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卖光”今昔

　　30年争议者•国企姓资与姓社

　　当年遇到巨大阻力和非议的股份制改革，如今早已成为国企改革的普遍经验

　　本刊记者　李宗陶　发自上海

　　经验说，凡被高度简化的“模式”，必省略了可以帮助理解事件本质的关键性细节。这在陈光的两个别名里有所体现——从1993年至今，他背负着两个概括其国企改制模式的名字：卖光，送光。

　　山东省菏泽市电视台的人今天还记得当年新上任的行署专员陈光现场办公的一幕。现场是一栋市直机关干部居住的楼，划入城建拆迁的红线，因居住者地位身份的特殊而成“钉子楼”。陈光将电视台工作人员请到楼前，他对着摄像机镜头说：“今天机枪架好了，我看你们谁往枪口上撞。”不剪辑，就这样播出去了。

　　熟悉陈光的人说，他好比一团火，走到哪里燃到哪里；还有篇报告文学说，1997年6月，陈光调任菏泽地委副书记、行署副专员(半年后被任命为专员)，报到那天，陈光在黄河大堤上忽然“心海如潮，豪情勃发，双膝跪地，对着黄河连磕了三个响头……大声喊道：黄河！母亲！您的儿子来到您身边啦！”剔除文学的部分，多少可以感受到“风云人物”常见的那种个性。

　　陈光还在潍坊市委研究室工作时就表现出“爱学习”的特点，尽管他原先的学历并不高。据说他“脑子好使”、“文字能力非常强”，有段时间每月发表一篇有关国企改革或经济学内容的论文，颇引人注目。中央党校教授王珏到山东考察时，曾有意收他做博士生。

　　1994年五六月间，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李克强到山东潍坊检查工作，诸城市委一位副书记在潍坊市委召集的汇报会上介绍了诸城国企改制的情况。会后，随行的中国青年报记者刘健对这位市委副书记做了一些采访，回去后写了一则八九百字的消息，刊登在头条，这是媒体第一次报道诸城改革。

　　从“卖光”到“送光”

　　1991年，35岁的陈光当选为诸城市市长。从1992年起，诸城市282家国有和集体企业全部改制，其中90%以上的企业是按“股份合作制”改的，即将企业净资产卖给内部职工。

　　“股份合作制”一词，是陈光改革班子的发明，用“合作”来掩饰或稀释敏感的“股份”，用了词语陌生化的招，是那个年代不得不产生的智慧。股份制在当时，无疑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趁理论家们一时没有回过神来，“股份合作制”上马先行了。

　　最早启动改革的四家企业之一四达厂建于1966年，主要生产绝缘材料，至1993年的27年间，“贡献不大年年有，步子不快天天走”，全厂135名职工的名册10年没变，1992年每人月工资100多元。

　　1993年5月，四达厂改制，将180万元净资产卖给内部职工。当年10项主要经济指标均翻一番，每个入股的职工都可以得到占股本金54%的红利。有人测算过，在某些班组，生产力翻了一番，而提高80-90%的很寻常。效果如此扎眼，于是有人说“一卖就灵”。

　　改革初期，“股份合作制”是人人持股、平均持股的结构。1990年代中期，江苏省某市在向诸城取经后曾想推广这一套改制方案，据说在座的厂长经理们一声不吭，谁也打不起精神接茬。

　　为什么？按诸城的办法，经营者当不上大股东，如在诸城某改制后的厂，一个业绩最好的业务员当上了第一大股东，而管理层的权力在改制后完全受制于职工股东们，还不如改革前的纯国企，他们当然要抵制。说到底，这套方案的设计，是平分股权、分散股权，意在使老百姓得益。这是一场利益的博弈，谁肯真正伤筋动骨，将少数人碗中的利益匀成“大锅饭”？

　　且这种改制面临理论和实践的双重质疑。首先，姓“资”还是姓“社”？

　　有高级官员、知名学者撰文或写信给中央，直指诸城改革是搞私有化，致使国有资产流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1994年前后，争论还只是局限在一些内部座谈会上，大部分媒体没有声音——“不报道本身就是一种姿态”。现已是中青报副总编辑的刘健告诉本刊记者，有一些含沙射影；也有一些不涉争论，只报改革的结果。

　　1995年，刘健写的长篇通讯《话说陈光》刊登在《中国青年报》显著位置。同年，刚开播不久的《东方时空》栏目将镜头对准了陈光。

　　理论界的争论此时已摆上桌面。《改革》杂志1995年第6期刊登了吴敬琏等人的《放开放活小型国有企业》，同期也刊登了陈国恒、王金梁的《对“诸城经验”的几点质疑》。

　　春节过后，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带领9部委的官员专家再赴诸城，同行者中有著名的经济学家吴敬琏。朱总理自己安排行程：将全部企业名录拿过来，圈中哪家就去哪家调研。一直到离开诸城，朱镕基没有表态。

　　但在随后于青岛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朱镕基肯定了诸城的企业改制。

　　有人质疑，在初期的改制模式下，会不会造成国企资产流失呢？当时参与改制的职工摇头了，因为他们的分红与股本挂钩，低估资产会损害他们的收益。

　　还有人质疑，会不会引发腐败现象？记者在外围调查中发现，当时全国的眼睛都盯着诸城，1995-1996年，前往诸城参观的各地代表团络绎不绝，诸城市体改办一天最多接待过50个团体。至于调查组下来实地调研的次数已没人能记清，但仅国务院层面的就有2次。“(经济上)不能出一点岔子。”这是当时陈光的紧箍咒。

　　反对者同时记录了陈光当时的豪言壮语：“有一位曾以将国有小企业‘卖光’著称的同志，竟公开向一地方新闻媒体宣称:‘卖国有小企业有什么错?我以后还要把它们作为一般商品出卖呢!’”

　　“事实上，全国没有任何一个别的地方复制了‘卖光’模式，它后来只是成了一个概念，一个热门词语。不管是赞扬‘卖光’还是批判‘卖光’的，他们所指的实际上都不是诸城的卖光——后来各地大规模推行国企改革，实际上是‘经营者持大股’，甚至MBO，跟诸城改革不是一回事，根本不同之处在于卖给谁。”刘健说，“诸城改革，有下岗的厂长，没有一个下岗的职工。”

　　“送光”一词的广为流传，是陈光到菏泽任专员、市长后的事。陈光将资产仅500万元的诸城农用车厂无偿送给了北京汽车摩托车总公司，引来北汽摩的大批投资进行改、扩建。这家小厂后来蒸蒸日上，现在成了大名鼎鼎的北汽福田。

　　“‘送光’听起来比‘卖光’更猛，但在当时反倒最没有争议，连反对诸城改革的人也赞扬陈光送得好，因为是国企送国企，不涉及所有制。”刘健说。

　　改革是复杂的，道路是曲折的

　　美国普利策奖获得者、生物学家兼人类学家贾雷德·戴蒙德教授在研究了中国历史后归纳出“摇摆不定”的特点，他称中国为“摇摆不定的巨人”。

　　刘健至今记得直到1997年5月20日晚，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播出了江泽民总书记当天在中央党校的讲话。“这个讲话，是在邓小平去世后、‘十五大’召开前的特殊敏感时期，中央第三代领导核心的执政宣言，表达了继续推进改革开放的坚定决心。讲话中出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新提法——要积极探索股份制等各种‘公有制的实现形式’。”

　　看完《新闻联播》，刘健给陈光打电话，陈光很激动，当即把江泽民讲话中有关国企改革的一大段论述背了一遍。

　　“第二天我就去了诸城。这次，采访者和被采访者都不再回避、躲闪任何问题了。我洋洋洒洒地写了7000多字，把几年来围绕诸城改革、关于这场改革的发动者陈光的争议，改革的实际效果全写了出来。稿子直接寄给报社领导，附一信：你们看有哪些内容不宜见报，我改。社长老徐亲自把关，他总共动了几处错字和标点符号，说：‘就这样，发吧！’”

　　《再说陈光》成为《中国青年报》1997年度被转载最多的一篇报道，全国两千多家报纸，没转载它的屈指可数。

　　再看1997年陈光离开诸城后改革的后续。诸城四达公司董事长窦宝荣说：“不要以为一改制就什么都好了。改制只是为加强企业管理提供了一个平台。如果改了制，你该怎么着还怎么着，它是不会好的。”诸城有20多家改制企业，后来仍不得不走上破产之路。四达公司这样的改革标兵，也很快遇到了新问题：企业每一次分红都会导致股本的扩大，职工以前想着不把股本亏进去就行，现在一心想要赚钱，风险意识淡化了；相对平均的持股，导致管理难度加大，管理者与职工都是企业股东，可能某个职工的股份比管理人员还要多，凭什么你要管我？这个世界上究竟谁怕谁？新的平均主义和“大锅饭”又形成了。

　　此前，就有经济学家和国企改制研究者们提出内行人的质疑。他们认为，将国有净资产折股卖给职工，没有竞价，是不合理的。此外，分红率太高影响了企业的持续发展。在有些改制后的企业，一时间出现民主的狂欢，譬如短期内罢免了三任厂长，最短的一位只干了3天……如当地一位干部所说：改革是复杂的，道路是曲折的。

　　而在推行了“送光”新政的菏泽，全市企业亏损面由1997年的90%降到2002年的12%。对于资产重组这种形式，陈光说法形象：“与其说是送出企业，卖掉企业，不如说是送出包袱，送出债务。说是送出去，实际上是引进来，这叫换个爹娘养孩子。自己的孩子自己养不活，换个爹娘就能养活了。”今天再看，那些送出去的企业，有经营好的，也有陆续破产的，至今还有原企业的下岗职工在上访。

　　2006年，陈光任职菏泽的第9年，全市行政和事业单位人员，第一次领到了全额工资。当年菏泽财政收入30亿元，比上一年净增8.9亿元，增幅列山东省第一位，但总量仍是最末一位。有老百姓说，陈光在菏泽干了不少实事，他让停了的车间有了动静，让老百姓有活可干；菏泽的路变宽了，下水道不堵了，楼上的灯亮了，公务员工资涨上去了，黄河水也引来了。但同时，骂他的人还是很多。

　　陈光在菏泽一呆十年，似已懂得谨慎而低调。他在当地推行医疗体制改革时，曾有记者想采访他，他以“时机还不成熟”为由婉拒了。同样，当本刊记者为“改革开放30年的争议者”专题而请秘书转达采访要求时，得到回复：领导说，再等等吧。

　　陈光 官员

　　1956年出生。曾任诸城市长、市委书记，菏泽市长、市委书记。长期从事经济体制改革的研究和实践，在诸城工作期间，以大刀阔斧地进行国有企业改革而受到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人称“陈卖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