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与“青年”的解体

　　陈映芳

　　青年，是一个年龄群体、年龄阶梯。用社会学的话说，作为一个社会类别，它是历史地、社会地形成的。新史学的主要成果之一便是说明各种社会群体在近代化过程中如何随着产业化、城市化一步步形成。

　　中国以前对人有“老少”之分、“大小”之分，也有“孩子”、“壮年”，但几岁到几岁是婴儿、幼儿，几岁到几岁是童年、少年、青年，然后是中年、老年，这些都是近代开始一步一步地规范的。相对于西方社会，中国比较特殊的是产业化相对滞后，因为民族危机，近代的教育体制在近代工业系统形成之前先建立，所以中国最初形成的“年轻人”群体实际上是青年学生。

　　而青年不单单是一种社会类别，还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角色类别。自形成始，中国社会对这个年龄群体便有特别的期待、要求，这就是社会学中的“角色”。社会角色是社会对某个群体角色的担当者的期待的复合体，这其中包括了义务、使命或者规范，然后逐渐形成相对稳定的结构。但它也会变化，角色的内涵会随着历史的过程、社会的变化发生演变。

　　自中国有“年轻人”这个社会类别，“青年”角色就开始被建构起来了。梁启超《少年中国说》，一开始便赋予中国的年轻人很多的意义，认为中国的希望在年轻人身上，中国的年轻人必须承担，留学生必须救国。从那时开始，“青年”作为一个特殊的角色类别概念，慢慢在中国被建构起来，而后它的意义逐渐明朗化，被结构化。

　　从新青年到激进青年

　　“青年”从梁启超的少年论提出来，而后新文化运动过程中年轻人自己参与建构，青年导师(譬如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也同时出现，来规定意义，从而完成了第一个“青年”意义结构化的过程。到五四运动，这个结构基本成型。五四运动时，它在社会上得到了承认，各种社会群体，大家都认识到这个角色类别在中国的重要性。

　　“五四青年”已经成为中国经典的角色模型。人们认为“五四青年”应该是中国青年的标准模型，它讲民主、讲自由，五四青年扮演的是拯救中华民族的神圣角色、肩负的是民族存亡的神圣使命。但是五四青年也要自己作为年轻人的权利，他们要婚姻权、要经济独立权，要突破父权，摆脱家庭和家庭伦理的束缚。1980年代以后，社会开始重提“五四青年”，要恢复“五四青年”，就是要权利。

　　“五四青年”到后来演变为“抗日青年”、“进步青年”、“民主青年”，到1949年以后成了“革命青年”。新青年的时候有年轻人离家出走，批判孝行，这在当时受到社会很大的反弹。施存统写了《非孝》以后，就不能在杭州待了，所以他只好跑到北京去。但是后来民族危机爆发，全社会救国之时，这些“新青年”突然扮演了救国者、拯救者的角色，“五四运动”一发生，社会马上就认可他们。社会因此开始修改“青年”的意义，社会期待也开始发生变化，希望“青年”就是这种激进青年，希望他们担当国家命运。

　　但另一方面，角色的承担者和扮演者，也会跟社会发生互动，他们也有自己的愿望和动机，并参与了意义的修改。“青年”的意义结构不是单方面地由社会的结构性来规定的，而是角色的担当者与社会的互动的结果，它会发生改变。

　　在这种互动中，“青年”这个神圣的角色类别在中国存在了将近100多年，从早期的“非孝”，到现在年轻人的非“非孝”(回家论)，年轻人在不断地改变社会对年轻人的角色规定、期待。为什么中国的青年在某个阶段会有强大的、群体性的行动，而在另外一个阶段他们和社会的关系又发生变化？如果青年们想修改“青年”的意义，不愿意承担社会的角色期待，年轻人群体、青年群体与社会就会有摩擦、冲突。而当他们特别顺从的时候，社会对这些年轻人的报酬就可能特别多。

　　青年因为在中国的历史上扮演了激进文化运动担当者的角色，在历史的救亡运动中适应了中国社会广大民众的期待，承担了对国家民族的一种使命(这是所谓“青年”角色最为核心的部分)，所以，中国青年在中国近代史上地位特别高，这是社会给的报酬。罗素曾讲到，在西方近代历史上有过青年崇拜。青年崇拜是近代世界历史上普遍的一个现象。对新的生命力的崇拜与产业化有关，工业大机械生产需要新型的劳动力，需要年轻人担当特别的社会角色。但是，在中国，青年地位特别突出，这是因为它后来改变了国家的命运。

　　国家的控制与整合

　　1949年建国时，毛泽东在城楼上呼过一句口号：青年万岁！所谓老一辈革命家，基本上都是认同“青年”角色的青年知识分子群体。

　　可是1949年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1949年以后，青年开始面临国家的整合，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反弹。可以从50年代年轻大学生、青年知识分子的一些言论中看到，他们觉得“新青年”以来的有些重要东西正被抽走，他们非常敏感。他们的反弹和国家权力出现冲突，结果就酿成政治事件，实际上事件的对象主要是青年知识分子。

　　1949年以后的变化，一是国家开始整合青年群体，整合恰恰是通过重新定义“青年”角色的意义来实现的。“青年”角色的意义界定开始由国家来操纵。此前，“新青年”、“五四青年”的角色意义主要是由社会和年轻人的互动来构建的。《新青年》杂志曾找到很多国外的青年的介绍，他们表达的是青年自己强烈的要求，他们要批判家庭制度，批判父权。“五四”以后，社会舆论、各种各样的人都来讲青年了，年轻人与青年导师和各种社会力量都参与了青年意义的结构化过程。

　　可是到了1949年以后，青年人应该是什么样的，他必须是什么样的，都是由国家的政治指导力量来规定。我曾把1949年以后一直到“文革”爆发前《中国青年》的专题讨论主题列成一张表，很明确地反映出是政治导向性为主，什么是“革命青年”，实际是由国家政治指导力量来规定，中间有一次次的批判、澄清。一些青年知识分子有质疑、不解，但讨论中都是作为错误的思想来批判的、否定的，严重的甚至遭到了惩罚。

　　这就是1949年以后的情景。这样的结果，就是后来出现红卫兵。红卫兵扮演的是模范的“革命青年”角色。有人认为红卫兵类似于60年代遍布西方的学生反抗运动，这是误解。红卫兵是典型的角色型文化，虽然看上去是反抗，但他们迎合的正好是主流社会政治支配团体的角色期待，从服装、语言，到对国家的体制、支配的意识形态都有强烈的认同。虽然他们带有年轻人的一种反抗愿望，但仍然是角色型的。

　　此外，他们虽然跟历史上的激进青年很像，但又跟1949年以前的青年运动不同。“五四青年”的意义结构，主要是权利，有年轻人独自的愿望、欲求。而1949年以后这些都被抽走了，当红卫兵一代回顾自己的上山下乡经历时，他们为自己的痛苦所赋予的意义主要表现为“牺牲型”和“投资型”。

　　所谓“牺牲型”是指他们对整体目标的认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而“投资型”是指当时人们对于“上山下乡”运动功用性的理解：“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是培养“革命接班人”的一个途径。但随着上山下乡运动的多年持续，下乡知青们如何为自己的痛苦确定意义变得越来越困难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红卫兵一代所经历的，由价值剥夺所导致的第一次危机发生在林彪事件之后。林彪事件给所有曾经历了“文革”狂热的中国人带来了精神上的震荡，而《571工程纪要》中有关“红卫兵”、“知识青年”问题的评述几乎成了一代人的惨痛记忆。

　　这一代人所经历的第二次群体性的价值剥夺发生在90年代初。回城、寻找工作、成家立业……80年代是这一代人致力于“补回青春”的10年。弥补、追回逝去的岁月使得他们在80年代反而没有去诉说过去的苦难。“90年代的冲击，不亚于‘文革’。”90年代初，这个进入“不惑”而走向“知天命”的年龄群体中的一些人逐步接近了预设的生活目标。但无论其目标达成的成果怎样，当社会的价值系统发生大的变化时，人们很可能无法从既定目标的达成中获得预想的价值实现。

　　也就是说，80年代至90年代的价值演变不仅使红卫兵一代人的“文革荣耀”和“下乡苦难”失去了价值，而且，他们回城后“拼抢”来的一切(他们原本希望这一场拼抢能补偿他们的青春苦难)，也并没有原本想象中的意义。事实上，从“老三届”人所叙说的大量文字来看，他们的被剥夺感是在同其他世代的比较中逐步加强的。

　　与此同时，他们还遇到了整体被妖魔化的问题。作为“红卫兵”一代人，尽管由于种种原因，社会对红卫兵“文革”责任(罪行)的清算并没有真正开始，但“老三届”人的红卫兵身份以及人们对红卫兵历史的记忆显然影响到了他们这一代人自身的同一性的确立和价值的获得。

　　80年代的新一代

　　相比较而言，中国青年文化跟西方60年代比较类似的是80年代，80年代的青年文化强调的是代际之间的独自性，它没有理解成年人社会、主流社会的诉求。现在，无论是西方的还是中国的青年人都会说不需要你们大人的理解，这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它是同辈团体内部的一种文化，这就是现代型青年文化。

　　70年代时已有一些知识青年通过地下文化在修改“青年”的意义。70年代末、80年代初，还有很多官方指导的青年问题的讨论，但也有年轻人自己的烦恼倾诉，大家参与了各种各样的讨论，这些实际上反映了青年的主体性重新抬头。大家对于国家政治力量对“青年”的意义规定不适应、不顺应，没办法再扮演这种角色了。换句话说，这个角色的意义规定、即它的规范，对青年人的约束力开始减弱。

　　与成人社会的摩擦、冲突，是80年代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关于“青年”，年轻人无法否定这个东西，但就是不想再扮演这样的角色。主体性问题被提了出来，年轻人喊出了要“重新塑造自我”的口号，这在那时是非常时髦的口号。所以80年代中期、1985年开始，就有了一个青年文化的大爆发，王朔小说，然后有崔健的《一无所有》，都是1985年爆发的。全国很多青年艺术小团体出现，在体制外的，也有的是大学校园文化。现在看来，是年轻人在试着表达自己，它反映了神圣的“青年”角色类别的意义危机和功能衰退。

　　执政党和青年政治社会化的担当者们(党政组织、媒体、学校、政治辅导员等等)，在整个70年代末、80年代，都把“抢救这一代年轻人”当成了头等大事，要让这一代人重新成为模范的、合格的“革命青年”。这就出现了所谓的信仰危机问题，崇洋媚外、自由恋爱、脱离单位组织领导等种种青年问题。当时青少年的现象及文化一一被问题化，这实际上反映了一种摩擦。“抢救”与“拒斥教育”，双方像拉锯战似地展开对立。

　　事实上，当时的年轻人自己已经能找到多元的文化资源，从而自己来为自己的存在确定意义——此时出现了一个新的概念叫“现代青年”。“现代青年”不同于以前的“革命青年”，有强调自主的一面和与当时官方正统青年角色分离的意味，但它还是“青年”。后来又出现了“民主青年”，民主青年有一些特别的时代背景在里面，但它也反映了年轻人对“五四青年”传统的认同倾向。

　　80年代，青年知识分子出现了具有象征性意义的行为。一方面他们仍在扮演“青年”角色(重归“五四”)，同时他们也在逃离角色(逃离“革命青年”)。把80年代末，青年的角色表演行动放到年轻人与正统社会的冲突中来看，当时的事件还具有另外的象征性意义。当时的成年人正统社会对青年这个群体特别不满，人们坚持认为年轻人应该接受国家意识形态的价值观，顺应为国奉献的规范。他们无法接受年轻人不肯扮演社会期待的、也是国家和民族希望他们扮演的青年角色的事实。

　　但80年代出现了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民众慢慢地跟国家产生一些政治性的摩擦，人们对现实不满，比如说“官倒”、“太子党”等等，社会出现政治危机。这个时候，人们看到，青年知识分子突然又开始认同、扮演起“民主青年”的角色。于是，整个社会对大学生又突然开始表示理解、支持，最终，整个80年代社会对青年的愤怒在广场上好像全部化解了。

　　然而， 80年代末，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在感动民众的同时，也让所有的人看到，年轻人的角色表演、广场运动的极限在哪里。伴随着普遍的幻灭感而来的，是中国社会多层面的价值系统和规范系统的解体。作为这种变化的表现，在这之前被成年人社会骂得一钱不值的王朔的痞子文化(80年代的青年文化)，突然跨越年龄层赢得了万千知音。成人社会开始接受了年轻人的观念和生活态度。

　　以前的“革命青年”、甚至包括“民主青年”的一些价值，或者说，“青年”的意义结构和规范对年轻人的约束力崩溃了。而90年代以后，似乎所有的人都获得了这种解脱。关于这一点，日本青年研究所的研究团队对中国有调查。他们在80年代前后持续做中国人的价值观调查，他们的调查结果显示80年代末前后中国人的价值观变化特别大。90年代开始，年轻人可能还要入团，但是这套东西对他们实际已经没有什么规范力了。

　　近代100年来的神圣的“青年”角色类别在中国已经解体了。虽然现在还有一些“青年”的制度遗留，比如说共青团组织，还有像大学的教育管理制度，当然，社会有些时候对年轻人还是比较容易抱有特殊的期待，人们还是期望年轻人能做一些其他年龄层不大做的事情。

　　过度角色化

　　在中国，年轻人社会化的过程里，他们心理、性格、情感等的发展以及他们的主观意志、权利意识等方面的社会化一直是被忽视的甚至是空缺的，高度角色化或过度角色化一直是重点。“高度角色化”正是指社会将孩子顺应角色规范视为社会化的最重要的、甚至是压倒一切的内容。为了让孩子学习扮演成人所期待的社会角色，孩子们的其他方面的社会化内容，受到挤压，甚至被耽误。在我看来，“高度角色化”、“过度角色化”的问题，其实是中国社会从历史上的“孝子贤孙”到后来的“革命青年”、一直到今天的“好孩子”、“好学生”，它们背后并没有真正发生变化的东西，虽然年轻人表面上的社会地位有种种起伏。

　　中国历来表面上看起来特别重视青年，1949年前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地位很高，因为他扮演着特殊的社会角色。但是在这种表象下，作为年轻人，作为个体的、生命体的年轻人，他们独自的权利、欲求，在中国并没有真正被认可。

　　当初“新青年”、“五四青年”提出的某些愿望是年轻人独自的要求，他们要从父权下面获得解放，要有恋爱自由，这在当时是年轻人自己很独特的一些要求。可是当“五四青年”得到认可，获得特殊的社会地位时，社会认可的实际上不是青年们需要的自由恋爱等年轻人独自的权利，或年轻人生理上、心理上的一些特殊的需要。社会认可的，主要是青年对社会的义务，就是对国家的神圣义务。社会的青年观主要是从国家本位出发的。年轻人自己从个体本位出发的、他们这个年龄层次的独特的权利和需要，中国社会从来没有好好地加以认可。这是一种悖论。青年因为扮演一种神圣的社会角色而获得那么高的地位，他们的另一方面恰恰被忽视。

　　在其他一些社会，在近代以来的产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年轻人首先是作为劳动力大军获得相应的地位和权利，在战争中作为出征义务的交换，他们又获得了选举权、娱乐权等等。可是在中国，年轻人作为一个年轻群体独自的权利，从一般社会的观念层面到制度层面，并没有真正解决。这些问题以前被掩盖在“青年”的虚假性政治地位下面。现在“青年”角色解体了，可年轻人的愿望，他们的要求、权利，还没有真正落实。

　　现在的问题是，高度角色化或过度角色化难以避免地会影响社会化，也就是它带来了年轻人“社会化不足”的问题，它会导致人的人格发展出现问题。此外，它还不能不涉及一个有关政治社会化、道德社会化的问题。在“革命青年”的教化式教育这套制度实际失效以后，我国还没有建立起相应的公民教育制度来，这是一个缺失，现在学校基本上还在运用那套实际已经失效的政治教化模式。

　　在我看来，“公民”跟“革命青年”的区别起码有两点是很清晰的，一是公民不是特指哪个年龄层的，是普遍、平等的。还有一点是在公民道德中，责任、义务和权利是对等的。正因为如此，我认为在“青年”解体后，公民教育必须跟上，当然，同时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的公民教育可能还难于实施。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著有《在角色与非角色之间——中国的青年文化》、《“青年”与中国的社会变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