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有害的民粹主义的良药是实行民主

　　同时，西方国家为了在国内外意识形态论战中争夺道德制高点，便在诸多因素的配合下实施了一项“去妖魔化”的政治文化建设工程。该工程的核心是一项重新命名工作，如以“全球化”置换“殖民化”、以“劳动密集”置换“血汗工厂”、以“中产阶级”置换“资产阶级”等等。当然，整个工程的标志性成果是以“民主国家”或“民主社会”置换“资本主义国家”或“资本主义社会”。经过这场置换，西方政府在意识形态论战中不仅洗刷了道德自卑心理，而且愈益变得自傲和趾高气扬起来了。这一点，应该引起每一个国人的警惕，然而不可避免的，我发现国内不少学者和知识分子正在堕入这个温柔的陷阱中。

　　作者认为对有害的民粹主义的良药是实行民主，这一点没错。但是要看怎样实行民主，是欧美的宪政民主之路，还是社会主义民主呢？当然选择后者。于是问题就来了，欧美的宪政民主经过几百年发展，已趋成熟，而社会主义民主是什么样子？似乎难以琢磨。但是我们既然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又怎么能够知难而退，逃避这一问题呢？

　　我是个青年人，也是《中国青年报》的忠实读者，更是马克思主义的忠实信徒。在这里，我要大声呼吁一句：如果对社会主义精神的怀念被作者认为是所谓的民粹主义的体现，那么我甘愿成为这样的民粹主义者。因为我相信那句话：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别咳嗽,莫发烧

　　佚名

　　讨厌，刚入睡就咳嗽一声，让我担心自己会不会发烧。

　　只因读了《中国青年报》题为《民粹一咳嗽 大众就发烧》一文后不由得让我疑神疑鬼，会不会又得花钱看医生。据说，咳嗽引起发烧是民粹主义引发的一种群体性精神流感，虽然诱发它的因素很多，但感染的主要病毒是“社会不公”，传播它的主要机制是“社会危机”。感冒虽然不好，但感染了病毒却不会发烧，更不好。从某种意义上说，民粹主义思潮是一种社会意识方面的预警信号。它表明，社会在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分配方面的不公已经接近危机水平，如果不能及时加以调整，逐步深化的危机有可能变成深渊。由此看来我还得“发烧”，吴稼祥先生说了如果“感染了病毒却不会发烧，更不好”。所以从咳嗽必定发烧到医院看医生花钱的个人社会代价是非付出不可了！

　　吴稼祥身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部高级研究员，操心的是“社会在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分配方面的不公已经接近危机水平”的大事，而我操心的发烧看病钱的问题。但我俩的共同点都是个“害怕”俩字。相形之下吴先生“伟大”，而我却如此抠门地怕花钱，实在“渺小”。我企图向他“学习”为塑造高大形象而“拔高”自己，于是我睡不着想到了国父孙中山先生：电视里这两年满眼是满清长袍马褂好不威风，可他老人家咳嗽出个三民主义的“平均地权”，把个好端端的满清王朝一下子给“咳嗽”得分崩离析。可见吴稼祥“感染了病毒却不会发烧，更不好”的所言极是。可是，发了烧还得彻底治疗呀，老烧下去总不是个事。

　　于是又想到了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率领着一帮“穷鬼”们打土豪分田地地“发烧”，这一烧可不得了。烧了个秋收起义，三湾改编，还烧了个工农武装起来的军队，一直烧到天安门升起了五星红旗，而且还烧出了个人称“五四宪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以吴稼祥似乎不无忧心忡忡害怕地说：“咳嗽”是什么“民粹主义”，所有引起了发烧的原因是“分配方面的不公已经接近危机水平”，“如果不能及时加以调整，逐步深化的危机有可能变成深渊”就是结果了。看来还得想方设法的不能让“民粹主义”们咳嗽才是“上策”。此时我深感：在吴稼祥先生的启发下努力做到两点，一是我不“咳嗽”，二是民粹主义们咳嗽，我不“发烧”。因此我愿站到吴先生右的一边声色俱厉地向人们呐喊：向我学习不咳嗽，也不能发烧。实在该“发烧”也要等到吴精英“咳嗽”了你们再“发烧”。谁要说我站在了工农民众为主体所有劳动者一边骂我“可耻”，我必将摆出一副君子风度内心自我安慰：嘿嘿，咱脸皮厚着哩！

　　好了我该睡觉了，祝愿吴稼祥先生晚安！

　　"精粹"们怕了

　　云淡水暖

　　网络是个好东西，因为网络为大众提供了一个话语平台，网络上的声音来自四面八方，来自五湖四海，不分贫富贵贱，不分地位高下，人人有发言权。说白了，与前电子时代的大字报有异曲同工之处。

　　4月2日，《中国青年报》刊登了吴稼祥的一篇宏文，新浪网转载的时候，标题是“吴稼祥：减少社会患民粹主义流感的可能性”；人民网转载的时候，标题是《民粹一咳嗽 大众就发烧》。这样一来，“民粹”与“流感”挂上了钩、与“咳嗽”沾了边，与“大众”带上了关系，且颇为负面。

　　然一个“民”字，一个“大众”称谓，吴稼祥也就自身定位了，也就是把其自我定为非“民”的、非“大众”的，算什么呢？以当下的时髦术语“阶层”而论，就叫作“精英”，一个“精英”对“民”，对“大众”如此不屑，蔑为“流感”、“咳嗽”、“发烧”，可见其情之不忿。不忿什么呢，“民”们话“多”起来了，声音有点刺耳了，“粹”起来了，而“大众”们也在“粹”中“发烧”了。这里，草民感觉到了“精英”们也有其“粹”，就是自我良好的感觉，如某经济学家所说是“高收入者(精英)推动了社会发展”的。因此，要由他们说了就算，别人说了就算“粹”。那不妨把精英们的思维、话语也称为“粹”，或者叫做“精粹”，好听，高雅，有格调。

　　吴稼祥氏用酸酸的对比为其高论开了个头：“人民大会堂，两位身着军装的政协委员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一位是毛新宇——毛泽东的孙子；一位是朱和平——朱德的孙子。心情激动的毛新宇还当场赋诗一首：‘革命红旗飘井冈，历史会师军威壮。光荣传统须牢记，人民军队忠于党。’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所谓‘主流经济学家’们的销声匿迹。‘厉股份’(厉以宁)已沉默多年，往年在两会上出语惊人的‘吴市场’(吴敬琏)也突然没有了踪影。很容易发现的却是近两年来几乎把他们淹没的唾沫，咒骂者的唾沫。革命后代像春花那样走红，因为他们的亮相，能够抚慰怀念革命时代平等的‘民意’；改革先驱和股市一样发绿，因为他们不仅造成了，而且还在维护扩大再生产不平等的市场。实际上，被某些人吐唾沫的，不仅是为改革提供‘脚本’的所谓‘主流经济学家’，甚至包括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