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亿幸存者 向死而生

　　我们是幸存者，我们不死，不是因为死者在任何地方不如我们。

　　我们不死，是因为我们被赋予了改变这个国家的责任

　　王书亚

　　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汉乐府·上邪》

　　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带在你臂上如戳记。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众水不能息灭，大水也不能淹没。

　　——《旧约·雅歌》

　　5月23日，地震中被毁损的“大禹故里”牌匾，从北川废墟中清理出来，专程送往了绵阳文物局。除了对生命失丧的哀恸外，这个国家被大地震刺痛的，还有两样，一是改革30年后，当代社会对民主政治、社会参与和个人生命权利与尊严的痛切呼唤；二是中国文化古老源头的毁坏与重生。

　　除了成都附近的都江堰、彭州外，川西北一线的汶川、北川、平武、茂县、青川、黑水等震区，在今天的中国地理和文化版图上，实在都显得太过偏远。但从黑水到都江堰，恰好都在古羌人建立的冉駹国版图内。如果说大地震发生在佛诞节，只是一个文化的巧合，那么古蜀文明和中华文明最幽深的几个源头被毁，对这个族群的深层影响，和孩子们已逝的鲜活生命一样，都叫人悲切，难以自抑。

　　羌族的意义，并非56个民族之一。羌是甲骨文中反复出现的惟一一个氏族名称，中华族群和巴蜀文明最古老的源头之一。古羌的始祖炎帝部落，与黄帝部落通婚后，流出炎黄子孙。如今，这一中国最古老的族群仅存30万人，散居在此次大地震的主要受灾县。北川是全国惟一的羌族自治县，被认为是大禹的故乡。但唐代的司马贞为《史记》作索隐，说禹为西羌，“生于茂州汶川”。

　　另一个源头茂县，被称为古羌之源，该县的松坪沟，一说为秦始皇的出生地。秦人也是华夏族，西羌的一支。古蜀文明也来自羌族，茂县的叠溪镇，则是蚕丛称王、巴蜀立国的开始。而这个镇，早在1933年8月25日的叠溪大地震中已经消失。

　　5月12日之后，我们不但在突如其来的一场灾难面前是幸存者，我们也是这一百多年不断挣扎受困、渴望重生的中华文明的幸存者。文化是社会的灵魂，政治是民族心灵的外观设计。我们活在其中的，是无数生命汇聚、影响和传承的产物，当一部分人在灾变中失去生命时，我们不但失去了他们，我们也失去了自身灵魂的一部分。

　　于是灾难总是反思与革新的契机。当大地忽然摇动时，一个人一辈子积攒的不动产，一个国家30年来的GDP崇拜，都开始显出荒谬。当百万志愿者来到四川时，就像当初几十万川军出去抗战，日常生活被打乱了，日常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就被怀疑。从这些可爱的志愿者身上，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对灾民的同情，和救援的道德热情；我们看到的，更是一种生命的理想主义情怀，和对我们在“5·12”之前的生活方式和社会惯性的一种否定。就像那位来自深圳的志愿者所说，“机会难得，这么大个事，只有唐山大地震才有”，或像尹春龙，在奇迹般地救出被埋7天7夜的马元江后，他兴奋地对同伴说，“有些歌星奋斗10年才达到我们今天的成就。”

　　这并非对英雄的否定，恰恰相反，所谓英雄，就是他在某个时刻的抉择，高度藐视和否定了物质主义的生活逻辑和价值排序。因此救援、重建与反思，不但指向灾民，也指向举国之人。不但指向地上的家园，更指向心灵的重建，政体与文化的变迁。“5·12”之后，无论个人、社会还是国家，我们的价值排序应该有所不同了。我们是幸存者，我们不死，不是因为死者在任何地方不如我们。我们不死，是因为我们被赋予了改变这个国家的责任。

　　5月23日，国务院公布了21个省份对口援助灾区市县的名单。在被毁去的大禹故里，汶川—北川的重建，或许象征着中国文化百年苦旅之后的一次重生。每一个文化与信仰群体、每一种民间力量，每一个行政和文化的区域，都应当得到一个机会，去参与相当于一个中小型国家的重建。但不是为着重建一个刻舟求剑的冉駹国，而是为着一个宪政转型的共和国，积累社会重建的伟大经验。

　　13亿目睹了这场灾难的人，其实都是灾民，都是幸存者，都有各自的震后综合症。但我们看过太多的灾难了，我们甚至也看过太多灾难之后短暂的热情、善良、勇敢和高尚的志向。这一次是否不同，这一次灾难是否大到足以叫我们从此活得不一样，叫我们未来的生活，是向死而生？

　　向灵魂低头

　　帕斯卡尔的名言，可作为这场地震搜救工作的一个注脚。“人是一根芦苇，大自然的一点力量，一口气、一滴水就足以致他死命。但纵使这世界毁灭了他，人却比致他于死命的东西更高贵；因为他认识死亡，认识世界对他具有的优势，世界却对此一无所知。”

　　作为幸存者，要特别感恩的是，这一次，当个体生命在自然力量面前脆弱到极点时，终于反过来赢得了国家力量的尊敬。日本搜救队，对被埋100多小时的一对母女不离不弃。在掘出她们的尸体时，全体队员排列、默哀、致敬。接着，在都江堰50具罹难学生的尸体前，温家宝总理停下，对着遗体三鞠躬。这两幕敬畏生命、向着死者的灵魂低头的场景，对中国人来说是陌生而令人安慰的。

　　在聚源中学，每当一个孩子的尸体被找到，鞭炮就会响起。俄罗斯救援队为了不伤及一具遇难者遗体，多用了10多个小时，将其从废墟中掘出。5月20日，三部委发布《地震遇难人员遗体处理意见》，“遇难者经确认是外国人的，遗体由中国殡葬协会进行防腐处理”，对中国公民不能确认身份而进行火化或土葬的，特别“要尽力对遗体进行编号、记录、拍照、提取可供DNA检验的检材，并由公安部门统一保管和检验，建立‘5·12’地震遇难人员身份识别DNA数据库”。 《意见》更特别提出，遗体处理过程要“尊重遇难者尊严”。

　　这一次，政府和志愿者们不但竭力救援生者，也开始尊敬死者。这是否表明我们开始承认，生者和死者必有一个相同的部分，就是灵魂或人格；或者说，人身上有一样东西，是死亡也不能拿走的。否则，在巨大而普遍的死亡面前，没有人可以继续有希望地活下去，因为生命的意义，不能建立在碰巧没有地震的偶然性上。

　　为死难者降半旗，和三天全国哀悼日，是这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对普通公民的尊敬。普通公民的意思，就是这种尊重与他(她)的身份无关，而与个体生命本身有关。国旗从一个至高点，降落到一个适当的位置，这是一个期盼已久的值得纪念的突破，表明中国人经过千百年来无数次的灾难，终于获得了一个政治哲学的新起点，就是个人的权利、人格和尊严，高于国家，也先于国家。当举国上下，从文武官员到贩夫走卒，一起为死者默哀时，这个国家开始低于灵魂，将不可侵犯的神圣，还给个体生命本身，开始真正承认自己仆人的地位。

　　陈世琼是北川羌族博物馆的副馆长，谈到地震博物馆时，他说，“要在遗址上，设置一面墙，上面要有每一个遇难者的名字。”中国终于应该有这样一座纪念碑，这样一座哭墙了。6万多个名字，是6万多个灵魂的记号，一个不缺地刻在上面，而不是被一个抽象的“人民”或“死难者”所遮蔽。我们低下头去，其实不是我们给了他们什么，而是他们给了我们。从此，这个社会欠了死者的债。它有责任，更加尊重和守卫个人的生命、权利和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