等。法典《杀人命价律》中规定：“上部雅孜王被霍尔所杀，其尸价与黄金等量；”而对下等人的命价则规定为：“流浪汉、铁匠、屠夫等三种人，彼等命价值草绳一根。” 曾经在国民党时期任过“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科长、后来成为著名藏学家的李有义先生，目睹过达赖统治下西藏的一些状况。李先生曾提到他见到的一种刑罚，把人的手用盐埋起来，用布裹上，三天不许打开。盐把人手中的水分和血都吸干了，受刑者疼得惨叫。三天后，布打开了，人的手永远残废了。

　　有一首藏族民歌唱到：“太阳照到的地方，是三大领主的地方；水流到的地方，是三大领主的地方；农奴祖祖辈辈，没有一块立脚的地方。”史料记载，处在封建农奴制度下的西藏，占总人口不到5%的官家、贵族、上层僧侣几乎占有了西藏全部的土地、草原、山林和绝大部分牲畜。一份历史档案记载，1950年的西藏有100万人口，其中没有住房的就达90万人。当时的拉萨城区只有2万人，而露宿街头的贫民和乞丐就达1000多人。德庆卓玛小时候和外婆、妈妈一起住在庄园主的牛棚里。她说：“我的外婆告诉我，她的爸爸妈妈也是克松朗生，我是家族中第四代出生在牛棚里的人。”在旧西藏，朗生的后代一生下来就要向管家报告、登记，从此就决定了这个孩子一生的命运，而在领主的账簿上，又增加了一笔财产。

　　我们再来看看一些国外旅行家、藏学家的记录，看看当年他们在西藏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事情——

　　法国藏学家亚历山大·达维·尼尔在她的《古老的西藏面对新生的中国》中说，旧西藏，所有农民都是终身负债的农奴，他们身上还有着苛捐杂税和沉重的徭役：“完全失去了一切人的自由，一年更比一年穷”。

　　日本僧人河口慧海在1909年撰写的《西藏三年》中，对于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这样写道：“这一政权利用神圣的宗教来迫害自己的对手和敌人，同时又以宗教来掩盖它自己的错误和罪行。”

　　查尔斯·贝尔在《西藏志》里说，西藏仍在封建时期，其贵族握有大权，势力浩大，贵族与僧侣，共同盘据政府中的重要位置，其财产之巨大，亦不弱于寺院。贵族对于佃农，可以行使官府权力……没收牲口，罚款、笞杖、短期拘禁以及其它一切处罚，贵族皆得随时行之。

　　叛逃后的达赖集团不择手段破坏西藏人民的发展权

　　生存权和发展权是首要人权，没有生存权、发展权，其他一切人权均无从谈起。联合国通过的《发展权利宣言》指出：“发展权利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由于这种权利，每个人和所有各国人民均有权参与、促进并享受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的发展，在这种发展中，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都能获得充分实现。”西藏民主改革结束了政教合一封建农奴制度的历史，占人口95%以上的百万农奴和奴隶获得了做人的权利，西藏由此进入了社会发展和人权进步的新时代。

　　然而从达赖集团流亡之日起,就在煽动一种情绪,一种反对共产党和新中国的情绪,一种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恢复他们的统治的情绪。为此,他们不惜造谣中伤,也不惜用人的生命作赌注。每当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和各族人民生活改善迈出新步伐时，达赖集团就会不择手段、不遗余力地加紧进行破坏，种种行径不胜枚举：

　　当西藏的优秀传统文化得到保护、继承和弘扬，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不断满足时，达赖集团却说“西藏的传统文化遭到毁灭”，企图永久保持他们心目中的“传统文化”，让广大人民群众处于被奴役、被愚弄的状态。

　　当西藏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建立自然保护区，加强环境建设，生态环境不断改善，尤其是建设造福西藏各族人民的环保型青藏铁路时，达赖集团又多次抛出“西藏的环境正在遭到破坏”等论调，企图阻挠西藏经济发展的步伐。

　　我国政府尊重并依法保护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给僧人授予格西学位的拉萨传召大法会被恢复后的1987年至1989年间，达赖集团多次策划煽动了拉萨骚乱闹事事件，各个寺庙的僧侣无法念经，社会的正常秩序无法得到保障，在拉萨大昭寺举行的一年一度祈祷大法会也无法进行。“杰千修旦”护法神本是藏传佛教的一尊信奉了几百年的神,很多寺庙和信徒家中都有供奉。达赖突然说对他的事业和健康不利，就下令不得信奉,并要把神像全部销毁。这种霸道的行为,引起了信徒的不满。

　　少数身着袈裟的僧人，在拉萨“3·14”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中打先锋，行为极其残忍，令人发指。瑞克·格兰奎斯特是一位芬兰人，现任国际博物馆协会专业委员会资深委员，曾于2006年私人访问过西藏。关于拉萨“3·14”暴力犯罪事件，他撰文指出：“当我看到电视上的暴乱画面时，我马上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暴乱的有组织性跟发生在法国的有组织暴乱一模一样。 ” “(3月14日)拉萨那里没有和平示威，只有野蛮打砸。一些年轻人周密策划，在多个地点，在同一时间开始暴乱，以便使警察和消防队无所防备，无法同时奔赴多个地点。他们做到了！他们不分青红皂白，见东西就砸。所有能被打碎的东西在最短的时间里就被打烂。他们用汽油燃烧弹到处放火，焚烧汽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