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古城：一堆石头引发争议

　　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遗址内发现的“一堆石头”，在被考古专家认定为“良渚古城”的城墙后，有人惊呼“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可能将被改写”，以林华东、罗以民为代表的“质疑派”提出了“城墙只是大坝或圩田”的质疑，争议由此开始！

　　撰稿·霍世杰 杨 江(记者)

　　从杭州市区打车到良渚古城遗址花了一个多小时，司机沿途不断向人打探，感慨遗址太偏僻。沿着104国道，记者先找到了良渚古城东城墙遗址，在离一家电器厂不到200米的地方，一座大棚遮住一个长方形的坑道，72岁的长命村村民阿毛蹲在坑道一边，用抽水机抽地下渗上来的水。作为看护古城东墙的唯一村民，阿毛每个月700元工资，他很开心，因为“比干农活强”。

　　往西穿过几个村落，记者又在一处耕田附近看到了良渚古城南城墙遗址，一条土狗对着记者叫唤，一辆没了支架的自行车躺在地上。最后来到规模最大的西城墙，终于见到了考古队员的身影，他们正指挥着几个村民挖石头，一位拿着洛阳铲的考古队员提醒记者少拍两张照片：“我们队长叮嘱不让人拍照的，最近这个事情在网上闹得很凶。”

　　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遗址内发现的“一堆石头”，在被考古专家认定为“良渚古城”的城墙后，有人惊呼“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可能将被改写”，很快成为媒体追逐的热点，一份“加快良渚遗址‘申遗’工作进程”的提案也被提交到全国“两会”。

　　就在杭州市民排着长队准备一睹五千年前古城墙风采时，以林华东、罗以民为代表的“质疑派”提出了“城墙只是大坝或圩田”的质疑，争议由此开始！

　　发现“中华第一城”

　　2007年11月29日，浙江省文物局与杭州市政府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对外宣布了一个重大的考古发现：在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莫角山四周发现了一座距今约5000年的完整良渚文化古城的城墙基址，东西长1500米至1700米，南北长1800米至1900米，总面积达290多万平方米，是目前中国所发现的新石器时代城址中规模最大、最为完整的一座，堪称“中华第一城”，其意义不亚于殷墟的发现。

　　古城墙发现者之一的浙江省考古所良渚工作站站长刘斌介绍，2006年6月的一天，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葡萄畈村的村民要在良渚文物保护区内建房子。为防止破坏埋在地下的文物，良渚遗址工作站的考古队依照惯例先行勘探。

　　在一片稻田下，考古队员们先发现了一条南北走向的河沟，宽约45米，河床内有许多良渚晚期的碎陶片。刘斌决定在沟渠东侧挖个坑，看看除了陶片还有些什么，结果发现这里的土质为黄土，并不同于良渚一带灰黑色淤泥，明显是人工从外面搬运而来，而在黄土下面，竟然铺着一层大小均匀的石块，“由于当地经常发洪水，我们当时只以为这可能是个河堤遗址。”可随着发掘工作的继续，刘斌的看法开始改变，“四周的城墙都出现了。”

　　2007年4月下旬，这条底部铺垫石块、大量黄土夯建的南北向“堤坝”遗迹终于露面：南至凤山，北接东苕溪，长约1000余米，宽约40-60米；到了6月初，考古队员又在莫角山北侧的河池头村，发现了一段东西向、底部铺垫石头的遗迹；9月中旬，西起苕溪，东接雉山的一段又找到了；10月下旬，莫角山东侧发现了相同遗迹；直到11月上旬，在莫角山南侧发现又一条“底部铺垫石块、大量黄土夯建”的遗迹。

　　“发现第二个底部铺垫石头的遗址时就有过城墙的大胆推断，直到围了起来，才最终证实了城墙的存在。”刘斌说。

　　一些专家认为，如果这座占地290万平方米的古城背后意味着一个良渚古国的存在，那它将是夏商周之前更早的一个朝代，因为和文字一样，“城”也是区分氏族社会和文明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著名考古学家严文明曾在接受杭州当地媒体采访时表示：“良渚古城发现的意义不亚于殷墟的发现，因为长江中下游地区之前还从未发现良渚文化时期的城址，良渚古城是目前所发现的同时代中国最大的古城遗址，堪称‘中华第一城’。”

　　当所有人都沉浸在石器时代的古城被发现的快乐之中时，质疑的声音也不请自来。

　　一个不懂考古，一个不懂历史

　　2008年1月3日，也就是浙江省文物局联合杭州市政府宣布“重大考古新发现”一个月后，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林华东在浙江电视台《新闻超市》栏目中率先对良渚古城提出了质疑，“当时我就表示，仍有许多悬疑无法解释清楚，结论似乎下得太早。”2008年1月31日，林华东以“良渚发现的并非古城”为题，在浙江省社科院主管的时政新闻类杂志《观察与思考》上，指出了个人对于良渚古城的八大疑点，如判断城墙年代的证据并不充分、城墙为何如此宽大、为何没有发现城门等。

　　和林华东同在一个办公室里工作的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罗以民，随后又在下一期的《观察与思考》杂志上发表了长达1.5万字的《证伪“良渚古城”》一文，直接否定良渚古城存在的同时，更是大胆提出了“城墙只是宋代以后的水坝”的论断。

　　罗以民的文章发表后的第三天，作为本次古城墙鉴定团队中名气最响的中国考古学泰斗、北大教授严文明首次回应，对于罗以民认为的“石器时代根本无法大量开采出如此坚硬的石头”的论断，严文明称“作者太缺乏常识了”，“新石器时代开采石头的事例很多，作者会有这种想法，只能证明他的考古知识很欠缺。”

　　“说我不懂考古？我还说他不懂历史呢，历史上记载，万历三十七年和康熙五十五年，离‘良渚古城’仅100米的东苕溪两度发洪水，当时的水坝都被洪水冲垮了，5000年前泥土夯筑的‘良渚古城’有什么理由不被冲垮？”作为研究杭州地方史方面的专家，罗以民认为考古应该综合其他学科的知识，否则很容易闹大笑话。

　　3月8日，杭州余杭区政府、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会发表《申明》称，“发布良渚古城发现的消息，在学术上是十分慎重和严肃的。”《申明》再次指出，两位学者所作出的结论，“显然没有严肃的考古学方面的证据，缺乏考古学常识，根本经不住良渚古城考古发现的诘问。”

　　《新民周刊》记者几经周折，对林华东、罗以民这两个质疑者，以及“支持派”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会文物局局长蒋卫东、浙江省考古所良渚工作站站长刘斌、上海博物馆考古部主任(良渚古城评估小组成员之一)宋建进行了专访。

　　“生活垃圾”决定城墙年龄？

　　林华东和罗以民的文章中，对“良渚古城”年代的质疑是个核心问题。由余杭区政府、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会联合发布的《申明》称古城的年代确凿无疑，良渚古城下限年代早于良渚晚期，也就是距今4300年左右。

　　“有两个步骤的依据，一是四面的城墙有着完整的地层堆积，均是良渚时期的，二是这些地层压在城墙的上面，以此推断良渚古城下限年代早于良渚晚期。”蒋卫东说。

　　《申明》称，“考古人员在对古城墙东、南、西、北四面墙体部分的探沟发掘中，在四面城墙的外侧，无一例外，都发现了叠压城墙的倾斜状良渚晚期地层堆积，其中西城墙葡萄畈发掘点的倾斜状堆积中，还出土了几十件可修复完整的陶器和数百袋棱角分明的陶片。”此外，“在西城墙白元畈、南城墙探沟的城墙内侧，也都发现有良渚晚期的地层堆积”。

　　“在地层里发现良渚时期的陶片，就能说这是良渚时期的地层吗？”罗以民说，“今天你口袋里装了一块良渚陶片，难道就是良渚时代的人？陶片是五千年前的，关键是要看什么时候放进去的。”罗以民认为，良渚时期的陶片以及地层应该是通过河流冲击堆积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