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中心主任郑培凯：社会需要人文关怀

　　虽说我们是一所以理工为主的大学，可是我们需要有一个灵魂，那就是人文。就是说，学理工的人同时也应该对文化修养有一定的积累，社会需要的是人文关怀。

　　撰稿·王悦阳(记者)

　　香港城市大学的地理位置很特别，在一个名叫“九龙塘”的半山之上，有趣的是，在这所大学的正门口，居然有一个极为现代化、多功能的高级商场——“又一城”。乍一看，这里怎么也不像一所培养学术人才的高等学府，但确确实实，这所只有23年历史的大学，常常被各种机构、媒体评为“中国最著名高校之一”。最为奇特的是，在以工、商两科闻名的这里，居然还有一个“中国文化中心”！而来城市大学读书的每一位年轻学子，无论所学是何专业，在校期间都必须根据规定，接受该中心制定的各类《中国文化》课程教育。

　　一走进位于康乐楼的“中国文化中心”，顿时令人感觉走进了一户最最传统的中国人家。楠木门上贴着门神年画，门框上的匾额则是香港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题写的。跨入门廊，宽敞的接待室被布置成一个精美的客厅，明式几案，清代古琴，壁上还挂着台湾著名书法家董阳孜的真迹……有书架，有茶案头，置身其间，很难辨别这究竟是一所学院，还是某位大学者的书斋……“又见面了。”随着一声爽朗的笑声，中国文化中心主任，著名学者郑培凯教授风风火火地迎了出来，热情地握着记者的手，“上一次见面，还是去年苏州召开非物质文化遗产论坛的时候吧！”健谈的郑教授又一次笑了起来。去年，作为香港学者代表，郑教授带头“开炮”，坚决反对某些地方制定的所谓对昆曲艺术“先创新，再传承”的规划，一时间成为媒体焦点。“可惜我的提议到今天还没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一丝苦笑浮过他的脸上。

　　祖籍山东的郑培凯有着颇为光鲜的学历与头衔：台湾大学外文系毕业，美国夏威夷大学历史学硕士，耶鲁大学历史学、哲学博士。先后曾任教于美国耶鲁大学、佩斯大学、台湾大学、台湾清华大学等名校。他是香港《明报》的专栏作家，更兼台湾《当代》月刊编辑委员，还是“香港艺术发展局”顾问、香港“康乐及文化事务署”荣誉顾问……1998年，声名远播、著作等身的他放弃了美国高校的教授头衔，来到香港城市大学，参与筹建“中国文化中心”并担任主任一职，原本想“做个 3年就回去”的他，没想到一办就是10年……在“中国文化中心”宽敞明亮的会客室，一身正装的郑教授向《新民周刊》记者详细介绍了自己参与创办“中国文化中心”的来龙去脉。

　　压力之下的办学

　　《新民周刊》：郑教授，在香港能够办成“中国文化中心”，在内地看来的确是一件相当了不起的事情。您能否介绍一下当初创办该学院的原因？

　　郑培凯：1996年的时候，张信刚先生来到城市大学担任校长。他本人对于中国文化很有兴趣，尤其对历史更是钻研。初来乍到，张校长接触了一些同事、学生，就问他们：喜欢中国的诗词吗？同学们都说：喜欢啊，唐诗。他说：那你背一首我听，第一位就背了“床前明月光”，背完了。第二位，又是“床前明月光”……二十位都只会背“床前明月光”！这让他大吃一惊，于是产生了一个很深的感触：他觉得香港人对于中国文化的了解，虽然说是“挺有兴趣”，但实际上底子很弱！这个现象暴露了许多的问题。联系到香港将来的发展趋势，尤其是一年后就要回归祖国了，作为一个中国人，假如对于中国的历史、文化、地理、环境，乃至风俗习惯等等，都有很隔膜很陌生的感觉的话，这是不利于同学长远的发展的。虽说我们是一所以理工为主的大学，可是我们需要有一个灵魂，那就是人文。就是说，学理工的人同时也应该对文化修养有一定的积累，社会需要的是人文关怀。因此，张校长毅然决定，开设“中国文化”课程，并且要求所有的在校本科生都要学习。

　　《新民周刊》：您是如何参与到“中国文化中心”的创立、建设中来的呢？

　　郑培凯：“中国文化中心”成立于1998年。当时，我在美国的高校任教。张信刚校长把我请来，希望我来领头，设置课程，安排师资。我挺有兴趣，于是向学校请了3年的假，来到了香港。一开始，学校规定每一个学生在本科期间，要在 “中国文化中心”修读6个学分。当时本科毕业必须修满90个学分，光《中国文化》就占了将近7％的比重，应该算很高的了。我来到学校之后，详细制定了课程的安排，并且充分利用城市大学良好的教学条件，规定：中心主要通过网络教学提供学习材料，并通过课堂辅导确定学习效果。此外，再通过专题讲座把著名学者和艺术家“请进来”，通过实地考察把学生“带出去”，进行“多元化”教学模式。目前，中心共有20多位教师，课程包括美术史、雕塑、书画、戏曲、陶瓷、古典文学、古建筑等等，还有专门的教材，邀请了两岸三地知名学者编写，并通过课堂实践不断完善、提高。

　　《新民周刊》：可以想象，在当时，规定性地要求本港学生了解、选修中国文化，一定是顶着巨大的压力的。

　　郑培凯：没错。规定一出台，学生们很不理解，情绪也很激动。他们觉得这是学校在有目的地进行“爱国精神教育” ，还有学生公开在课堂上这样对我说：“文化是没有用的。我们能靠它来赚钱么？”可以想象，在香港如此现实的社会里，学生有这样的疑惑是很正常的。更有甚者，还在学校的墙壁上公开贴出大字报，反对上《中国文化》课，甚至还通知了报社、电视台，控告我们强行制定学习计划。

　　《新民周刊》：面对如此巨大的压力，您和校方是否有过妥协或者让步？

　　郑培凯：没有。学校本来就有规定课程的权力。但在当时，学校内部也有过不小的争议。不少校董会的家长都来施加压力，认为学校不该给学生学这些“没用的东西”。好在张校长和我们都坚持住了，并在压力中不断完善着教学。一年试验，两年推广，到了第三年，非但反对的声音消失了，不少学生开始主动地去学习。于是，我放弃了回美国教学的机会，向美国校方提交了辞职报告，一门心思留在香港，办好“中国文化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