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小凌：整个欧洲进步是从中世纪挣脱出来的

　　记者：怎么动摇了？

　　任延黎：因为天主教认为地球是上帝创造的，它就是宇宙的中心，它是永恒不动的。可是哥白尼、布鲁诺这个思想体系认为地球是动的。这一下就从根基上，动摇了天主教的神学。所以就受到教会的迫害。

　　解说：布鲁诺被处决之前，就已经被罗马教会控制下的宗教裁判所监禁长达8年之久。最后，也是宗教裁判所这个机构，宣布了对他的死刑判决。这样的个机构，已成为政教合一执行严酷统治的工具。

　　任延黎：宗教裁判所是罗马教廷里面最先出现的机构，后来因为管理教会的需要，也管理社会，因为它有世俗权，所以就成立了宗教裁判所。这是天主教会里面最先出现的机构，而且宗教裁判所不光在罗马教廷，在基层教会，很多教会，尤其是西班牙教会，最为突出。

　　解说：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历史较久，以凶残恐怖著称。从1483年到1820年间，受迫害者达30余万人，其中有1／3是被处以火刑。

　　郭方：它的特点是它有特权，它抓人用不着证据，证词用不着公开，控告变成诬告也不能查询。被控告者也没法找有力的证人，替自己辩护无罪。一旦认定，那判了罪，那就是不断地悔罪、罚款，有的时候甚至关了一辈子。最严重的就上了火刑柱，财产当然全被没收，可以说这是一种统治者最得利的特权镇压工具。这种特别权力，可以讲是根本上违背法制的，哪怕是中世纪的法，它都是违背的，所以它是很恐怖。

　　解说：中世纪欧洲的宗教裁判对人民的控制情况，在20世纪法国出版的新史学著名代表作之一《蒙塔尤》中有着真实而细致的记录。

　　马胜利 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这本书受大众的欢迎，因为写了法国南部小山村。

　　任延黎：和封建制度紧密结合在一块的，这种神权统治，因此就要突破这种统治。那么只有在解放了思想以后，人们才能更大地爆发出自己的创造力，发挥自己更大的潜能，去表现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创造。然后再取得更丰硕的成果，在各个领域体现出来。所以各方面人类就实现了知识的飞跃，这就是人类进入现代文明的开始。在这个过程当中，必不可少地要把封建主义作为一个绊脚石，包括神权统治把它抛弃掉。

　　郭小凌：整个欧洲的进步是从中世纪挣脱出来的，而这个挣脱和中世纪，我觉得比方说城市的发展，城市变成了一个自由的象征。当然促进了农奴制城市的出现，促进了农奴制的解体。那时候的教庭、教会，和现在的教庭和教会完全是两个样子了，就好像1959年以前达赖喇嘛和1959年之后在外流亡的达赖喇嘛，已经是两个天地，有天壤之别了。

　　郭方：我认为西藏在当时的农奴制和宗教专制，是发展到了一个极端。他的农奴地位，是比我学习和我在实地考察，西欧的农奴制来讲，是更为严酷。西藏神权是绝对权威，是神的化身。西欧教皇不是神的化身，只是一个代理人而已。所以说无论如何，西藏的农奴制和宗教专制，无论如何不值得歌颂，不值得赞美，更不要说回到原来的(日子)。

　　解说：历史已经进入了21世纪，经历过中世纪黑暗的欧洲没有人愿意回到野蛮、禁锢、压抑的中世纪，同样摆脱了农奴主压榨的藏族人民，更不想让他们今天的生活重新笼罩在封建农奴制的阴霾之中。今天旧西藏农奴制政教合一的总代表达赖，却被西方某些人包装成为所谓“和平、民主斗士”，而达赖集团也企图通过种种手段恢复他们过去的天堂。这种开历史倒车的行进，不仅是对人类历史的反动，更是对现代文明的嘲弄。

　　字幕：

　　1962西藏农区85万人口的完成了民主改革

　　1965年西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拉萨举行

　　1974年西藏的藏族、回族、门巴族、等少数民族干部已达2.7万多人

　　1980年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着手起草《西藏自治区自治条例》

　　1985年西藏佛学院成立

　　2006年 青藏铁路建成通车

　　郭方：教化的教士变成镇压人的警察和刽子手，在统治者操作之下，很容易转换。

　　解说：政教合一制度不仅在中世纪的欧洲存在，在1959年民主改革前的西藏，它同样是百万农奴的梦魇。以达赖喇嘛为总代表的统治阶层对农奴的禁锢与欧洲中世纪的政教合一制度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记者：宗教和政权相结合，形成一种政教合一的制度。

　　多杰才旦 藏族 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原主席：这是很明显了，没有宗教力量的时候，估计这个农奴制早就淘汰了。

　　解说：旧西藏地方政府藏语称“噶厦”，意思是“发布命令的机关”，由地位显赫的僧侣和贵族组成，并拥有一套等级森严的法律制度，从法律上保证统治者的权利。今天在西藏博物馆里，这张复杂的社会等级制度表，依然震撼着每一个参观者的心。

　　记者：按照旧西方地方法典的规定，人被分为三等九级，而且按照社会地位的不同，人的命价的数位也会不同，上等人的命价至高无上，无法用黄金来估量，而对下等人的命价价值，仅仅只是一根草绳的价值。而且在法典上还规定了，上等人跟下等人严格的尊贵礼仪，一旦下等人突破了这个礼仪的话，就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惩罚。

　　解说：在博物馆里，用于惩罚农奴的各种刑具赫然出现在人们面前。

　　央吉：夹手指头用的，把手指头夹到这个木棍里头，然后左右两旁使劲用力一拉，就把手指夹住了，前面看到那个鞭刑，一系列的鞭刑都是用这种刑具，这个叫皮鞭。这个就是专门的抽脸的刑具。

　　记者：这也是牛皮做的。

　　央吉：对，是牛皮做的。这些都是当时很多酷刑，刑罚很残酷的时候，要用到的，而这些受到刑罚的人都是触犯了三大领主统治阶级利益的人。关押在这里的全市奴隶和农奴。你看一下，这个是死脚镣。

　　朋措扎西：刑罚残酷是封建制度下的一个特点，很残酷。

　　记者：您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

　　朋措扎西：比如说，有人偷了寺庙的东西，这样就把他手给砍断了。还有呢就是有一种刑罚，把它眼睛给挖了。

　　喜饶尼玛 藏族 中央民族大学副校长：像这个法典很多时候都是非常残酷的，有时候是神来断，一个事做不好，烧油锅，油锅里放的黑白的石子，摸出是白的，要证明你的清白就敢去摸。抓住石子 ，抓住白的证明你是清白的，抓住黑的你还不是。法典里都有一套，非常残酷的制度。

　　解说：法典维护的是严格的封建等级制度，农奴阶层犯上，法律的惩罚是极为严酷的，对于上等人侵害下等人的行为处罚则从轻甚至可免除刑事责任。

　　记者：在什么情况下，他会动用这些死刑呢？

　　廉湘民 土家族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只要农奴不服从，他肯定就要动用各种私刑。

　　记者：严厉到什么程度？

　　廉湘民：有施用各种的酷刑，比如说，砍手、剁脚、挖眼，实际上是屡见不鲜的。旧西藏，农奴主对农奴不仅是

　　一种经济上的占有，也有超经济的强制行为。他们在世俗领主的庄园也好，在这种宗教领主的庄园里也好，它进行一些这种，刚才我们说的私设刑罚。这都是非常普遍的，都是非常常见的，这也是我们所说的农奴的悲惨境遇的一个标志。

　　解说：欧洲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和旧西藏的《法典》仅仅是政教合一制度的统治手段和统治工具，压迫和禁锢着底层人民。而真正处于社会最上层的统治阶级，他们究竟是哪些人，又过着怎样的生活呢？

　　解说：农奴制的黑暗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了血腥的一幕，在广大农奴悲惨生活之上，是极少数将神权和政权紧紧掌握在手中的统治阶级。在中世纪的欧洲，神职人员和贵族大权在握。

　　郭方：(中世纪)神父，从教皇、大主教、主教到本堂的一个神父，那是神职，那是神。他有神奇的力量，他说的话就是对的，他做的什么坏行为，那也跟他无关，这是一个特权阶层。

　　解说：1353年，意大利作家薄伽丘完成了他传世作品《十日谈》，书中的故事来源于当时欧洲民间流传甚广的神职人员的荒诞行径。薄伽丘在许多故事里把抨击的锋芒指向天主教会和宗教神学，毫不留情地揭开了教会神圣的面纱，把僧侣们奢侈逸乐、敲诈聚敛等行为统统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郭小凌：和早期的基督教完全不一样，后来由一个庞大的被压迫的宗教，变成一个统治的宗教以后，就有一套高低教阶的制度，最低可能是一个小教堂的教士，最高的是教亭的教皇。教廷、教皇还是欧洲最大的庄园主，他自己有农奴制的庄园，他自己是有农奴的，他直接剥削农奴的劳动，他们的剩余劳动。除此之外，他有一个教皇国，然后又依靠他对各个诸侯国，特别对德国，神圣罗马帝国一些诸侯国，有很大的影响。这种不仅是思想的影响、宗教影响，还有政治的、权利的影响，他想操控这种封建的诸侯国，他来聚敛财富。

　　解说：教廷在聚敛财富的时候，其手段繁多。甚至曾经出售一种所谓可以免除购买者罪行使其死后升入天堂的赎罪券。除了聚敛财富，教廷还将各种权力疯狂地揽入手中。

　　任延黎：主教都有权戒、有权杖，过去权戒和权杖是分开的，一个表示世俗权利，一个表示神权，分别由神职人员授给他和封建国王授给他，就表示他有世俗权了。这样权力从精神领域，扩大到世俗领域，有行政权、司法权。一切都是教会说了算，一切法律的问题、国家的问题，世俗社会的种种问题、伦理问题、科学技术、获取知识等等问题，都是教会说了算。

　　解说：政教合一的欧洲中世纪，教皇和教廷是至高无上权利的代表，而在旧西藏，统治阶级为农奴主阶层，他们过着奢华生活。早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有一些拉萨的农奴主就已经用上了抽水马桶。这里是拉萨以西三百多公里的江孜帕拉庄园。这位老人是摄影师扎西旺堆，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他用镜头记录了这所庄园的奢华。

　　扎西王堆 藏族摄影师：我们到帕拉庄园拍电影的时候，帕拉汪秋夫妇已经到印度去了。庄园的管家拿着两皮口袋的钥匙，一个一个门给我们把门打开，让我们进去拍摄。庄园就是庄园啊，太富有了，光酒和吃的就装满了一间屋子，有洋酒、威士忌、人头马等等，非常多。比如穿的方面，有绸缎的、有普鲁的、有牛绒的，光皮的衣裳就有90多件，皮子种类各种各样，比如说猞猁皮、狐狸皮、羔羊皮、豹皮、水貂皮，有些皮子我根本就没有见过，

　　说是非常珍贵，我们也不知道。

　　原西藏贵族后代：我叫桑颇·次旺桑培，今年67岁，我们家族的全称是德本尧西桑珠颇章。我们家族的房子

　　在大昭寺难免讲经场对面，房子有1000多间左右，在拉萨贵族是算比较大的贵族家庭。我们在山南的扎囊、桑日等地方有六个庄园，这些庄园的管理人员有50多人，在家里也有50多个佣人，我们还有十几个牧场。

　　廉湘民：在西藏的封建农奴制时代，它的寺庙不仅仅是接受社会上捐献的，同时他们也进行经营，这种经营本身就是向广大农奴榨取钱财。

　　记者：你说的是榨取，那么宗教这种在寺庙收取，比如说收取劳动者的劳役啊或者是地租的时候，会不会让一般的农奴主要有所缓和或者有所放宽？

　　廉湘民：这绝对不会。这样一种高利贷，在农奴的一生是无法清偿或者还不完的，怎么办呢？他就子子孙孙不断的累计下去，这样就使得他子子孙孙或者世世代代永远都成了农奴主家族的依附产品，依附物。

　　解说：旧西藏的统治阶层中，在转世活佛的光环之下，达赖喇嘛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喜饶尼玛：他既是宗教人士，又是政治人物，政教合到一个人身上。下边有一个西藏地方政府，西藏地方政府里边有我们藏语叫嘎夏，嘎夏里有四大嘎伦，也是僧俗合存的。首席嘎伦是僧人，其它三个嘎伦是俗官，就是僧官和俗官。僧官是首席的，在下边机构有一个译仓，翻译的译，仓库的仓，译仓，翻译过来的。还有孜康。译仓实际上就是一个秘书处，译仓四个叫做宗译其谋，宗译是秘书，其谋是大秘书。这四个僧人他们在很多情况下，他们是起决定作用，因为他们要直接跟达赖喇嘛，商讨一些事、汇报一些事。所以你看到政府机构里面，包括下边的一些机构，比如说军粮局、邮政局，都是一僧一俗，很多都是一僧一俗，政教合一。

　　解说：1959年，西藏农奴制被彻底废除。百万农奴才真正摆脱了枷锁获得新生。欧洲在经历了长达近千年的中世纪历史后，封建农奴制相继退出了历史的舞台，欧洲迎来了文艺复兴的曙光。

　　任延黎：到了封建时代的后期，天主教这种统治社会的这种权势就逐渐地走了下坡路，丧失了对社会的全面的控制。人们也强烈地要求突破它这个控制，尤其是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以后，更不能允许这种和封建制度紧密结合在……

　　马胜利：这本书受大众的欢迎，因为写了法国南部小山村在中世纪的日常生活，写得非常具体，引人入胜，跟一个小说一样。

　　解说：马胜利，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所教授，是《蒙塔尤》的中文译者之一。

　　马胜利：这本书的史料是由于当时在这个地区的一个宗教裁判所的法官(记录)，这个法官后来当了教皇，所以他以前那些资料都保留下来了，看到这里面写得非常的细，当时审判过程中，一个人被审判的时候，问他的日常的生活是什么习惯，跟谁有什么关系，谁说什么话，每天怎么做的，都会有记录。另外也反映出可以想象当时宗教裁判所，无孔不入，对当时的社会人的思想、信仰、生活、控制、掌握非常严厉，逃不出去的。当时中世纪就是这么一种状况，当时这个法官是宗教的法官，是代表天主教的势力，审判的对象只要你不信天主教，不是正统的，就被视为异端，异端邪说，就是打击的对象或者被监禁，或者被火刑。

　　郭方：应该这么讲，人类的思想解放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咱们今天现代社会的人，很难设想过去的情况。应该这么讲，过去的统治阶级要剥削、要压迫、要人服从，光靠武力那是远远不够的，武力只不过是在非常时期的非常手段，主要要靠一种思想专制。这思想专制还要有一定的机构，当然不一定是宗教，但是在许多地方是靠宗教机构的。宗教本来，世界上各大宗教，从它的真正教义来讲，不是主张压迫，屠杀，但是一旦被统治者利用，它要形成一些专门的机构，这些机构该负的职责，就不是教化道德的教士，而成了警察和郐子手了。可以讲，教化的教士变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