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人难，救心亦难

　　-本刊记者/欧阳海燕

　　再好的危机干预也会留下10%的心理疾病者，灾后心理援助是一项长期的工作

　　全国哀悼日的第一天，5月19日下午2点32分，集体默哀仪式刚刚结束，人群中，一名30岁左右的女子突然情绪失控，大哭大叫起来。这里是位于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的一个灾民安置点——爱心家园，1000多名灾民在此暂住。

　　“这正是我担心的事。”援川广州心理咨询师韦志中说：“灾难发生后，灾民们有心理创伤，情绪上有很多负面的东西。默哀时，他们会在心里重温灾难发生时的场面，恐惧、悲伤等情绪被重新激发出来。对于那些创伤比较大，控制力不强，或在心理上没有采取自我保护措施的人来说，就会出现失常状态，比如恸哭、大叫等。”

　　在一个安静的帐篷里，韦志中和他的助理一左一右地坐在这位女子身边。“不用担心，这里很安全，我们会在这里陪着你。”在他们的轻声劝慰下，女子渐渐恢复了平静。

　　接下来的20分钟，女子哭诉了妈妈在地震中不幸遇难的经过。在她讲述过程中，韦志中并没有深入追问，只是倾听，并让助理将手掌压在女子背部。

　　“妈妈走得太突然，我们的悲伤是正常的。那么，就让我们在心里默默为妈妈祝福，祝她一路走好，好不好？”韦志中让女子在心里为妈妈送行。静默几分钟后，女子抬起头，说：“妈妈，我知道你希望我好好地活着，我会好好地活下去。”韦志中说，这是生命告别仪式，通过告别仪式，可以让她更好地面对现实、面对未来。

　　这是一次简单的心理干预。几天来，韦志中和他发起的“心理援助自愿者小组”兵分两路，分别在绵阳和成都，为安置在那里的灾民提供心理援助。

　　就在“心理援助自愿者小组”开展工作的同时，来自全国四面八方，乃至国外的几十支心理救援队，也正在灾区或正准备赶赴灾区。此外，以社会慈善组织、高校、研究院所为依托，将长期驻扎灾区的灾害心理干预基地，亦在积极筹划中。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心理援助行动正在紧张地进行着。

　　惊魂未定的人们

　　成都市青羊区的“爱心家园”，设有近50顶救灾帐篷，“心理援助自愿者小组”的15名成员，每人负责几顶帐篷，与灾民做交流。“老乡们的情绪多处在愤怒、悲伤、内疚、自责、焦虑的状况中，我一进帐篷，发现没有一个人不需要心理帮助。”韦志中说。

　　在这样的气氛中，甚至心理咨询师也会出现心理问题。19日下午，韦志中叫停了两名成员。“他们连续工作过长，责任心又重，看到那么多需要帮助的人得不到及时的心理帮助，从而卷入内疚当中。”他说，这个时候就需要督导，需要停下来。

　　在绵阳，“心理援助自愿者小组”成员、武汉心理咨询师张再红发现，“灾民还没有从打击里醒悟过来，更多地表现出了一种漠然、平静。”18日下午，她走在九洲体育馆二层的灾民中间，人群中爆发出的一阵笑声引起了她的注意。那是一群成人灾民，六七个人，他们围在一起，说说笑笑。张再红走近其中的一位女性，问她：“可以和你聊聊吗？”她回答得很轻松：“当然可以了。”

　　聊天中得知，她的孩子目前安好，但丈夫在地震中遇难了。对于6天前的遭遇，她并不愿意多谈。“现在很多灾民，都处在麻木和逃避的心理状态中，不想面对现实。情绪诱发出来，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张再红说，他们现在还没有正视现实的心理承受能力。这个时候，心理咨询师要做的，就是陪着他们，让他们平复，慢慢地去接受现实。

　　相对而言，张再红发现，很多少年儿童在脱离险境后，恐慌很快就没有了，而且他们更愿意把自己的感受说出来。在她连日随机走访的100多名孩子中，80%的孩子都说，打算“出去打工，挣钱，回来建家园”。那是他们重新树立起的人生希望。

　　在各个安置点，灾民所表现出的无助、压抑、悲伤、麻木、愤怒等情绪，以及相伴随的疲倦、发抖、失眠、晕眩、反胃等身体症状，在心理学上被称作应激反应。心理学家强调，应激反应是人们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事件时出现的正常反应。大部分反应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减弱，一般在一个月以后，就可以重新回到正常的生活。

　　但有少部分人在遭遇灾难后的心理反应会延续数月、数年，而表现为“创伤后应激障碍”：尽管灾难时过境迁，他们仍睹物思人、触景生情，灾难片段在脑海中、梦中反复闪现，甚至不愿在原来的环境中生活，不愿和人交往，表现得过于警觉等。这些反应就不再是正常反应，而是一种心理疾病了。

　　“现在做危机干预的必要性，正是怕他日后转化成心理疾病。”韦志中说，有人误以为危机干预就是心理治疗，其实不是，危机干预只是心理治疗的一个环节。“在灾难发生的早期，不做危机干预，而一些人的自身化解能力又不行，时间久了变成心理疾病，比如过度悲伤变成了抑郁症，过度恐慌变成了恐惧症，那个时候心理咨询师对他所做的帮助才是心理治疗。”韦志中说，一般对心理症状的评估，在灾难发生的一个月后。

　　一个被质疑的案例

　　5月13日夜，温家宝总理在绵阳九洲体育馆看望了羌族孤儿刘小桦，总理硬咽的叮嘱和刘小桦不断哭泣的一幕，让人动容。人们从此记住了小姑娘的名字。4天后，一位和刘小桦连在一起的心理专家的名字也被人们记住了，只不过对他的记忆带着太多质疑。

　　16日，这位心理专家赴灾区对刘小桦做心理干预，次日，多家报纸描述了这次心理咨询的全过程。据报道，该专家单刀直入地问：“小桦，你放轻松，慢慢地告诉老师，地震时除了房子塌下来外，你还看到了什么？”在听到血淋淋的描述后，又问：“你们学校死了多少人？”

　　报道显示，心理咨询的大多时间内，小桦情绪激动，对专家的问话并不配合。然而该专家却穷追不舍，“小桦，现在你的脑子里有很多不安全的记忆，这些记忆应该处理掉，你能理解吗？告诉我，你现在脑子里在想什么？”“你不愿意回忆是吗？看到血淋淋的同学很伤心是吗？不要害怕，你配合叔叔。等会儿我们再来聊你的弟弟，好吗？”直至小桦号啕大哭、浑身抽搐，大喊“你莫要问了”，此次心理干预才停下。

　　17日起，这个心理咨询案例在多个心理咨询网站上流传，并附之类似的评语：如果记者报道属实，那么这是一个典型的错误咨询案例，请同行引以为戒。

　　“很多人现在误会了，以为心理治疗就是把他的问题搞出来，让他痛哭一场。错了！第一步是要温暖和关怀。”韦志中说，准备去揭伤疤的时候，要有一个流程和评估，一级创伤，二级或是三级，意识层面、情绪层面或是潜意识层面。如果不了解那个人创伤心理当下的状态，是不能轻易对他开刀做手术的，不然流血过多有危险怎么办？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多观察几天，给他温暖，使他的身体慢慢恢复，然后再找一个最佳时机帮他做。

　　韦志中说：“所以这里面有太多知识了，而我们在这一块的专业能力，包括我在内，也确实水平有待提高。要不然自己受伤害了，都不知道。外科医生把人搞死我们看得到，我们心理医生把人心理搞残废，别人看不到。”

　　心理援助是一项长期工程

　　对于危机干预的时机，现在流行一种黄金72小时的说法。有专家称，危机干预的最佳时间在危机事件发生后的24小时至72小时，一旦过了这个时间段，越往后，心理上的创伤就越难医治。

　　很多人对此表示怀疑。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教育培训班主任李献云说：“心理干预并不是说要严格限制在多长时间进行，当然早期干预越早越好。”她同时提醒说，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过早的心理干预反而会打断人正常的灾害应对机制。“对个体来说，他面对灾害的时，会产生一个正常的应对机制。尽管灾害对他来说，可能承受不了，但是他可以学会逐步调整自己去应付这个危机。而过早的干预可能会把他正常的调度机制破坏掉，也许会起一个反作用。”

　　“黄金72小时并不是一个很科学的概念。”西南大学心理学院副院长赵玉芳说，汶川地震发生后，学院立即组织专家赴灾区进行考察评估，发现“灾民处于惊吓期，主要表现是麻木，不愿意和你谈”。

　　赵玉芳说，学院正准备从日本聘请一批专家，对国内的心理学工作者开展震后心理援助的培训。日本是一个地震频发国，全球里氏6级以上地震约有20%发生在日本。他们在震后心理援助方面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

　　“大灾后的1到3个月，是一个集中的心理问题爆发期，所以对灾区的心理援助是一个长期的工作。”赵玉芳说，西南大学心理学院已在绵竹设立了一个持续的心理工作站，以便对灾民进行长期心理帮助。

　　据了解，中科院心理所在川的一个长期心理救援基地业已建立。中国红十字会“心灵阳光工程”也计划在北京、四川等地组织培训10000名心理咨询师，在灾区的各个乡镇建立心理咨询室，为受灾群体无偿提供心理咨询。

　　“心理援助自愿者小组”的发起人韦志中则呼吁国家尽快建立心理救助的社工体系。他说，危机干预只是为了防止发展成症状，再好的危机干预，在100个有应激性心理创伤的人中，也可能会留下10%的心理疾病者。

　　“如果我们建立一套完整的社工体系，即在灾区重建中，由政府出面，在各个乡镇的医疗室都配备一个心理咨询中心，我们走后，就由他们来进行后续的工作。这个时候，真正的心理援助才能做到。这样去做，至少3年，可以化解掉这一次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