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医疗机构可能成重点

　　基层医疗机构或成重点

　　根据曾益新团队的调查，“看病难”具体表现在各大城市的三甲医院，有些病人因此视看病为畏途，干脆选择放弃治疗。另一方面，二级医院病床使用率仅三四成，设备匮乏，基本上不能吸引正规医科毕业生去工作，医疗水平江河日下。

　　征求意见稿中以相当大的篇幅阐述了对建设基层医疗机构的设想。但曾益新觉得，其中一些内容还需斟酌。

　　“比如说要培养大量专科生到基层医疗机构，但现在问题不是医疗人才不足，而是下不去。”曾益新说，现在每年都有二三十万医科本科毕业生，其中有40%的人转行，在这种情况下，再培养大量专科生并不理智。

　　曾益新在座谈会上提出，是否可以参照免费师范生的模式，培养一批毕业后到基层服务的医务人员，并逐渐使他们的收入接近或超过供职于大医院的同行。

　　“十一五”期间，广东省政府每年安排1亿元用于经济欠发达地区乡镇卫生院业务用房的建设和设备购买，并规定由省财政对经济欠发达地区按每万名户籍人口配置10名医务人员，每人每年1.2万元标准给予补助，对这些地区的村医每人每年补贴1万元。

　　26年终将建立国家基本药品制度

　　对于社会关注已久的医药分开问题，可能将依靠“折中”的国家基本药品制度解决。

　　曾益新认为，药品问题并不是导致看病贵的主要原因，在政府投资不足的情况下，药品是医院解决运行、发展资金的主要来源之一。目前的问题是，药品流通环节太多，“有回扣这些情况，几元钱的药很容易就卖到七八十元。”

　　国家基本药品制度的核心是建立《国家基本药品目录》，目录内的药物由政府组织招标，定点生产、集中采购和统一配送。在必需、适宜、安全、廉价的原则下，政府确定基本药物的品种和价格，各类医疗机构使用这些基本药物的比重也将通过法规的形式确定下来。

　　记者了解到，早在上世纪80年代我国就开始起草基本药品目录，从1982年到2004年已颁布了四版，但相应制度并未建立，很难指导实际工作。

　　比如现行的基本药品目录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制定，而在患者用药报销中，一般根据劳动保障部门的《国家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两者的性质和作用虽然基本一致，但内容差异较大，如果不能一致，就无法建立国家基本药物报销制度。

　　此外，《国家基本药品目录》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本药物目录》、《乡村医生用药目录》、《社区医疗机构用药目录》等，也都需要统一。

　　另一方面，《国家基本药品目录》本身也存在很大问题。如一直倡导基本药物概念的WHO建立的基本药物目录有312种，世界上多数国家是二三百种，一般不超过400种。而目前我国列出2000多种，其中化学药773种，另有中成药1200多种。

　　对于国家基本药品制度，程红兵也提出了自己的担忧：我国地区差异很大，东部沿海地区的居民购买20元一盒的药品可能并不嫌贵，但在西部地区就很难让人接受。如果不能达到平衡，就可能让群众对新医改产生疑问。

　　 公益公平众望所归

　　公益性、以人为本成为征求意见稿贯穿始终的基本原则。而此前外界关于市场主导还是政府主导、补供方还是补需方、保大还是保小、医疗机构性质等问题的争论，都随着这份方案的亮相而初见分晓。据本刊记者了解，力争实现两者兼顾，以其中一方为主导，成为基本解决思路。

　　“政府主导并不是重计划体制。”曾益新说，市场仍将在未来的医疗行业中发挥调节作用，但是政府的介入将保证这一特殊行业的公益性，“群众对过去医疗改革最不满意的地方，就是太商品化了。”

　　在这种原则指导下，民营医院可能将承担高端医疗服务，政府将保证大多数公立医院的公共性质。

　　温家宝总理说，通过这两次座谈，“觉得心里有点儿数，就是大家都赞同、或者原则赞同这个改革方案。”而第二点就是认识到医药卫生改革所面临的问题的复杂和艰巨。（记者山旭/北京报道）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