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也有难治的心伤

　　我看见孙子跪着，在哭

　　与檀立相比，童新有一项优势，她会说四川话，这使得她和灾民之间的交流毫无语言障碍，老奶奶很快对她建立了信任。

　　“面对晚辈的死亡，老年人常会有一种自责，恨不能用自己的生命，去换回孩子的生命。这种情绪如果不及时干预，就可能转化为轻生之念。”在知道老奶奶一直遗憾没能见到孙子的遗体以后，童新用催眠手法告诉老人，她能够带着老人去见孙子一面。

　　“做了许多心理暗示以后，我看她眼神、表情、各方面的状态差不多了，我就说，‘啊，奶奶，我看见你的孙子了，你的孙子就在你面前，你看到没得？”

　　“哦，看到了，我看到了。孙子跪在我跟前头，孙子在哭。”

　　“奶奶你听，你孙子在跟你讲话，你听到没得？你听他在跟你讲啥子？”

　　“孙子跟我讲：婆婆，我也是没得办法，你不要哭，不要伤心……”

　　心理治疗的过程中，老奶奶失声痛哭了三次，情绪的宣泄对治疗是有帮助的，但心理治疗师不但要懂得放，更要懂得收，要能把控被治疗者的情绪，使其转化到积极的一面来。这对心理师也是一种严峻的考验，一个多小时的治疗完毕后，童新累得几乎虚脱。

　　“老人大哭着对孙子说，‘本来应该是你送我，现在是我送你，老天爷不长眼啊。’我心里特别难过，我的情绪差点被拽着走，差点就想放弃不做了。但是治疗在这个阶段中断是很危险的，所以还是强迫自己集中注意力，把她拉了回来。”

　　童新说，这种“脱敏疗法”实际上是通过心理暗示，像在脑子里放电影一样，为对方构建出一个情境。对不具备专业知识的人来说，要理解这样的治疗依然是困难的。治疗结束后的老奶奶表示心里舒服多了，但她很诧异，她问童新，“这几天我天天眼睛一闭就想要看到我的孙子，哪个样子都看不到，为啥子你带着我去看，我就看到了？”

　　童新回答她说，“因为你这几天，天天都在哭，天天都在伤心，你孙子不希望看到你难过的样子，所以他不肯见你。你以后要是少伤心点，你还能在脑子里头看到他。”

　　老人“哦”了一声，又想了想，拉着童新的手说，“明天我孙子的爸爸妈妈要来，你也带他们去见一下他们的娃娃好不好？”

　　心理援助，有志愿就是志愿者？

　　对另一个北川出来的13岁孩子崔勉，童新也用了同样的手法做了脱敏治疗。

　　在这一次的情境体验中，崔勉看见了他的妈妈像地震前那样坐在沙发上，他向妈妈表态，自己已经长大了，是男子汉了，以后会每天都给妈妈按摩肩膀、捶腿、把家里扫得干干净净的，不让妈妈操心。他让童新给他照了一张“很坚强”的照片。童新告诉他，如果妈妈还活着，她会把这张照片登在报纸和电视上；如果妈妈已经不在了，她会把这张照片像烧纸钱一样烧给妈妈，这样妈妈在天国也能看到。

　　同样到灾区进行心理援助的成都国学研究会会长李英武，却对童新们的这一套心理治疗术颇有微词。这位长髯垂胸、身穿对襟大褂的老者在九洲体育馆前慷慨陈词，说西方那一套心理治疗的东西根本不适合东方人。

　　年过古稀的李英武胸前也挂着一枚心理援助志愿者的牌子，52年前他曾经在北川擂鼓小学当过老师，因此特别记挂北川的孩子们。在问到如果西方的心理治疗法不灵，怎样的心理治疗才适合中国人时，李英武毫不犹豫地朗声说道，“用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的讲话，教育和鼓励灾区的人民！”

　　李英武说，他自己研究佛、道、儒，对中国古典文化颇有心得，他这次到北川，要特别给孩子们讲大禹治水的故事，北川是神禹的故乡，大禹治水的精神，就是人定胜天的精神。

　　心理干预，是这次四川地震灾害之后被频繁提到的一个新语汇，几乎在所有灾民聚集的地方，都可以看到来自各地、身份各异的心理援助者，他们的身份多样、水平参差，都有自己的一套心理援助的理论或方法。仅仅观察一下这些心理援助者，就是一幅小型的众生相。

　　在南河体育馆，两名居士打扮的人，正在对几个灾民进行“心灵关怀”，他们说，这次在受灾中惨死的人们，都是前世冤孽，善恶因果，上辈子做了坏事，这辈子得到果报。——这是多么残酷的布道，但看见两名居士满面风尘仆仆，你又不能怀疑，他们是出于诚心。于是你只能对心理援助的合法性及资格认定进行新的思考。

　　我们是踩着死人在抬死人

　　在这次深重的灾难面前，心灵受到伤害的绝不仅仅是灾民。士兵杨辉已经连续三天被噩梦困扰，他常常觉得脚像踩在棉花上，睡觉时都不敢伸腿，生怕踩到废墟里的死伤者。

　　杨辉是广东省某边防部队的一名后勤急救兵，今年21岁，他们到灾区救援的第一站就是重灾区，绵竹汉旺镇。“地震当天晚上10点多我们就到了，营救是在东汽中学，伤亡特别惨重，当天夜里下着很大的雨，又没有电，根本看不清楚，我们爬到废墟上去救人，我一脚就踩到一个死者的脑袋。我们是踩着死人在抬死人，耳朵边是家长们撕心裂肺的哭。我从胳膊开始抬，结果一条胳膊就掉在我手里。每抬出一个学生，马上就有家长扑到他们身上哭，当娘的就跟娃娃躺在一起，泡在雨水里，把脸贴在死了的孩子脸上，跟孩子说话，怎么拉都拉不开。”

　　战士们在雨里一边流泪一边工作，“只要见到有一个活的，哇，我们就开心得要命，赶紧往上扑，在那个学校，我们一共救出来46个学生。”杨辉嗅着自己的军服，“出来一次澡都没有洗过，身上全是尸臭，这几天味道好像淡些了。”他的迷彩服后背上布满盐渍，这次救援中，他所在的小队一共救出来6个孩子，他来不及问他们的名字，只记得是1男5女。

　　不少新兵不过是20岁上下的大孩子，哪里见过这样大规模的惨烈死亡？可军令和灾情让他们没办法往后退。杨辉撩起裤腿，两条腿上布满了红色的斑块，“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咬的，蚊子？跳蚤？还是恐怖小说里写的那种尸虫？”

　　作为12日地震发生之后第一批赶赴灾区的救援队，当时对受灾情况并不十分清楚，这批医疗急救兵所能携带的只是一些简单的工具和医疗用品，“只有担架和手套”，部队的领导说，在救援一个下肢被压的女孩子时，因为没有手术器械，医生只好用农用锯子消毒后替代手术刀，锯子并不锋利，锯一条左腿花了30分钟，为了抓紧营救时间，第二条腿直接用斧头进行手术。这对医生来说，是一种极大的心理折磨。

　　随军的心理医生方医师说，军队有个传统，认为表达恐惧就代表不坚强，但如果一个人面对死亡和灾难无动于衷，这才叫不正常。

　　“士兵中比较普遍出现的情绪并不算心理疾病，而是一种应激反应，当人类看到同类出现大规模的惨烈死亡，一定会出现这些反应。一个士兵跟我说：抬尸首的时候，太阳很烈，孩子们手上的皮都粘掉在他的手上了，这个画面深深地印在他脑中，怎么都抹不掉。”

　　另一种普遍的情绪是无助和自责，东汽中学一位初中的男孩子，救援队到的时候他还活着，在废墟里呼救了3天，他身上压着的水泥板互相牵制，搬开一块的话另一块就会砸下去，战士们束手无策。挖掘器械终于赶到时孩子还活着，但把他从废墟里抱出来的瞬间，一摸他的颈动脉，已经死亡。“心里特别内疚，我已经救了他，他却死了。”

　　医生也有难治的心伤

　　檀立说：过度恐惧，以及过度用理智压抑恐惧，都需要进行心理疏导。灾民如此，记者如此，医生也是如此。因此他专门为绵阳中心医院的外科医生们做了一次集体心理咨询。

　　“因为余震频繁，有一名外科医生，即使是根本没震动的时候，他也有震感。学医之人一般都是非常理智的，他在自己的办公桌上放了一杯水，用客观存在来验证自己的感受，如果水平面根本没晃动，就说明一切都是自己的幻觉。

　　“而另一位医生则恰恰相反，地震发生时，他所在的18楼晃动得很厉害，他意识到这次地震将非常强烈、非常危险，但在那一刻他却一点都不想逃生，而是拿起相机，去拍医院楼下的幼儿园——他的女儿就在这座幼儿园里。事后，他为自己的举动感到不可思议。”

　　檀立是唐山大地震的幸存者，他本人也属理智型。32年前大地震来临之时正是夜晚，家住一楼的檀立举家逃生自救，先是哥哥、妈妈从就近的窗户里跳了出去，轮到14岁的檀立要跳时，他居然还能意识到外面天气比较冷，又返身抱起了一床单被。

　　“也是老天爷给了我一条命，我前脚刚跳出来，后脚房子就塌了。”

　　檀立一家跳出来后，发现二楼的邻居也抱着孩子跟他们同时到达了地面，“我妈妈问她，你们是怎么跳出来的？她们说，我们也不知道啊。再回头一看，原来一楼跟二楼之间的水泥预制板一头已经坍塌，垂到了地面，而另一头还在房顶挂着，这就形成了一个滑梯，直接把她们给滑出来了。”

　　这个略带喜剧色彩的经历，冲淡了地震原本可能留下的心理阴影，但即便如此，灾难还是在檀立心里刻出了痕迹，他从此对地震格外敏感。在河北医学院读大学的时候，石家庄发生过一次4级以上地震，檀立在睡梦中第一个反应过来，跳下床就往外冲，在逃生学生中遥遥领先。

　　“看不懂的小鸭子”会说话

　　“唐山地震那会儿，周总理去世，毛主席生病，十年文革，生产刚刚恢复，国力不够，更别谈什么国际援助了，那时候国家提倡的口号都是‘自力更生，重建家园’。”唐山志愿者、54岁的厨师老陈回忆，那会儿根本没有“心理援助”一说，唐山人自己舔着伤口撑过了漫长的悲伤。

　　汶川地震集体伤亡最严重的是学校，孩子成了心伤的最大受害群。童新说，心理干预在18岁性格未定型之前相对比较容易，对孩子的心理援助得抓紧做。

　　重庆12355心理援助志愿者服务队针对孩子设计了沙盘和绘画游戏，“小孩子主要是形象思维，他们有时无法准确描述自己内心的感受，通过这些专门的心理游戏可以发现他们潜意识里的隐忧所在。”

　　麻柳小学四年级的11岁学生周翠萍，地震来临之时，她们家后面的一座大山崩塌泥石流，整个房子被压垮了，被压在厨房的母亲靠手刨自救，把孩子们都掏了出来。心理援助的过程中，周翠萍画了四幅画。

　　“绘画可以代孩子发言，说出她们意识深处的东西。第一幅画，她的标题是《看不懂的小鸭子》，整个画面都是在水上，鸭子比例特别大，用色是强烈的红绿对比色，鸭子头上还有愤怒的小火苗。她画的并不是她所熟悉的生活环境，说明她对自己所处的环境、对陆地有一种不安全感，她觉得在水上更加安全。鸭子这么大、颜色这么奇怪，包括她自己题写的‘看不懂’，都说明她对发生的一切无法理解，内心感到紧张。”

　　从重庆来的二级心理咨询师唐小平马上对周翠萍做了15分钟的心理疏导，结束以后，周翠萍又画了一幅画，在这幅画里，她回到了陆地。头顶是蓝天，脚下是绿草，开着红花，一头沉重的大象立在草地上。

　　“色彩和布局比前一幅要协调，但还是有压抑感，大象象征着力量，说明画画人心里缺乏安全，需要外力，草地几乎无法承载大象，从画面上能感觉到大地的脆弱。”唐小平说，心理学中对绘画有一套专门的解读体系，比如“房子通常代表心房”，一般来说，房子上的门窗画得越小，说明孩子的心理状态越趋向封闭。唐小平又对周翠萍做了8分钟的心理疏导，到第三幅、第四幅画，她开始愿意画山，画自己在山前的家园，除了门窗比例还是很小以外，周翠萍的绘画相对和谐多了。

　　悲伤的记忆

　　心理咨询专家古典老师针对绵竹东汽中学126名学生进行的灾后第一组心理调查数据显示：有89.9%的学生在这场地震中“失去了朋友”，24.6%的学生“失去亲人”。地震给灾区学生带来很多方面的心理症状，其中，“注意力不集中”居第一位，65.9%的学生出现了这样的状况。50%以上的学生感觉到“莫名疲倦”、“心情高低起伏”，48.4%的学生感觉到“内心无助”，还有42.9%的学生“害怕提及地震相关信息”。

　　心理创伤的治愈，到底需要多长的周期？童新说，个体经历不同、性格不同，所需要的治疗时间都会有差异。但急就章式的心理干预是远远不够的，治愈心伤是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心理医生定期回访。可灾民如此众多，分散如此之广，心理援助志愿者们离开以后，谁来保障他们内心持久的安宁？

　　起码小“赵雅芝”找回了自己的安全感，5月21日，她失散多日的父母赶到医院，哭着把孩子搂在了怀中，这一刻“赵雅芝”终于放下了戒备，她开始哭，开始说话。我们终于知道了她的真实姓名，她不姓赵，她姓郑，小名丹丹。

　　檀立说，即使是3岁的孩子也会有记忆，人类只要出生，就有记忆，这记忆也许是画面、也许是气味、也许是声音……甚至还没有出生，在子宫中就有记忆，记忆就像计算机中的信息数据，有些信息存在于一些隐秘的地址，即使你已经感觉不到它，也不等于它不存在。也许你终生都没能将它提取出来，但只要悲伤和恐惧的记忆依然存在，就必须对它进行干预和处理，否则，它就是一颗定时炸弹。

　　(按心理咨询行业原则，本文涉及的心理案例当事人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