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不放高音喇叭也可以做慈善

　　“用好每一分捐款”

　　-本刊记者/杨东晓

　　捐款的用处公开透明，是对国人爱心的最大呵护

　　安捷伦科技软件(中国)公司的员工在2008年5月13日下午 17时09分，每人都收到一封文件名为《四川地震捐款倡议》的公司信函。这封信号召为那些急需救援的灾区民众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三天后，5月16日下午1:30，安捷伦公司在华员工1000多人捐款50万，各组织捐款6万，公司捐款50万元，总计人民币100多万元送到了中国红十字总会。

　　5月14日，公司给员工的“捐款最新动态”一函中，提到了有员工在捐款的同时提出献血，但是公司在联系有关部门后得知“昨日有很多志愿献血者，目前采血单位已无法接待更多的献血志愿者。有关部门对大家的爱心深表感谢，有需要时，再组织献血。”

　　此前一天，北京王府井大街上中国红十字会的采血车前，要求献血的人们沿步行街排起了长队，清华大学的学生们在选择200CC和400CC时，毫不犹豫地都选了后者。中国红十字总会事业发展部宣传处夏洪艳处长说，联想集团把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的献血车请到了联想新大厦，600份献血申请表十分钟就不够用了。这次采血一直进行到夜里一点多。

　　北京东城区北新桥三条8号的中国红十字总会的院子里，在各个建筑物上都贴了一张打印纸，上字“捐款请到105房间”。其实没有这张“路标”，来这里捐款的人也不会走错房间——这间大会议室里一大早就排满了人，等待捐款的队伍在一楼大厅里蜿蜒到了楼门外，即便是14日下午的暴雨，也不曾打断这条长龙。截止5月15日12时，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及各地分会，共收到款项和物品合人民币6.24亿元，其中1.69亿元已经投入到灾区。

　　中国扶贫基金会截至5月16日12日，已募款物超过1亿元人民币，并及时播其报救援先锋队在入川后的工作进展，对所购买和发放物品的各种账目进行网络公示。

　　夏洪艳告诉《新世纪周刊》：“根据1999年9月1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我们内部有自律机制，外部有监督机制。”她拿出一页文件，指着上面的条款说：“我们请通过银行、邮局、网络捐款的人士，一定注明捐款人姓名、通信地址和捐款意向，并且向所有银行要求，一定要叮嘱捐款人写明捐款指向，比如：捐款人指明了要捐给北川县，就不会用到其他受灾县，如果写明映秀镇，就不会用到其他受灾镇。如果某些受灾地区急需大量款项，我们也会与捐款人进行协商。”

　　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司长王振耀说，捐款做了什么项目、用到哪个县、乡村，都必须向社会全面公示，没有公示，是有人要骂街的。

　　在尊重捐赠人意愿和坚持公示制度，中国红十字总会还要接受审计部分的审计和监督。如果使用的是国内捐款，将会接受国家审计总署的审计。如果善款来自国外，则要接受国际审计公司的审计。

　　红十字总会接受的款物，会分批发放到灾区，在目前急救阶段，钱物的使用都要围绕尽快从废墟中把人挖出来、再把挖出来的人妥善安置。一部分钱款，用来购买他们急需的饮用水和食品。

　　紧急救援阶段暂时不需要衣服等物品。衣服都要经过十多个程序的消毒和灭菌才能运往区，时间上来不及。几个月以后的重点是灾后重建，善款会用来援建红十字博爱村这样的永久性住房。

　　拯救心灵

　　-本刊记者/杨东晓

　　救命，更要救心

　　王平是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应急办公室主任。在5月15日10时召开的一次应急会议中，他们决定成立一支灾后心理干预医疗队迅速开赴地震灾区。

　　对于成立灾后心理干预的救援组织，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司长王振耀告诉《新世纪周刊》：“对于心理干预在灾后重建中的运用，我们是很积极的态度。”

　　王振耀说，这是灾后救援向更高水平的提升，它更注重人性化——灾害带来的孤儿、孤老和单亲家庭，是一个需要长期关注的问题。

　　中日友好医院心理学科临床主任医师李子勋告诉《新世纪周刊》，灾后心理干预的第一步，就是让正处于应急状态下的灾难伤害者，感受到稳定和安全感，但不能过度关心把他当成弱者，而要让他们知道自己是幸存者，这样才有利于受伤和瓦解心灵的愈合。谈起32年前的唐山大地震，李子勋说，由于当时没有完善的心理救助机制，尽管后来曾有心理医生为当时的幸存者做过多年的心理咨询，但仍不能完全治愈刻在他们心灵上的伤痕。

　　灾难发生一个月以后，才是进行早期心理救助的时机，李子勋接受了团中央的委派，将加入团中央组织的心理救援队，在下个月赴四川灾区。他认为届时应该做的，是通过创伤量表对幸存者、志愿者、解放军、武警战士进行筛查。通常情况下，人们只关注到了遇险的幸存者，而更多长期参战目睹死亡和残肢的救援人员往往被忽视，其实他们遭受的是对内心深层的刺激。

　　李子勋特别强调了在心理干预的过程中，全社会的责任和义务。他呼吁，大众的心理是很脆弱的，媒体在发布灾区照片时，要冷静、有节制，不要一味发布过于悲惨和恐怖的图片，以减少对生者的不良刺激，要相信政府并让人们看到希望。

　　大地震检验国人精神体系

　　-秋风

　　灾难总能够激发人性美好的面相，但灾难终将过去，人性之美如何能凝为稳定的道德信念，长久地嵌入人心，这更是对国人的考验

　　人类永远不可能完全控制自然，不论是南方雪灾，还是汶川地震，面对自然的暴虐，人类是十分脆弱的。

　　但良好的制度有可能把自然的暴虐所带来的损害控制在最低程度，如果社会的应急机制比较健全，反应及时、准确，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拯救更多生命。应当说，政府在“5·12”汶川大地震中的表现，要比以前历次灾难更为迅速。温家宝总理在第一时间飞赴灾区，政府在第一时间启动救灾应急体系。不过，很多舆论也指出政府的救灾决策机制上仍存在一个问题：在批准台湾和外国的专业救援机构入境参与救援方面相对迟缓，以至于这些机构只能在公认的救灾“黄金72小时”之后入境，延误了救援时机。

　　仅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政府的精神状态对于救灾效果具有十分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军人的牺牲精神的确令人感动，但是，抗震救灾又是一项专业性工作。如果有一些专业人士对军人进行指导，如果有必要的专业救援器材，那么军人的努力就可以事半功倍。国内可能匮乏这方面的专业人员、器材，但生活于全球化时代，中国完全可以分享他国的这些技术和设备。问题仅仅在于，相关决策机构是否具有理性精神，是否具有利用全球化优势的意识，归根到底，决策是否一切以民众的生命为依归，是否感同身受，把民众的生命看得比其他任何貌似宏大的价值都高。

　　当然，政府的这种精神状态，乃是需要由社会、由民众来教导、驯化。只有在每一个政府官员必须就自己的每项决策和行动对民众承担政治与法律责任的时候，他才能够把民众的生命置于其他价值之上。因此，政府救灾是否得力，间接取决于整个社会的精神状态。

　　灾难激发仁善、公益之心

　　通常情况下，灾难能够激发人性中最美好的面相。灾难是日常生活的强制停顿，日常生活中那些可能有点自私、可能有点短视、可能有点冷漠的普通人，看到相当数量同类的生命突然被无常的力量夺走，斯密所说的人心灵中的“同感”机制被触发。在震惊之余，人们会自然地生出对于受害者的同情、关心，并进而积极地奉献自己的人力和财富。

　　就此而言，本次大地震中民众积极捐款、表达鼓励、同情的种种表现，在古今中外所有灾难中都可以看到。在1998的大洪灾中、在南方雪灾中，都能看到这种情形。很多人之所以被普通人美好人性的这些表现所感动，皆因为，这一表现与日常生活中人性的表现有相当大的反差。

　　90年代以来，国人的精神发生了严重分裂：一方面，在传统的物质主义哲学教育、政府所倡导的发财致富的政治环境、主流经济学所贩卖的“经济人”伦理等因素共同作用下，大多数官员、国民把财富视为人生最重要甚至唯一的价值，物质主义成为这个时代的基本精神。

　　不过，物质主义向来具有自拆台脚的趋势，它让其信徒的心灵永无满足，始终不安。于是，很多民众产生了追求心灵生活的强烈渴望，并付诸行动。宗教在中国经历了一次明显的复兴。即便是物质主义的忠实信徒，也会对社会普遍的没有底线的自私有所不满。人们普遍觉得，有太多的人太自私了。于是，人们在灾难中的道德表现，令人们振奋、喜悦，并且似乎看到了希望。

　　这些的确是值得赞美且令人欣喜的。但是，在地震造成的巨大震惊过去、人们逐渐回复日常状态之后，这种较为充分地表现了人性之美的精神状态，还能在多大程度上延续？国人在地震中的表现或许可以打90分，但是，三个月后、一年后，还能打多少分？从国人精神成长这一长远视角来看，这次地震，连同南方雪灾中民众所散发出的精神光芒，对于国人的精神嬗变可产生多大提振作用？

　　公益之心正在制度化

　　大地震中人们表现出来的对他人的同情、关爱、无私奉献精神，能在多少程度上凝聚为相对稳定的道德信念，嵌入大多数人哪怕是少数人的心灵结构中，从而改进国人的精神状态？这取决于人们是否具有足够的道德反思能力，以及最重要的，社会中是否有一定的制度安排，能够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地唤醒人们的心灵之善，把这种人皆有之又比较脆弱的善心，变成一种可持续的制度。具体地说，人们是否可以自由结社从事自愿选择的慈善公益事业，是否有一些社会领袖，能够参与组织这类事业。

　　应当说，近些年来，中国的公民社会、市民社会已经有所发育，民众自发成立的组织已经推进很多领域的自我治理，包括公益慈善领域。因而，大地震之后，四川作家冉云飞发出“中国民间组织参与汶川地震救灾邀请函”，有几十个民间公益组织参与；北京数个NGO发起“北京民间公益组织联合行动”。网络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牛博网”网友发起民间募捐，并得到老资格的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响应，韩寒这样的年轻作家也作为“牛博网”善举发起人开着自己的越野车前往灾区。广州部分网友也自发组织起来，商讨并制定出具体的救灾方案。

　　令人印象最深刻的则是江苏私人企业家陈光标。他不仅捐助了大量金钱，更把企业家精神运用到慈善公益事业中，组织了一支强大的民间救助力量，在最短的时间从本公司在江苏、安徽的工地上调集了60台挖掘机，装上60台大型平板车，昼夜兼程，在灾后不到36小时内，就从沿海的江苏开进到四川地震灾区，几乎与军队同时抵达了灾区，成为自发抗灾抵达地震灾区的首支民间队伍。陈先生的这一壮举，赢得网民近乎狂热的赞扬和敬佩。

　　如果运作得当，这样的民众自愿结社有可能把民众已被触发出来的公益之心、仁爱之心制度化、长期化，从而提振国人的精神结构。儒家的修养功夫虽然讲究“慎独”，但在传统社会中，儒家士绅之所以享有较高的道德权威，主要还是因为，受过儒家教育的士绅广泛地组织了社会的自治，向社区提供了公共品，组织了种种慈善公益活动。而士绅的这种领导、组织工作，也提升了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

　　当然，对于偌大一个中国来说，民众自愿结社的公益机构、自治组织还是太少了，大量民众有公益之心，却无法透过有效的组织化方式表达。社会的自我组织程度低下，既会遮蔽人们的公益心，也令那些有公益心者找不到表现的渠道。而民众自我组织不仅是形成多中心社会治理秩序的关键，也是国人精神成长的阶梯。

　　(作者为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