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家私人钱庄的峥嵘岁月

　　在中国举步维艰的金融体制改革中，温州的这一个个金融试点，在后人看来，尽管更是温州金融发展的结果，但没人 否认方兴钱庄的间接推动作用

　　★实习记者/柴冬

　　上世纪80年代，方培林因创办新中国第一家私人钱庄，被称为“从外围”推动中国金融改革的第一人。

　　这个金融市场的“吃螃蟹者”，只读过一年初中，当过统计员、食堂管理员，后抽去搞财务，温州人的敏感和勇于创 新，使他成了能载入中国金融改革史的人。

　　敏感的温州人

　　入股就意味着股息，股息合法，那民间自由借贷的利息也应该是合法的。

　　1978年5月，苍南县钱库镇江南医院职工方培林看到了《光明日报》上那篇著名的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 的唯一标准》，在随后对真理标准问题的举国讨论中，方培林隐约感觉到中国要发生变化了。

　　6年后，中央发出的1984年“一号文件”终于让方培林找到了机遇。

　　文件中第三部分提到“允许农民和集体的资金自由地或有组织地流动，不受地区限制。鼓励农民向各种企业投资入股 ；鼓励集体和农民本着自愿互利的原则，将资金集中起来，联合兴办各种企业，尤其要支持兴办开发性事业。”

　　“文件提出来要鼓励农民入股，去进行开发性的实践。我当时就想，入股就意味着股息。既然鼓励，等于承认股息是 合法收入，也就是说不劳可以获得利益。如此，那民间自由借贷的利息也应该是合法的。”方培林一步步演绎他的逻辑链条。

　　方培林所在的钱库镇，当时是著名的小商品批发基地之一，这里的副食品、烟酒、针织品批发覆盖了温州周边多个县 市，小商品批发业兴起产生了巨大的资金需求。银行利率低，很少有存款，经营者自然无法从银行贷款。而民间高利贷利息之 高，许多小企业主负担不起。

　　“为什么不走‘中间道路’引导民间借贷市场呢？”方培林深入调查，了解到镇周围5个大队流动资金需要1000 万元，大约缺口200万元，而农民手头有大量闲散资金。因此，他确信，办金融服务社肯定大有市场。

　　按方培林的设想，就是成立一家股份制的金融服务社。实行“董事会制”，先投股集资，每股金额1000元，个人 入股不限，总股为100股，计10万元。然后由股东选出董事会，并选出董事长，由董事长委任经理主持日常工作。年终结 算，由董事会研究作出合理分红。实行灵活的浮动利率，股份可以流通转让，但不能退。

　　一波三折

　　钱庄毕竟是个已经发霉的名字，一提到它，人们马上会想到长衫、马褂、瓜皮帽及金丝边眼镜。

　　当他拿着材料到镇里申请时，没想到政府的思想更开明。当时的镇委书记黄德余说：“现在那么多人放高利贷，上头 都没有干涉，你公开搞借贷服务，为什么不行?”方走后，黄德余打电话请示县长刘晓骅，刘也觉得可以试试。之后，在黄德 余的主持下，镇里专门召开了一个镇委扩大会议，对方培林的方案进行讨论。

　　两天后，黄德余对他说：“还是不要搞股份制，万一股东思想不统一，就容易出问题。就你一个人去办吧，也不要叫 什么金融服务社，干脆就叫方兴钱庄。”

　　为了稳妥，黄德余觉得还是应该到上级弄个“批文”。考虑到让县里“用批文对办私人钱庄这种出格的事给予肯定， 恐怕还为时早了些。”黄决定由镇里发个文件。

　　9月19日，钱库镇政府专门发了一个红头文件：为了改革经济体制，适应我镇商品生产的迅速发展，狠刹社会高利 贷活动歪风，经镇委研究，同意方培林同志试办方兴钱庄。

　　拿到文件后，方培林准备在国庆节那天开业。恰巧9月28日，两位消息灵通的温州日报社记者找到他，因急于报道 ，方培林的钱庄就在当月30日提前开业，一块白底红字的木质招牌“方兴钱庄”，竖立在钱库镇横街29号方家老宅。按原 人行温州分行副行长应健雄的说法，这比人行温州分行的开业还早了一个月。

　　开张当天，方培林把几沓手写的借贷利率表张贴在钱库的大街小巷，一天之内，不足3万人口的小镇都知道了方兴钱 庄。

　　“钱庄的挂牌，在当时绝对是一桩爆炸性的新闻。私人钱庄毕竟是个已经发霉的名字，一提到它，人们马上会想到长 衫、马褂、瓜皮帽及金丝边眼镜的剥削者形象。”曾目睹钱庄诞生的一位温州老记者说。

　　果然就在挂牌的第二天，四大国有银行的领导都找上门来，说钱庄不合法，必须关闭。

　　钱庄关门还是办下去？黄德余传达了上头的意见，同时也意味深长地让方培林自己考虑。

　　第三天，人们发现“方兴钱庄”的招牌不见了。不过，29号院仍是仍是人来人往。

　　方培林把钱庄转向“地下”了。

　　邂逅王岐山

　　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单纯靠体制本身变革，步伐太慢，需要你们外围的力量来推动。

　　1985年夏天，时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处长的王岐山来到浙江，听说温州有个私人钱庄，王岐山专门到钱庄 一探究竟。

　　方培林回忆说，当时王岐山听他介绍完钱庄后，握着他的手说：你是下乡知青，我也是下乡知青，你在黑龙江插队， 我在延安插队。革命先辈为了人民的幸福抛头颅洒热血，我们这一代人碰上改革开放，你就大胆去干！把地下的、民间的东西 统统搬到台上来。

　　临走的时候，王岐山还鼓励方培林：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已经涉及到农村金融市场。

　　王岐山走后，方培林找到1985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把自己关在屋里，一字一句地仔细学习。

　　在这件名为《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的中央一号文件中，方培林找到了钱庄的边缘依据：放活农村金 融政策，提高资金的融通效益。

　　同年10月，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派温州分行副行长应健雄对方兴钱庄进行调研。据他回忆，当时他们查阅了钱庄1年 来的金融业务活动账目，发现所做账本不规范，行里的两位同事用了一天多的时间，帮他们重新做过。应健雄认为钱庄整个金 融的运作也不合常规，资金的周转主要靠手头十来个做买卖的人作为固定客户支撑着。

　　调研完后，应健雄对方培林说，总行很快会有个关于银行的管理条例出来，在中国，个人是不许办银行的。硬要他抓 紧时间把资金收拢，停掉钱庄。

　　1986年，浙江省农村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李云河在北京开会时，碰到王岐山，王岐山很关心方培林钱庄的情况。 李随即给温州市委发电报，让方培林速到北京。

　　方培林到北京后，王岐山邀他一起探讨农村金融改革。王岐山对他说，让你办钱庄就是想让你把民间那种无序的借贷 进行引导。还有，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单纯靠金融体制本身变革，这个步伐还是太慢了点，必须有外围的力量来推动。你们 外部，社会上的金融服务做起来了，多种层次的金融服务做起来了，就会加快国家金融体制的变革。

　　在王岐山的支持下，钱庄总算没有停。

　　黄金时期

　　知道你下午要把钱汇出去，才上午来找你的，我只需要向你借4个小时。

　　1987年9月16日，温州被国务院批准为中国首批13个农村改革试验区之一。那天，市委办公室打电话到方培 林家，请他火速到温州参加会议。

　　到了温州，他才知道，这是市委书记董朝才召开的一个专业户代表会。会上，董朝才向大家披露了中央决定在温州办 试验区的消息。会议结束时，董朝才激动地对这些温州的能人说：“既然是试验区，我们支持各种试验。我们已经为大家搭好 了舞台，欢迎诸位都上台来表演一番。”

　　回到家，方培林坐不住了，立即给县委书记周方权打报告，要求批准钱庄公开营业。周方权向市里请示把钱庄作为试 验区的试验项目，获得温州市政府同意。市委书记董朝才专门给方培林签字，“允许方兴钱庄继续试办，并请有关部门给予办 理营业执照”。

　　很快，工商部门发了营业执照。但“金融许可证”却在中国人民银行卡了壳。

　　拿到营业执照，方培林把“方兴钱庄”的牌子擦拭一新，重新挂上。并在招牌上方又嵌上“温州试验区”五个仿宋字 。

　　“金融许可证”虽然停顿了，业务却没有停下来，还出奇地好。

　　有人详细记录了方兴钱庄的一天。

　　上午10点，一位经营南北货的老板满头大汗地来到钱庄：“请贷给我1万块钱，我要到温州市区进100箱味精。 ”

　　此时钱庄里没钱，可方培林仍应允下来。10点5分，他来到经营百货的陈家，向他借1万元，对方面露难色：“不 行，我下午两点要向外地汇2万元，手上这笔钱不能动。”方培林说：“我知道你下午要把钱汇出去，才上午来找你的。我只 需要向你借4个小时，保证下午两点钟之前归还。”

　　10点20分，南北货老板贷到了他所需要的钱。40分钟后的11点，有人存进1万，方培林并不急于先还给老陈 ，而是又用这笔钱应付了另两位求贷者。下午1点30分，又有人存进了1万多元。这时，方培林才将1万元还给老陈。

　　方兴钱庄在经营上的灵活性，弥补了银行在严格的法规体系内运行的各种不便。比如银行的服务时间是8小时，而方 培林的钱庄是24小时的服务，贷、存款随时都可进行。他经常不停地奔走于各大户之间，了解各家进货和售出情况及手头现 金的余缺。同时他又专门在信用社存款5万元，根据信用社存一贷三的规定，一旦需要，就有15万现金可解燃眉之急。

　　利率的浮动也灵活地体现了市场的需求和规律。当时银行利率是：活期存款0.24％；5年长期存款为0.78％ ；贷款利率为1.5％。而民间高利贷高达3％～5％。方兴钱庄的活期存款1％，3个月以上为1.2％，一年是1.5% ；贷款利率在1.5%到1.86%浮动。这“中间利率”对存、贷客户都充满吸引力。

　　“遗产”

　　温州金融试点，没人否认方兴钱庄的间接推动作用。

　　尽管如此，银行监管机构却一直不承认。

　　“我们最大的担心就是风险，而风险的焦点就是，这个钱庄是方培林一个人办的，万一出了事，他顶不了。”应健雄 说，“总行三令五申要清理这个问题，考虑到方兴钱庄在当地的影响，如予以强制手段取缔，肯定会造成客户的损失而产生社 会混乱。所以，要通过银行自身的改革来取缔它，减少震动。”

　　为了与钱庄竞争，并挤掉钱庄，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批准率先在温州施行利率改革试点，温州的银行实行利率浮动。温 州也由此成为中国唯一一个设立民间利率监测点的试验区，成为中国利率改革的“晴雨表”。

　　到1989年，“我感觉到应该把钱庄停掉。地方上已经没有很好的政策支持，体改委、工商局、工会都可以审批金 融机构，各种合作社、基金会等金融服务机构一哄而起。加上当时社会舆论和政治的压力太大，根本不允许钱庄继续搞下去， 那干脆就不要干了。”方培林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就这样，坚持了5年之久的新中国第一家私人钱庄停业了。

　　钱庄每期业务发生额不大，且都是短期存贷，加上方培林对客户的认真负责，关闭后的扫尾工作做得相当出色，只用 了不到三个月，方培林就退掉了所有存款，没留下任何令人不满意的纠纷。

　　后来有位银行行长说，方培林把第一家钱庄办起来不奇怪，政策变了，中国总会有人去办。但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没有给社会造成任何不愉快的纠纷，这才奇怪。

　　钱庄虽然停业了，但由此造成的金融业改革却再也无法停止。

　　2002年3月，新一轮全国农村信用社浮动利率改革在温州试点。

　　同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温州成为中国首个金融改革综合试验区。

　　2003年2月，央行上海分行下发深化温州金融体制改革方案的批复。至此，全国瞩目的温州金融改革开始实质性 启动。

　　在中国举步维艰的金融体制改革中，温州的这一个个金融试点，在后人看来，尽管更是温州金融发展的结果，但没人 否认方兴钱庄的间接推动作用。

　　这恰恰应了王岐山副总理当年所提出的“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需要外围力量的推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