筑墙的石头从何而来

　　林华东则提出了另一种可能，“这些城墙外良渚文化晚期陶片的地层堆积，不能排除后人在营建城墙堆土时，无意间从良渚文化晚期遗址中挖来泥土，并堆筑在其城墙外侧，从而形成我们目前所见的现象，即‘次生堆积’。”

　　该推论引来古城发现人员刘斌的不满，“‘次生堆积’往往呈现出一种地层‘倒装’现象，即包含早期遗物的地层叠压在包含晚期遗物的地层之上，而良渚古城城墙内外侧的地层堆积中，均是原生态的。”他表示，该学者提出这样的推论已经“脱离了学术讨论的范围”。

　　在2007年11月29日新闻发布会上，刘斌就将这种城外形成的地层堆积推测为“城内的居民将生活垃圾倒在城外”。林华东则认为这种假设不符合逻辑，“居民为何要爬上城墙再把垃圾倒掉”。

　　对于自己“次生堆积”的概念被认为“缺乏考古常识”，林华东回应：“居民随意把垃圾倒在自家附近才叫‘原生堆积’，走那么远的路把垃圾倒在统一地方，本身就是‘次生堆积’。”

　　良渚古城评估小组成员宋建回忆，“在评估时当地提供了详尽的材料，地层是考古中断定年代的一个方法，没想到这个问题能够引发争议”。

　　蒋卫东则向《新民周刊》记者表示，“这个年代的确切性有地层压在那里，是毋庸置疑的，如果谁对此有异议，地层就摆在野外，到现场一看就知道了。”

　　筑墙的石头从何而来

　　年轻时曾在部队当过一年采石工的罗以民说自己对于石头“十分敏感″，在去良渚古城考察多次后，他发现尤其在所谓的“北城墙”有着大量的棱角分明、大小均等、重量约在三四十公斤的火成岩(花岗岩就是火成岩的一种，硬度达摩氏5-7级)，“那是得用现在的合金钢钎，抡起18磅的大锤、顺着岩缝花大力气才能凿开的石头，别说‘石器时代’，就连青铜器、铁器都不可能‘破石’，这么多石头是怎么来的呢？”

　　对此，蒋卫东在接受《新民周刊》记者采访时回应：“建筑如此大规模的城墙，用石量是非常大的，当然从河滩上取现成的鹅卵石是最简单的方法，我们现在发现的西城墙就以这个卵石为主，但像北城墙的石头棱角就比较分明。当时这么大的工程，可以想象卵石肯定是不够用，只能去附近山上开采。”

　　开采石头的技术是否成熟呢？“这个是绝对没有问题的，玉比石头硬吧，当时的人还能在上面雕刻出精美的纹饰就足以证明。在良渚遗址发掘60年来，我们也发现了大量良渚时期以火成岩为材质的石器。而且在世界范围内这样的事情也不稀奇，如埃及的金字塔，那么大的石块比我们这个还方方正正，怎么开采，它当时也没有所谓的钢。”

　　而林华东则有不同的看法，“玉器与石器是不可相提并论的，首先玉器是少量的，在那个时代作为法器的玉石，它的社会功能是十分神圣的，为了能够制作出精美的玉器，不惜一切代价，但开采大量坚硬的、大小均等的石头在当时几乎不可能，至少现在得不出合理解释。”

　　“正因为工程量巨大，所以这个古城发现之后，专家才给予这么高的评价。” 林华东说：“为了完成这么大的建筑，肯定要有一部分人是完全脱离生产来做这个事情的，这就需要当时社会强有力的组织力量、社会调动能力和后勤服务保障能力等，这不是一个我们能够想象的部落社会能够完成的，这也是为什么说中华五千年文明可能被改写，古城墙就是证据。”至于古人是如何搬运这些石块的，蒋卫东承认，这个问题有待于进一步考证，毕竟“考古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是城墙，还是堤坝？

　　据报道，2007年12月6日，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张柏在抵达良渚古城墙遗址后，第一个就抛出了这样的问题：“你们根据什么迹象，判断这是个古城墙？”陪同的刘斌回答：“一是人工加工的石头，二是来自周边山上、堆压在石头上面的黄土，三是外面的护城河。”张柏随即反问：“为什么不是水坝呢？”

　　刘斌坦言，在发现瓶窑镇葡萄畈村的石头遗迹后，考古队员也曾初步推测有可能是良渚时期人工修建的河堤遗迹。但由于这一遗迹位于莫角山遗址西侧约200米的平行位置，极有可能是莫角山遗址边的西城墙，后来又在四周均发现了城墙遗址，因此肯定了城墙的判断，但不排除古城墙也具有防水功能的可能。

　　“它根本就是个宋代以后的堤坝。”罗以民认为，一部分可能是“圩(同‘围’)田”的水坝，某一部分也可能是苕溪的“备塘”。“现在良渚古城这个地方，从明朝到清朝，就有四个均有厚墙的大圩子，这种墙，宋朝、明朝的人看了就像城一样，所以明代杭州地方史学家田艺蘅在自己的专著《□□诸山记》(载康熙《钱塘县志》卷二，前两字辨认不清，疑为‘城北’)中记载，‘其外如垣堞濠堑，故曰城湟山。’正因为考古学家并没有看过这些史书，才误以为是古城墙。”

　　罗以民还指出，所谓的“护城河”遗址，在古清朝的地图上都是有的，“就是当时的塘河，‘塘’在杭州话里就是‘堤坝’的意思。”林华东也曾撰文表示，在明朝之时此处曾兴建堤塘大坝以抗洪水灾害。

　　此外，罗以民认为，现在发现的“城墙”也十分符合水坝的建筑特色。“底宽40-60米、夯筑的高度仅有4-5米，根本无法达到防御的目的，倒十分像水坝的样子。”林华东也指出，如此之宽的城墙，高度起码要到20-30米才符合逻辑。

　　“人们习惯性的思维，老把史前的城与明清的城相提并论，实际上，史前的城墙本身就有一些在建筑方面的缺陷和工艺的落后，比如城墙的厚度必须得那么宽。”蒋卫东解释：“在春秋时期，我们才开始使用所谓的‘板筑’技术，即左右两边用板夹起来，中间可以用夯土夯起来，宽度只有十多米的城墙。而在早期的时候，因为没有这个技术，所以如果要堆高，只能是加宽，也是顺理成章的。”

　　如何解释城墙无法起到防御功能呢？蒋卫东认为，这需要进一步的考古挖掘，“也许城墙的实际高度要在10米左右”，同时，他也提出了一种大胆的设想，“日本也有又宽又低的城墙，他们使用的防御措施是在城墙上面放置用圆木架起来的栅栏，人可以住在上面防守。”而在被问到如何评价“水坝说”时，蒋卫东表示：“你见过四周都封闭的水坝吗？”

　　城门未见，何以称城？

　　“至今仍未发现城门，却早早地断定是城墙，我觉得有些欠慎重。”林华东认为，要判断古城必须要有两个“硬件”，一是城墙，二是城门，“城里面的街道、河流、房屋之类的遗址还可以进一步发掘，但城门没有发现这是硬伤。”

　　罗以民也撰文指出，“佟伟华《我国史前至商代前期筑城技术之发展》与赵辉、魏峻《中国新石器时代城址的发现与研究》两篇史前城墙考古的扛鼎之作介绍，史前古城皆有城门，有的还有数座城门，因为城是需要让人进出的”。

　　对此，蒋卫东坦言：“有些学术争论正是需要下一步解决的问题，包括城门问题。城门在哪里、几个城门，都需要进一步继续考证。”为何城墙迟迟未能发现呢？“明清的城都用砖石包着的话，找起来城门来就相对比较容易，但史前的城都是土墙，如果城墙曾经出现过断裂就更难辨认，这个需要进一步细化地发掘。”

　　蒋卫东还提出了一种预测，即“水城门”的可能。“当时可能有水道进城，一是生活需要用水，二是城内也发现过舟船的遗址，那个时期，舟船仍是人们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像莫角山上堆了那么多土，就有可能是用船来运的，因此，引一条河入城也是非常可能的。”

　　发现良渚古城的消息一传出，便引来众多关注目光。有人就提出，要把良渚古城开发成杭州的“兵马俑”，成为继西湖之后的第二张城市名片。在今年召开的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杭州市政协主席孙忠焕就提交了《关于加强浙江省杭州市良渚文化遗址保护及加快其“申遗”工作进程的建议》的提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