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做世界强国的公民

　　新加坡中国留学生总会5月2日邀请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陈安教授就当前形势发表演讲。征得教授本人同意，特发 表他的演讲内容。陈教授曾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学者，美国耶鲁大学政治学博士，1995年起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任教 。

　　文陈安(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教授)

　　今天很高兴有机会与大家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我想谈三个方面的问题，即西藏问题、中国的崛起以及与西方 关系。

　　国际法有

　　“既往不溯”原则

　　西藏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吐蕃王朝，它在公元七世纪初建立，13世纪中叶正式归入元朝版图。此后一直是中国的一个 自治省，已有700多年历史。在此其间，并无“西藏独立”问题。十九世纪末开始，英国势力渗透西藏，利用中国的衰弱内 乱谋划“西藏独立”，直至新中国政府成立。1959年，西藏统治集团以武力抗拒中央，失败后挟达赖逃亡印度，在那儿建 立了“西藏流亡政府”，鼓吹“西藏独立”。

　　在我看来，所谓“西藏独立”既无历史依据，亦无法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不过是从历届中国政府手中继承了 对西藏的主权。即使是700年前蒙古人的政权即元朝对西藏的征服有何不正义，也既不能怪罪于当代中国人，亦不可能改变 西藏属于中国的既成事实。国际法中有著名的“既往不溯”原则(intertemporallaw)，即任何领土征服的 合法性，必须用当时的法律准则衡量，不能以当代国际法追溯。由于国际法是近现代的产物，二战后才臻于完善，这一西方发 明的“不追溯”原则，虽旨在为西方殖民地提供合法性，但它也为中国政府对西藏的主权奠定了牢固的法理基础。更何况元朝 基本上是以和平手段取得了西藏统治者的归顺。尤其重要的是，当元朝于十四世纪终结时，西藏人并未寻求独立，而是归顺了 新的汉人王朝即明朝。这说明早在600年前，西藏属于中国的概念已被多数藏人所接受。

　　问题发生在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这从根本上损害了西藏统治集团的利益，所谓的西藏问题就此产生。首先必须 承认，1959年正是极左路线大行其道之时，改革有些激进在所难免。然而，当时西藏的现行制度毫无社会公正可言。它是 人类历史上最野蛮，最残暴，最愚昧的封建农奴制。占人口仅5％的上层社会统治着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奴。让这样的制度在 当代文明世界继续存在是人类的羞耻。然而，中国政府废除西藏农奴制并未得到西方国家的同情。除了地缘政治考虑外，西方 国家认为取代西藏农奴制的并不是西方民主制，而是他们更加厌恶的共产党的制度。我们在伦敦、巴黎街头所看到的激进“藏 独”分子，恐怕有相当一批是从前的上层统治者后代。他们从不反省非人道的西藏旧制度，这就让人们有理由相信，他们要求 西藏独立不过是为了恢复昔日的天堂。

　　中国崛起

　　不是在真空中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就能对当前局势看得更清楚。尽管“藏独”利用北京奥运会之际力图卷土重来，表面上来势凶猛， 实际上底气不足。喧嚣一阵，然后会重归寂寞。其主要原因还是“藏独”理由不充分，缺乏说服力。迄今为止并没有多少有分 量的西方人站出来公开要求中国让西藏独立。承认西藏为中国领土一部分仍然是世界各国政府之共识。

　　中国的崛起不是在真空中发生的，它不可能脱离特定的国际环境。在世界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大国的崛起是产生所 谓双赢或多赢效应的，也没有任何一个崛起的大国不向现存的世界秩序挑战，要求重新瓜分世界的。西方以己之心度中国之腹 ，对中国和平崛起缺乏信心。然而，不以中国本身的意志为转移，中国在全球力量与影响的增长，与西方在全球力量与影响的 衰落互为因果。在这方面，它是一场如体育竞赛一方赢即另一方输的零和游戏。不遏制中国成为世界强国，西方将无法继续维 持它的世界霸权。即使中西方关系是在历史最好时期，这种关系实质上也不是平起平坐的，它饱含西方貌似的屈尊心态，以及 对中国人落后愚昧、“需要援助”的怜悯和同情。

　　中国的崛起还动摇了一般西方民众的民族优越感。这就是隐藏在目前借西藏问题爆发出来的中西方冲突背后的深层原 因。

　　中国经济的巨大成功以及基本的社会稳定，向全世界展示了共产党执政的某种优越性，而这是西方主流社会所绝对无 法接受的。而中国的发展模式对西方模式的挑战，则是更为深刻的挑战。

　　有西方人认为，要想避免这一挑战，要么让中国经济崩溃，要么实行西方民主。至于这样一来中国能否继续保持高速 经济增长，或者是沦为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俄罗斯，这就不是西方所关心的事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