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价值观的重构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4月30日10:18 南风窗

  何谓会津魂?

  由于地处偏僻,历史上的会津多数时候都庸碌无奇。会津藩祖保科正之是二代将军德川秀忠庶子,为躲避将军正室迫害,做了保科家养子,并被封到极北之地。三代家光将他移封到离江户更近的会津,并下赐德川本姓“松平”,认可了他的身份,甚至临死还托孤正之。感恩的正之立下家训15条,申明“会津藩为守护将军家而存在,如有藩主背叛则家臣不可跟随”。这是会津的立藩之本,不仅超越了当时“但知有藩,却不知有日本”的意识藩篱,堪称近代日本国家主义的雏形。影片中,藩主松平容保在幕府要求他入京维护治安时,毅然接下了别藩唯恐避之不及的烫手山芋,并坚持到底。在他看来,这是不容推却的义务,否则,会津藩将如同行尸走肉,再无存在的意义可言。

  可是,为什么偏偏是会津魂,而不是别的什么魂?翻开幕末史,会发现一个奇特现象:在捍卫幕府的战斗中最卖力的恰恰都是如会津这样的偏远小藩(包括小泉纯一郎津津乐道的“米百表”故事发生地长冈藩),反倒是那些领地富裕的大藩莫不望风而降。或许,可以用赤脚的不怕穿鞋的俗语来解释这种有趣的反差。可是,究竟是什么在支撑着这些人坚持以卵击石的抵抗呢?

  提及日本,很难回避武士道的问题。武士道是崇尚义理的战士之道,是对职业军人的职业规范。然而,同样的种子播种到不同的地域,却结下不尽相同的果。在商业繁荣的地区,武士道在经济大潮冲刷下变成了锈浊的钝刀;反倒在落后地区,武士道顽强地存活下来,并绽放出妖艳的花朵。

  会津无疑属于沙漠,兵营化社会使得表面禁欲主义,绝对服从主义等日本武士道的原教旨特征得以保留。在那里,人们过着单调重复的奉公生活。母亲对儿子唯一的期望就是舍命忠君,甚至在游赏红叶时,也大煞风景地要求儿子回校奉公。规范和秩序高于一切,且无处不在。尊卑等级是会津社会的一大特色,年少位卑者必须服从年长位高者。总之,集团永远比个人重要,尊严永远比生命重要,义务永远比权利重要,精神永远比物质重要。

  会津魂如金刚石透明坚硬,会津人的特色则是愚直。其实,单纯与坚强常常构成因果,故所谓“无欲则刚,无知无畏”。影片中,当藩主执意要接手京都治安时,老臣西乡赖母就沉痛地说:“那些人算准了会津人的单纯,料到我们不会拒绝的!”想到这,不禁忆起司马辽太郎先生的话:“每当想起善良,淳朴的会津人的时候,就会觉得日本这个民族是不可救药的。”

  日本价值观的重构

  当新太郎和雄介抵达会津火车站,发现门口赫然一尊白虎队雕塑。白虎队的痕迹在会津似乎无处不在,连出租车门上也有“白虎队”字样。无独有偶,在会津还有一尊更有名的青铜雄鹰雕塑,上面用意大利文刻着“致武士道精神”。那是上世纪30年代意大利独裁者墨索里尼在听说白虎队事迹后,为了表彰这种自我牺牲精神而赠送。这样看来,会津魂和法西斯似乎可以划上等号,而敏子唤醒会津魂的药方就是赤裸裸的军国主义复辟了。

  人们在总结历史时,容易滋生一些不良倾向:或出于惰性,习惯用简单的理由来解释复杂的事件;或出于政治考量,拿某种特定思想充当具体责任人的替罪羊;或出于狭隘,总爱拿现代人的标准去衡量古人。而在展望未来时,又往往过分拘泥于过去,忽略现实的变化,犯下楚人渡河的毛病。其实,武士道抑或是会津魂仅仅是沉淀于文化心理深处的道德伦理,而非基于现实政治的意识形态,就好比中国的社会主义不能和儒家文化等同起来。军国主义的本质是极端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再加上军人干政的混合产物。即使军人没有掌权,日本同样会成为法西斯国家。当代日本无论从内因和外因上都不具备军国主义复辟的土壤。综观整部影片,也一直紧扣道德训诫的主题,与现实政治无关。而在呼唤传统价值的同时,又将现代价值观中的积极元素倾注其中,从而使主题得到升华。

  古代部分中两位母亲的角色对比构成了新旧价值观的竞争。峰治的母亲阿繁是标准的“武士道教育机器”。她平时有意冷落峰治,就是担心儿子心存牵挂,影响忠君奉公。在峰治入校第一天,她就鼓励峰治做个有用的武士,随时舍命效忠。相比阿繁的古板,仪三郎的母亲津子世俗气息浓厚,在她眼里,儿子永远是4岁的孩子,甚至还因为儿子在阅兵式上光顾张望恋人,而未看自己而感到嫉妒失落。身为母亲,添犊之情乃人的天性,但阿繁和津子却各自选择了刻意压抑和自然流露的处理方式。

  整体而言,《白虎队》是一部只关道德和信仰,无关政治的电影。古人因物质贫乏而精神富有,今人却因物质富裕而精神空虚,两者都走上了方向相反的极端。这体现在个人权利和社会责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失衡上,这种失衡导致整个国家的非正常和社会秩序混乱。当今日本的主要社会问题是民众太过散漫,社会责任感和国家意识淡漠,近年来日本产品质量滑坡和泄密事件增多就是临床反映。《白虎队》仅仅是部电影,并不能解决这些问题,但至少带来了希望。片尾引用司马辽太郎的另一句话“想起会津,感到日本民族还不是太无可救药”无疑是本片的最佳注脚。这对同样面临诚信危机和道德困惑的中国,是否能有一些有益的启迪呢?

  最后需要说的是:时代变了,不再需要“荣耀地生,壮烈地死”;可是,不管时代怎么变,可为之则为,不可为之则不为。

[上一页] [1] [2]


发表评论 _COUNT_条
不支持Flash
Powered By Google
不支持Flash
·《对话城市》直播中国 ·新浪特许频道免责公告 ·诚招合作伙伴 ·企业邮箱畅通无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