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真强：冲着孩子捐的衣服我绝对不会动

　　一张名单

　　“到15日，席老师就能叫出我们每个人的名字了。”杨耀民说，当时孩子们经过两天两夜的跟随，都慢慢开始张嘴叫“席老师”。“孩子们洗干净了齐齐地睡在地上，我数了一遍，32，又数一遍，32，才踏实下来。”席真强这才给在绵阳工作的女儿打了个电话，“给我送点钱，再买一身衣服”。其实，给孩子们送来的衣服里有很多也可以将就席真强穿。“公是公，私是私，人家是冲着孩子捐的衣服我绝对不会动。这道理总该明白。”他的下一个目标是，寻找孩子们的父母。

　　我发现席真强和他的孩子们，是因为一张名单。在绵阳市的各灾民救助点，寻找“和父母失散的孩子集中安置点”似乎成了一个难题。大部分孩子和学校老师一起逃出来后，都被亲人领走，还有一些人数达到百人左右的没有领走的儿童，比如北川的曲山小学和陈家坝小学，被安置在军队保护的统一地点。只有南河体育场，一个“孤儿救助站”带队老师的电话，就是找到席真强的唯一途径。“谁说我们是孤儿了？”席真强非常不满，“我肯定把父母都给找全了。”

　　这份名为“北川擂鼓镇在东风纸箱厂的儿童安置点”单子上，详细列出了每个孩子的姓名、家庭住址、父母姓名、工作和能记得的电话号码。“我让厂里的工人帮我打印好，印了好几百张，然后就到处去发。”这是在绵阳市能够看到的最齐全最集中的失散孩子的资料，找到父母的打个对钩。席真强在绵阳市的关系就只有女儿，要找人，他必须开展新人脉。“首先被我利用的就是黄警官。”他很开心，“我有时候打过去他还在睡觉呢，真对不住他。”黄警官把这张名单力所能及地送到了所有安置点、政府机关和媒体。席真强依然觉得不够，“我到绵阳市的指挥部去散发，后来黄警官帮我发开了，很多人来我们这里看孩子，我就赶紧发给他们。”席真强说虽然孩子们都不说，可是眼神都是带着问号的。

　　“我们都和小弟弟妹妹们讲，不要烦席老师，不要缠着他要爸爸妈妈。”13岁的韩俊是最晚找到父母的孩子，虽然心里焦急，但是一直像个小大人一样照顾大家。“我让韩俊管女孩子，当个小班长，帮妹妹们梳头发，点蚊香，这样她心里能分散一些难受。”席真强在15日当晚就接到了一个叫安贵的孩子的父亲来电。“他叫了一声席老师，就问我娃儿在你那儿不？叫安贵。说完都不能言语了，我说你莫和我讲，我把电话拿你娃儿那儿去。”接下来的几天，席真强每天要接到四五十个电话，“有要找孩子找错的，有想送东西过来的，我说别送钱”。席真强不好意思地挠挠头，“今天我第一次受贿，有人不声响给我充了50块钱话费，一问是一个来看过孩子的老师”。

　　“其实有的孩子父母常年在外打工，很少能享受到父母的爱。”席真强说有12个孩子都是这种情况，“现在地震了，父母也不能马上回来安抚孩子，看着娃娃们可怜。一天盼一天的。”到现在领走了12个，还有23个孩子在席真强的照顾下，“家长自己受伤的、打工的、住在灾民安置点的，把孩子暂时给我带了”。他让妻子也从擂鼓镇来了绵阳，“她好照顾女孩子，有不方便的对她讲”。席真强没有把孩子们当成负担，“你要是往坏的方面想也生气，有个父亲来了，和我点了一个头，一起在食堂吃了饭，然后不打招呼就把孩子领走了，我吓得要死，我是在政府签过字的，万一不是孩子的父亲怎么办？”席真强不明白，“我对孩子们说，现在暂时不念书，但是道德、礼貌和善良咱们什么时候也不能忘”。

　　采访时名单上只剩下韩俊姐弟没有和父母联络上，其余全画上了对钩。“画一个对钩，席老师就高兴地要弄一根好烟来抽抽。”造纸厂的工人们都知道，席老师一要烟，就是好事来了。到发稿时候，席老师打来电话说，韩俊姐弟的父亲也联系上了。家长陆续打来电话后，孩子们对席真强反而产生了更深的感情。“王强的父亲王云桂大老远从山里爬出来，一定要请我吃顿饭。我说你有多少钱？他不言语，我说吃饭谢我了？你把钱省下哪怕买块砖呢。”安贵离开的时候，父亲让孩子管席真强叫一声干爸，结果孩子们全叫开了，“席老师”变成了“席爸爸”。

　　小世界

　　造纸厂的小环境与“九洲”、“南河”那样巨大的万人安置点氛围截然不同。没有大批大批的专业或非专业的志愿者，也没有丰富的医疗和心理辅导条件，更没有喧闹的大喇叭和媒体。可是孩子们都非常开心，得到玩具或者零食也是先让给小的。席真强也奇怪，孩子们连抢东西打架都没有。韩俊说：“我们是一路来，一起找爸妈，是兄弟姐妹。再说送来的东西足够用了。”一开始，每天都担心地震担心父母的孩子们都适应了席真强定下的规矩，安下心来。知道吃住在厂里，都尽量听话不给别人惹麻烦。每天自己洗衣服，“席爸爸说，早上把地铺整理好，一起做早操，没有批准不能出厂门”。厂长还让女儿、朋友的孩子，到厂里来和孩子们一起玩。这几个孩子睡觉都不回家，要和席老师在一起挤着。

　　席真强和妻子带着孩子们去绵阳市里玩了几次，“虽然是地震，好容易来趟大城市，也应该开阔眼界”。不过现在公园不开，商店饭馆又没有资金，但孩子们已经很满足，“席爸爸带我们到很多学校、广场、繁华的街道去看看，让我们好好努力，也可以那样生活”。杨耀民就下定了决心，“以后和爸妈过那样的日子”。孩子们对于挤在两间不足10平方米的办公室里都非常满足，有一点零碎的东西都有人捡起来放好。“我也没想给孩子们心理辅导，再说我也不懂，其实他们这么一起和厂里的人共同生活挺好的。时间长了就被感染了，有的孩子还自己跑去帮大人扫扫地、洗洗碗什么的。看到电视里的灾民我们都觉得能在遮风挡雨的屋子里休息已经很幸福，很多人条件比我们差多了，我们实在运气太好。”

　　席真强的两个孩子都已经中专毕业。他每月1700元的工资，在镇上算是日子不错的家庭。“我们刚把积蓄都买了套房子，垮了。”和很多失去家园的灾区百姓不同，夫妻俩既不绝望，也不急着回去。席真强的妻子说：“带孩子耽误什么啊？不然让娃儿一个人咋办？父母咋找呢？回去不就是搭个棚棚？我就不信回去俩人半天搭不好。”造纸厂的4个工人经过十来天的朝夕相处，都很佩服这个中年老师，“一个人当爹当妈的，豁了命地给找爸妈”。他们每个人捐了200块钱，因为席真强不要钱，捐给孩子们买米、鸡蛋和油，偷偷放在食堂里。席真强一开始不知道，是打饭的厨师阿姨告诉了孩子。席真强说自己觉得特有劲，“这些出苦力的挣几百块钱一个月还给我们买东西，所以不是我一个人在带孩子”。

　　现在，席真强在擂鼓镇出了点名，“都知道我带着35个孩子出来。还找到父母了”。虽然都找到了家长，但身边还有不少孩子没接走，席真强决定过两三天就把孩子们“有条件的送回家，没有家的先跟我过着”。孩子们都想跟着席老师回去，“席爸爸说了，不能等人家棚棚都搭好了咱们才回去住现成的”。“我还是麻柳小学的老师，还得回去看看帐篷学校什么的，继续上我的课去，我5月份的工资还没领呢。”席真强说，“不枉自己这些辛苦，刚地震时，娃儿们吃啥喝啥都是自己管自己，现在每次只要开饭我不在，就有娃儿来叫我：席爸爸，吃饭了。叫一遍不应叫两三遍，我不去还要拽几下，呵呵，够了。 ”-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