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分与合

　　内与外

　　我国历史上，没有知识产权的传统资源。虽然晚清时颁布过关于知识产权的法律，看起来有百年历史，但都是纸上谈兵。解放后的计划经济时代也没有，直到改革开放后，知识产权才逐渐走入我们的视野。尤其到了21世纪，与知识产权有关的立法、执法、司法体系才逐步完善。据此，田力普说，这是历史上，中国知识产权做得最好的时期。

　　但是，在这个最好的时期里，中国上下所受到的国际压力和指责却越来越多。为什么会这样？

　　田力普认为不少发达国家在知识产权问题上是双重标准，对内讲“平衡”，对外讲“保护”。他承认我国在这方面确实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而这背后又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原因。

　　首先是世界经济格局发生深刻变化，发达国家先出现新技术革命，然后率先实现经济生产方式和产业结构调整，完成工业化并进入信息化时代，而我国还处在工业化时代。发达国家在生产知识、专职创新，市场营销、品牌服务等高附加值产业，人均GDP很高；而发展中国家辛辛苦苦，低工资、高污染、高能耗，最后还闹一个太多顺差、倾销的指责。

　　田力普认为这种国际分工让发达国家必须强化保护知识产权的国际规则，因为知识产权制度维持了他们的生命线。

　　其次是中国在崛起，地位变了，竞争力强了。中国的产业结构也在调整，在新一轮的国际制造业分工调整中，中国是极大的受益者。因此，发达国家有了危机感，其市场份额受到中国的挑战。

　　“以前你很弱小，我们不担心，现在你强大了，得施加压力。知识产权这个手段最好使，当然就用了。这样，对中国的压力和指责就在意料之中。”田力普认为，这种压力不会因为中国在知识产权上加大执法力度、完善制度就会减小，或者不给压力，甚至给予表扬。

　　“我们领导人认清了这一点，甭管怎么做，压力都会存在。”田力普特别强调，我们现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也不是因为外部的压力，而是为了自身的发展，实现创新型国家的转变。面对压力，我们现在“既不着急了，也不生气了，该做的我们就做，不该做的就不做”。

　　此外，田力普还点出当前国际间知识产权斗争的实质就是利益。比如，在遗传资源、民间文化的知识产权保护，发展中国家则呼声很高，因为他们在这方面的资源丰富，而发达国家则不以为然，因为这方面的资源他们不够丰富而利用却颇多，故而加以抵制，而这方面的国际保护进展自然相当缓慢。

　　正如《专利法》第三次修改，就计划加入来源披露等内容。规定专利产品中加入一些别国的东西，必须标明来源，否则将来发生纠纷，就有可能成为撤销专利的理由。田力普说，虽然发达国家对《专利法》加强专利保护的修改赞扬很多，但是对于增加对遗传资源的保护就异议最多。“也就是说，国家之间的知识产权斗争很激烈，根子是各国利益不同。”

　　分与合

　　其实，国内的知识产权保护一开始就涉及了太多部门：知识产权局管专利、工商局管商标、出版署管版权，还有文化执法总队、广电局、公安局、科技局、教育局、海关等众多部门参与其中，具体操作时很难避免权责不明。

　　而在香港，知识产权管理体系主要是两个部门，海关和知识产权署，该署副署长张锦辉去年底就曾告诉记者，“内地可尝试大部门管理体制，整合现有的专利、版权、商标等部门资源，形成保护知识产权的合力。”

　　今年初，大部制改革正如火如荼，但具体方案并没有如外界所传的将商标、版权的管理划给国家知识产权局。田力普坦言，这事“没弄成”，不过令他欣慰的是原来国家保护知识产权工作组办公室设在商务部，现在转到国家知识产权局。

　　据了解，这个办公室的设置很可能是“另起炉灶”，现在的办公室副秘书长温再兴4月22日在上海举办的国家知识产权论坛上就显得很伤感，因为这是他们最后一次筹办该论坛，此后部门将被裁撤。业内人士也有建议，原有的办公室处理这类问题已有数年，其中的人员和经验是否可资借鉴？

　　除此之外，众所期待的知识产权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的衔接也没有起到预期的作用，侵犯知识产权的案件进入刑事程序偏少。公安部正在酝酿一套新的机制，即刑事执法引领行政执法，从而改变公安机关在打击知识产权犯罪过程中的滞后局面。

　　4月22日的中国知识产权刑事保护论坛上，国家知识产权局协调管理司副司长何越峰直言行政部门在知识产权保护的执法“手段不足”，因为它不能采取刑法上的强制措施，如果当事人不合作就没有效果，而且社会负面影响很大；而知识产权行政保护涉及多个部门，公安机关与之刑事执法合作又常显得低效与重复。

　　公安部经济犯罪侦察局高峰副局长更进一步指出，目前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的合作只是案件“事后移送”，行政机关查处一个知识产权违法行为，认为可能涉及犯罪时才转移到公安机关，而这时，犯罪嫌疑人可能早就跑了，离开公安机关的视线，再想抓捕难度非常大，而且，行政机关所调查的证据还不能直接应用在刑事程序里，公安机关介入则又要重新调查，造成不必要的重复，甚至由于现场被破坏而无法调查。

　　为此，高峰透露，公安部正在考虑探索刑事执法引领行政执法的新机制，比如将“事后移送”改为“事前移送”，同时公安机关也会充分利用法律赋予的侦查裁量权，强化它的主动性和即时性，使得刑事立案的门槛更切合实际，从而扩大刑事保护的范围。

　　高峰告诉记者，这一设想正在进展中，确实会遇到一些困难，有些行政部门可能会误以为地位下降而不太配合。但是，他强调“如果各部门都秉持一种合作的精神，而不是‘个别部门独大’的作风，那么事情就会很顺利，很有希望。”

　　对于各部委的合作，尤其是落实《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田力普这样说，“我们局有决心做好，同时需要各部委、企业、社会合作，中国的情况，如果党中央决定要去做的事情，就一定能做好。这一点，我们是有信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