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墟上的精神支柱：两个坚强的女性

　　尸体的味道是某种非人间的气味，5月14日，已经可以在县城里闻到这种气味了，可是庞安荣却不肯戴口罩，因为她觉得，那样就无法听清楚废墟下面孩子的应答声了。她让我们戴，说越往里面走，味道越浓，“不是你能受得了的”。

　　她用嘶哑的嗓子告诉我，救援的主要动力，是寻找幼儿园废墟下面那700多个孩子，包括她自己尚下落不明的孩子刘洋云谨，“几乎没有一个跑出来，第一天救出来的也很少”。

　　她是县城内市场上的少数幸存者之一。12日那天，她正坐在自己家的木材小铺门口，看见前后的楼一起向自己身上砸来，“天塌也就是那样了”。醒来时，她已经莫名其妙被甩到了市场外面的几条街外，腿上是一根水泥横梁，她动了动腿，发现还没有伤到骨头，于是立刻爬起来，去幼儿园找儿子。

　　儿子叫刘洋云谨，是藏族人。“县城面目全非了，光找幼儿园的位置就找了几小时。”平时熟悉的道路已经没有了，大雨中，她在废墟里爬了几个小时，叫着儿子的小名“洋云谨、洋云谨”。“我没哭。”她给自己定的目标是，不找到儿子和丈夫，一定不哭。

　　丈夫在山上的一个小镇，几天后还是不知音讯，儿子也没有任何应答，她不肯放弃，一直觉得儿子还活着。而当时，幼儿园五六米高的水泥石头的废墟下，确实还能偶尔听见一些咿咿呀呀叫“妈妈”的声音。

　　我见到她的时候，她正从北川县城尚存的道路上往那片七八米高的旧城废墟里爬，脚下是颤抖的几根钢筋，随时会断裂，废墟还会再坍塌，危险得让人颤栗。她头戴上面有“乐山志愿者”标记的帽子，目的是为了可以自由出入县城中心与指挥部之间的关卡，关卡目前已经不愿再放大量家属出入了，而志愿者还可以进出。

　　戴志愿者帽子的另一个原因，是志愿者有固定的地方领饭，中午一个面包、一瓶水。

　　这样的艰难道路，她一天要爬四五遍，因为幼儿园在这片废墟的那端，与在北川县城外办公的指挥部信息不通，而她负责将家长们发现的幸存者的消息传给指挥部。

　　短短两天，她已经成了在幼儿园的废墟上寻找孩子的家长的头。5月14日，大规模的救援部队还在往北川县城赶，城里的专业救援队伍很少，她冲进指挥部的帐篷，抓住总指挥的手不肯放，边哭泣边提要求：“幼儿园那边活着的娃儿还很多，快派部队去救啊。”

　　总指挥同意她的要求：“第一，派部队进县城；第二，一部分部队跟着她去救幼儿园的孩子。”问她还有什么要求，她哭着说，没有了。搜救部队有了她的向导，很艰难地走到了幼儿园所在地。唯一能看得出来的标记，是一面尚未坍塌的墙上的儿童画。

　　14日晚上20点，3个孩子从废墟下救出，都是中班的孩子，老师就死在她们旁边，慢慢发臭。其中受伤最轻、神智最清楚的是任思雨，她一直在几块大的水泥板后面叫“妈妈、妈妈”，带着部队进去的庞安荣说：“我就是你的妈妈。”任思雨说：“那你唱歌给我听。”庞安荣就唱。她跟我说，《小板凳》什么的，都是她自己和儿子平时唱的歌。

　　她再次说：“不找到儿子，我不哭。”见到她的时候，距离地震发生已经有70多个小时了。

　　王福珍也在幼儿园的废墟上奔跑着，在众多混乱的人群中极为引人注目。她穿着粉红色的护士服，手里拿着一个条子，边哭边在废墟上跑着找部队，找到一个部队指挥官，就立刻把自己手中的条子给他看，十来个战士就跟着她走了。

　　她并不是北川县城的人，而是县城外擂鼓镇中心医院的护士，19岁。地震的时候，她正在照顾病人，身后的无数面窗户突然掉了下去，立刻明白过来那是地震，她大叫不要慌，带领着自己照顾的所有病人沿墙根小心下楼，刚出来一会儿，医院就坍塌了。

　　13日，她就作为志愿者来了北川县城。15日，她又开车送食品和药品来北川，并且和那些家长一起来幼儿园的废墟下找幸存的孩子。听见几个幸存的孩子叫“妈妈，妈妈，你救救我们”，她就撕心裂肺地大哭起来。因为早上送水到指挥部，见到了首长，她立刻又从废墟上爬过去，找首长拿了一张条子，上面写着“请跟随拿此条者执行任务”，下面是首长的签名。

　　这就是她拿给各个救援部队看的条子，10个、10个不同救援部队的士兵不断被她带走，爬过层层废墟，准确地来到幼儿园的所在地，战场上的首长“手谕”还真有用。

　　她并不是一个不坚强的人，可是那些孩子叫她妈妈的声音，让她不能忍受。“我要待到最后一刻，孩子们没有一点生还机会的时候再走。”她对我说。

　　比死者更让人动容的，是生者

　　每天从县城里艰难往外走的受灾者，是最让人想去询问又不愿意去询问的。幸存下来的人们，很少愿意回忆那一刻的灾难——一瞬间，天塌地陷，家破人亡。“周围是真正的人间地狱。”何玉珍就是这么跟我形容的。她63岁，头发花白，在我走到进入县城的那块巨大的石头上的时候，她和65岁的丈夫每人背了个背篓，里面装着所有的要紧家当，正带着3个七八岁的孩子从岩石堆下面艰难地往上爬。那几个孩子是他们的孙辈，看见我们，嘴唇颤抖地说：“你们好，你们好。”“别看你们是外面来的人，可是看见了和看见亲人一样。”

　　那是我看见的最让人难受的表情——生者有时候比死者还让人动容。

　　他们已经走了10多个小时的山路，才走到通往绵阳的大道上，孙子里有两个丢了鞋，脚又破又肿，我们一起在岩石上用创可贴为孩子包扎。

　　老人住在离县城40公里外的小坝镇附近的山上，家里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媳妇在外地打工，在家里的媳妇当时正在山上打草，“瞬间就被压在滑下来的泥巴中了”。村里至少死了30多口人，两位老人觉得在里面守着也是等死，于是带着孩子走了极其艰难的山路，一路到外面来求生存。

　　正好有4个福建打工回来的年轻人趴在县城公路的巨石上商量，是兄弟俩和他们的媳妇。他们的父母、孩子全部在离北川县城20多公里的某镇，迄今为止，还没有听到任何关于这个镇的消息。据说洪水当晚会溃堤，他们商量着怎么走，大哥已经难受得说不出话来。何玉珍听到消息后立刻劝他们：“别进去了，孩子们，活着是最要紧的。”

　　她的老伴抽着烟说：“就是，你们的父母亲会照顾好你们的娃娃的，像我们一样，把这几个娃娃带出来。你们还是去受灾群众集中的地方仔细打听吧，或者在那里等消息。”岩石下面，是死寂的北川县城，还活着的幸存者已经陆续被转移了出来，里面只剩下搜救部队和若干不死心的家长，远远传来他们用嘶哑的嗓子叫着亲人名字的声音。

　　绵阳的各大医院，是幸存者最集中的地方。然而，这里的场景并不比北川县城的所见所闻轻松，活下来，对于多数受伤严重的幸存者，也是极其煎熬的事情。

　　绵阳中心医院抢救幸存者的时间是从地震那一刻就开始了。儿童外科主任孙新一大夫告诉我：“那天还没有从恐惧中缓过来，所有在家的医生护士就都往医院跑。”当时有个正在做手术的病人，已经上了麻醉机，呼吸都靠机器了，结果突然断电了，医生只能在摇晃的医院大楼里做人工呼吸。妇产科有位剖宫产的孕妇，刚切开又赶紧缝上。医院在两三个小时内把所有的病人全部转移到了露天，所有轻病人一律出院，实在不能走的就在医院的露天广场上搭帐篷救治。

　　当晚，离北川最近的安县来了200多名重伤者，从地震当日到我见到孙大夫的17日，他几乎没怎么睡过觉，而且还不断地被病人的遭遇弄哭，50多岁的他几乎不能完整回答问题，不时地用手去抹眼泪。

　　庞雅芝是最让他难受的病人之一。12岁的庞雅芝是15日从北川小学的废墟中被江苏消防队员和武警部队救出来的，她是六年级学生，救她出来的时候，身边的30多个同学已经全部死亡，她还不知道，以为只有和自己塌陷在一起的4名同学死了。孙大夫说，看见他，她就喊 “快去找我同学的尸体”，还没有从惊恐中恢复过来，一点没注意到自己被压断的双腿已经只能截肢了。

　　看见我们，尽管孙大夫不让她说话，她还是喊着“我要说，我要说”，“叔叔，快帮忙找找我同学的尸体吧”。她已经哭了两天了，现在没有眼泪，只是干嚎。原来，埋在废墟里的60多个小时里，几个同学一直在互相鼓励说，谁要是能活着回去，就把爸爸、妈妈找来，“告诉他们，我们在这里”。这句话，让孙大夫每次听到都哭起来。

　　庞雅芝的外公不让她说话，他是县城外擂鼓镇上的人。当天地震，自己的老伴被房子砸死，可是他顾不上收尸，忙着去县城里找外孙女，“她的父母在外地打工，只把她留在家里”。一连3天都没找到她，没想到她还活着，“真是命大”。他和孙大夫想了个主意，给外孙女讲残奥会的事情，让外孙女学习残疾运动员，这样可以减轻庞雅芝对明天的截肢手术的恐惧。

　　牛钰也是中心小学六年级的学生，和庞雅芝不同班级，她的一条腿，在被救出来的现场，就由武汉某部队医院的医生们做了截肢。孙大夫说：“已经完全坏死了，不截不行。”她是16日晚上才被救出来的，已经距离地震近100个小时。

　　牛钰也只能干哭，她的母亲和表姐一直不敢告诉她，她的腿已经没有了，她自己也还不知道，只是觉得下面没知觉，唯一能够分神的，就是告诉她救她的消防队员的事情。这故事占据了她的全部身心，一看见我，就让我想办法去感谢“救她的于叔叔”。

　　云南消防总队的队员花了10多个小时才把她救出来，一直在现场抬废料、用切割机切开巨大石头的那个战士叫于海峰。虽然很早就能听见她的声音，可是工作了七八个小时后，还是有众多的水泥板和横梁堵在面前，于海峰说：“不救她出来，我就不是人。”

　　他做到了。

　　可是，后面还有无数事情，是救援队员们无法做到的。孙大夫说：“最担心的是这些孩子的康复，昨天已经做了十五六个截肢手术，今天还有五六个，而且，北川那边的急救站条件不好，不少已经做了手术的孩子现在面临感染的危险，现在是他们最危险的时刻。”

　　更严重的，是如何消除他们心理上的阴影。一个孩子看见孙大夫帮她照看伤口，大概想起了北川县城外的医疗队，惊吓得大叫起来：“不回北川，不回北川，不回北川。”

　　无论是庞雅芝还是牛钰，被掩埋在废墟中的那些时间，对于她们都是永远不愿再提及的回忆，可是身不由己，躺在病床上，她们还是不由自主地想着那些曾经在一起上课的同学和老师，恐惧和伤感一再袭来。

　　孙大夫说，此时此刻最需要的，是大批能抚平这些孩子心灵伤痕的心理咨询医生，他们医院是整个绵阳地区最好的医院，可是只有两个心理医生，现在早已经忙得不见踪影。

　　为了给后面的伤者腾出床位，许多骨折等“轻伤者”只能在一两日治疗后匆忙离开，他们同样无家可归，而绵阳收留受灾者的几个地方都已经人满为患。孙大夫说：“不知道他们能去哪里。”说完，就无可奈何地坐在拥挤闷热的走廊椅子上，眼泪“哗”地流淌下来。脚下，是一个刚刚截完肢的10岁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