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文钊：“大部门制”的吹鼓手

　　当年在舞台上演奏黑管、萨克斯的熊文钊，如今抓起“大部门制”这件“乐器”，奋力吹奏起来。这位“法律界音乐玩得最好的人”，时不时总要发出几个悦耳的令人为之一震的美妙乐音……

　　- 本刊记者 李 蒙 程 遥

　　在今年3月召开的“两会”上，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出台，引起举国关注。作为近年来“大部门制”改革的敏锐倡导者，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行政法学教授熊文钊，再次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2007年6月，新华社《望》新闻周刊曾举办“警惕部门利益膨胀”专家座谈会，熊文钊提交的论文《国家政策部门化的弊端》在《望》周刊全文发表，引起了温家宝总理的重视，有过专门批示。此后他关于国家行政机构改革的文章屡见报端，多次提到“大部门制”，后来被许多媒体称为“大部门制”的倡导者之一。

　　去年10月，党的十七大提出“大部门制”改革，熊教授的许多好友都猜测他事先听到了什么“风声”，才会有这方面的系列文章发表。熊教授笑着说，自己仅仅是一名普通的大学教授，哪里能听到什么“风声”？其实早在2006年他就在文章中多次提及“大部门制”，而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则更早，2001年，日本小泉内阁开始“大部门制”的改革，当时他就在密切关注。更早，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英、法等国的“大部门制”改革，他也一直留意。这回机缘巧合，只能说，作为20多年倾心于研究行政法学的专家，他对国家行政体制改革的敏锐感觉，的确是超乎常人的。

　　对于今年两会出台的“大部门制”改革方案，熊文钊作出了积极评价。他说，去年10月党的十七大正式提出“大部门制”改革，在今年3月的“两会”上国务院就拿出了具体改革方案，说明党中央、国务院的决心很大，雷厉风行，他非常钦佩。但同时认为今年的改革方案还只是一个阶段性方案，与十七大报告要求的“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尚有距离，只是“大部门制”改革迈出的第一步。这一改革还会不断深化推进，最终实现“整合行政职能和管理要素、遏制部门利益膨胀、理顺国家行政议事协调机制”的目标。

　　从小喜欢“填表格”

　　与熊文钊教授接触多了，发现他是一个非常风趣、头脑极为敏锐的人。这与他早年的音乐修养有关。他1962年生于湖北黄冈，自幼喜欢音乐，在黄冈中学就读期间上的是文艺班，1974年进入湖北省黄梅戏剧院乐团，演奏萨克斯和黑管，转眼就是七年。朋友们开玩笑这样评价熊文钊，说他是法律界音乐玩得最好的人，又是音乐界最懂法律的人。1977年恢复高考，已经拿了几年工资工作稳定的熊文钊，决定弃艺从学，参加高考，并且报考法律专业。熊文钊说：“这与我的童年经历有关，我从小就对政治有一种敏感。”

　　上小学的时候，熊文钊就喜欢看报纸，并且对有官员出席的会议看得非常仔细。那是在“文革”期间，他特别关注哪个省的“革委会主任”是谁，副主任是谁，省军区司令、政委是谁，并且自己制作了表格，在报纸上看到一个，就在表上填一个，渐渐就把这些官员的名单填满了。时间长了，连驻外使节、外国元首他都分别制作了表格进行填写。

　　填表的同时，他开始了分析。他发现，五一、国庆等重大庆典和接待外宾的场合，如果某人的名字突然出现了，那就预示着他又重新登上了政治舞台，如果某人的名字突然消失了，那他就很可能要“下台”。预测一次次应验，让他很有成就感，渐渐成为一种爱好。时至今日，他在这方面的敏感非常人所及，预测常常神准，令朋友们总以为他有什么特殊“渠道”，其实呢，他的渠道就是报纸杂志、广播电视。

　　功夫不负有心人，1981年熊文钊如愿考入北京政法学院(现中国政法大学)法律专业本科学习。他自己都不曾料到，正好赶上了中国行政法学的起步与发展阶段，他与中国的行政法治从此结下了不解之缘。

　　给应松年送炉子

　　当时北京政法学院建立了“行政法学教研室”，负责人是方彦。方彦是延安时期的老报人，对推动中国行政法学贡献很大，近些年来却少有人提及。熊文钊说，改革开放后中国行政法学的第一批人才，都是方老网罗到北京政法学院的。像行政法学界泰斗王名扬，还有当时在西北政法学院的应松年，都是方老想尽办法调到学院的。

　　当时选修课表上有一门名叫“行政法学”的课程，熊文钊很感兴趣，进行选修，这样与方彦的接触多了起来，渐渐成为方彦的亲密弟子，方彦有什么事儿，都喜欢叫上他，他成为教研室的一个主要劳动力。

　　记得应松年刚到政法学院的时候，被分在6号楼4楼朝东的一个小房间里，居住条件十分艰苦。尤其是冬天，房子里漏风严重，又没有暖气，住在里面不得病才怪。方彦有一天叫上熊文钊，说是要给应老师弄个炉子生火，否则冬天过不下去。熊文钊说，我再去叫个同学。方彦说，叫什么叫，我们两个不就行了。方彦领着他从学院事务科领来一个烧蜂窝煤的炉子，然后两人一起抬到应松年的房子里去。当时方老已经是六七十岁的人了，把应松年感动得不得了。现在回想起来，熊文钊说，延安时期老干部的作风，真是感人啊，有这样的榜样，自己不努力学习对得起谁？如果没有方老，中国的行政法学不可能在短短几年时间就出现那么蓬勃发展的局面。

　　“接力”翻译

　　当时行政法学的这帮老师和学生，对行政法学知识的渴求，真是像饥饿的人扑到面包上。1984年3月，司法部委托北京政法学院举办行政法研究班，邀请中外知名学者讲授行政法理论，这是全国首期行政法学理论培训班，荟萃了一大批后来行政法学界的骨干。熊文钊当时还在读本科，但他硬是争取机会进入研究班去听课，而且节节不落、风雨无阻。

　　研究班聘请的比利时专家麦耶尔用法语讲授行政法专题，翻译遇到一些行政法学方面的专业术语，时常“卡壳”，要请教坐在讲台下的王名扬先生。王名扬先生早年留学法国并获得法国巴黎第一大学法学博士学位(行政法学专业)，精通法语。可操着浓重湖南衡阳口音的王名扬先生所做的解释仍然无法让大家听明白。姜明安是湖南汨罗人，听得懂王名扬的湖南话，而他的普通话并不比王老好多少，他用湖南汨罗话转述王老的湖南衡阳话，大家还是弄不明白。在北京长大的朱维究性子急，有时没等姜明安说完，她就把自己的猜测抢先“翻译”出来，“翻译”得不对，王名扬就急忙摆手说“不地(对)不地(对)”。熊文钊是湖北人，听湖南话有点优势。于是熊文钊就斗胆接过来“翻译”普通话。由于从小就从事艺术工作，熊文钊的普通话可算得上湖北人中讲得最好的了，经过这样的“接力翻译”才能让大家明白这些专业术语。大家笑成一团的时候，麦耶尔教授就睁大眼睛迷茫地看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