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患意识与解决的方式

　　处于关键位置的政治人物常因各种问题信息、要求在他那汇聚，而更有条件对现实整体格局所内涵的冲突、紧张有所意识。现国家权力核心的一些言论、行为表明，他们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现下的困境绝非只是收入再分配问题、能源资源高消耗问题、环境生态等问题，而还和国家权力机体现状密切有关，而国家权力机体的问题又和弥漫于整个社会的精神、心理状况密切相关。

　　一再流传的关于共产党和现国家的“忧患意识”言论，和强力推动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学习运动，对“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和执政能力的强调，绝非仅仅为巩固自身权力而操作的策略，而“八荣八耻”荣辱观的提出等，亦非一时心血来潮。

　　但这些举措亦表明，虽然他们比知识界很多人更为清醒地看到了现状的严峻和复杂，但不容否认，他们对中间很多问题的意识和把握仍是平面的。在他们感觉到问题所在方向后，由于不能对这些问题所以形成的历史、制度、观念机制有深入、系统的认识，由此产生的具体对策的实际效果是相当有限的。

　　在很大意义上，众多问题的存在和彼此牵制，以及对这些问题所以出现的历史、制度、观念机制不能有系统把握、理解，使得现国家权力在面对许多具体问题时，又回到极其粗暴、乃至野蛮的做法上。这些做法的存在，不仅为善意地想象国家权力新政的人所困惑，也为本来对中国体制素无好感者，快速定性现国家提供着证据。何以会出现这些看起来如此自相矛盾的现象？

　　首先，现国家权力虽然相当程度上意识到问题的复杂，但由于不能对这些问题作一个系统的思考，因此他们仍然自觉不自觉地把社会问题主要理解为分配不公正、缺少社会福利保障等经济范畴的问题，而他们解决问题的思路是对国家掌握的资源和财政收入进行再分配。他们相信，通过这些再分配的实现、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社会问题可基本得到消除。

　　不过，在政策、方针得以充分贯彻前，由于社会存在着广泛不满的情绪，一旦失控可能引起社会动乱，因此现在对社会抗争进行大力控制是必要的；而随着设想的政策、方针的贯彻执行，他们认为社会不满情绪将大为减弱，社会抗争将根本减少，乃至消失，因此，现在的严厉压制其实是为了以后不压制，只是过渡性手段。

　　第二，由于现国家权力解决社会诸问题的思路主要是对国家掌控的资源和收入进行再分配，这些有赖于经济的顺利成长和中央财政的充足，因此任何行为都不能影响经济的成长和中央的财政控制能力。

　　但这其实意味着，对现实有着更全面和强烈感受，更有着开出新局面的自觉与决心的新一届政府，在其基本实践面并没有走出，或曾尝试走出但又走回了“稳定压倒一切”、“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旧路，并且由于当前存在更严重的问题，使得现国家权力反而可能在“稳定”问题上变得更过敏，更严厉。

　　所以，知识界要真在这样一种局面下负起属于自己的责任，仅仅对人们欢迎的政府措施与言论表示支持，对其明显错误的行径予以批判、督促显然是不够的，而更应把自己的一部分重心转至以内在于此历史的方式把握现实的方向上来，即通过诸问题在历史上的清楚关联关系，建立关于现实的系统理解。

　　只有如此，我们才能看到看似平板、确定的现实其实充满着各种契机和可能性。而只有对这些契机与可能性进行成功的揭示，我们才算在置身现实困境的情况下走出了一条思想之路，而这样一条思想之路的走出，不仅有助于有责任感的政治人物更富灵感和现实可操作性地走出既有的现实困扰，走出先前他自以为有效实际上可疑的关于现实的理解、应对逻辑，而且有助于社会更准确地自我意识与自我理解，并充分认识我们的好生活不仅在经济上的成功奋斗和国家更多的承担责任，也在甚至更在我们对新的生活共同体、新的伦理与生命理解、新的精神方式、新的意义获得路径的开创与发现。

　　当然，同样重要的是，只有真的走出这样的思想之路，知识分子才能更充分地意识他和历史现实间的多种可能建设关联关系，更准确地意识自己的介入点和介入形式如何才能是负责且迫切的，并更有力地把自己思考、研究的现实有效性、迫切性与自己关于人、关于社会、关于历史、关于世界的理想结合起来。

　　更迫切的政治和历史课题

　　如上分析，中国当下问题的严重性与多面性已使得我们没有条件把中国问题主要理解为经济成长问题和财富再分配问题了。因为政治机体、社会机体问题、日常生活安排和身心难安问题都不能仅仅通过经济手段加以真正解决，把问题尽量解释为经济问题的做法不仅遮盖了这些问题本身的性质，而且把上述问题过度归结为经济责任，也损害着对经济本身的理解。把中国大陆问题理解为成长问题和再分配问题，而不同时思考中国大陆权力机体、精神机体的问题，必将使经济成长、再分配问题(包括环境、生态等问题)因实际不能脱离这些问题单独考量而难有根本改善。

　　因此，要真的把握清楚现实、突破各方面问题纠缠于一起的困境，势必需要看清每个问题形成和所以形成的历史，并在看清每一问题所以形成的历史机制中其他问题所居的位置，这样，我们才能认清诸问题间的实际关联关系。

　　而如上所建议的这样一种对现实的把握、思考方式，在贫富分化等社会问题、危机的思考、解决方面，可以不仅仅在以经济高速成长、中央财政高度充裕为前提的收入再分配这一条窄路上徘徊，在环境生态危机、可持续发展等问题的思考、解决上，也能突破时下已经充分呈现的“科学发展”目标和现有发展路径间的两难紧张。

　　对中国大陆近年经济持续高速成长和种种社会问题与危机所以出现的细致历史分析，会让我们发现，许多过往被解释为发展不可或缺的条件或发展不可避免的后果的问题与危机，其实并不是发展必然需要的条件或发展必然导致的后果；或即使有关，但并不必然需要这么强的条件，并不必然造成这么强的后果。

　　而对社会问题、社会危机所以形成的细致历史分析，看这些问题与危机所以形成的经济、制度、历史、观念机制，我们才能确定这些问题与危机和发展往往并不是一种不可避免、不可改善之因果相关，而是可以在不仅仅依赖再分配的情况下削弱甚至解决这些问题与危机的。只有经过此种细致的考察，某些发展被确定代价过大并真的不可改善，这时对这些发展的严厉处置才真的是最少浪费的和有充分说服力的。

　　是以，在可持续发展等已经成为大家耳熟能详的意识和观念时，对发展主义的笼统批判其实已失去了当初具有的重要意义，尤其当发展被作为解决社会问题与危机的根本前提时，对发展主义的笼统批判便更丧失了力量。也就是说，当被认为和某一问题有关的基本观念得到厘清后，接下来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的工作便是对问题的发生、发展过程细腻、准确的认识。因为，相关基本观念的厘清固然可以给我们思考、评估该问题提供一个基本的方向，却不能直接为我们更富实际成效地解决该问题提供具体实践方案，尤其当该问题纠缠于一系列问题中时就更是如此。而所有这些，都需要我们的注意力在基本观念基本厘清后，转向对该问题和与该问题紧密纠缠问题的细腻、准确地把握与分析。

　　只有如此，我们对一问题的历史-现实认识才算展开到了它应该展开到的幅度与深度，建基于此上的政治行动思考、行动对策才会是最具建设有效性、最少代价损害的。而对我们现在已提出的诸多重大问题来说，对它们本身和相关问题细腻、准确的认识其实意味着要对中国大陆当代史本身有进一步的深入认识与检讨。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也必须说，对中国大陆当代史准确、深入的把握与理解，是中国大陆当下甚至比投资、能源、消费、环境这些看似分量清楚的诸问题更基本也更迫切的政治课题和历史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