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洲体育馆：幸存北川的表情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张悦，特约撰稿 覃爱玲 发自四川绵阳

　　他几乎每天都回北川县城一趟，一大早就去，下午回来。记者见他的那天下午，他正刚从县城回来，手上拿了一盆满是灰尘的兰花。

　　死去的姿势

　　5月26日中午，九洲体育馆。正门台阶三杆国旗下的三台液晶电视正在播放北川县城另择县址即将“重生”的消息。人们表情淡漠地看着，没人说话，就像是非股民偶然出现在证券大厅的交易显示牌下。这几十个人无一例外地来自北川县的地震重灾区。九洲体育馆，在地震后安置了3万来自死城北川的灾民。

　　既然说到“重生”，北川就是已经死了。至少是死过一回了。它死于2008年5月12日下午14时28分。在北川中学的废墟，记者拍过一张照片：七层的教学楼塌成了一人多高，在废墟的最边缘，一个约莫14岁初中女生的左脚悬空跨出，保持着刘翔那样的越栏姿态，上半身前倾着，右腿和右侧的身体被巨大的残垣死死压着，一动不动地定格在那一刻，双手和头颅都已垂下，只有倒悬下来的长长的马尾辫迎风舞动。

　　这就是北川死去的姿势。从地理上说，它的一只脚已经跨出羌寨深深的岷江峡谷，身后是龙门山脉断裂带——西起理县，经震中汶川，连接茂县，东至青川——一条优美而残忍的死亡之弧，面前是富饶平安的川东平原。只差一步，这一步却足以让它跌落至汶川大地震中伤亡最为惨重的城镇。

　　地震当天开始，这座造价1.5亿、高33.7米、占地192.8亩的“西南第一馆”就成了北川灾民的庇护之所，一直到5月22日，还有救援队和直升机把他们从大山深处的村寨送到这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是第一次来到这个与他们生活没有交集的恢弘的庞然大物前。

　　进入九洲体育馆，要经过一段护桥。一山一山的灾民经此鱼贯而入，经历过生死轮回的一刻，他们仿佛是从奈何桥回来的人们。

　　十几天后，九洲体育馆内的灾民已经从30000人下降到7000余人。志愿者们依旧拉起各种各样心理救助的横幅，但是少人问津，时间是最好的孟婆汤，生活还在继续，这里的人们聊天、打牌甚至谈恋爱，用川人既有的方式“有盐有味”地活着。在等待返乡接送车辆的时候，北川县曲山镇15岁的张晓凤甚至可以淘气地把手中的《防震手册》折成望远镜回望这座收容了他们10天的客馆。

　　只是，无论是面对提问缄默不语的男人还是滔滔不绝地向你卸载记忆的负担农妇，5月12日那天发生的事情已经改变了他们的一生。

　　有的孩子再也不能依偎在母亲的怀中了。这些母亲沉浸在回忆和懊悔中。30岁的黄菊特意给记者看手机里存的一个年轻女子以及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的照片。跟她聊天的过程中，给记者看了好几次。两个人都永远离开了她。那男孩是她的儿子，在曲山幼儿园念书。那女子是她最好的朋友。

　　地震时，黄菊正在从绵阳回北川的大巴车上，买了新的电脑配件和衣服。地震后，她执意要下县城去找孩子。她只能估计幼儿园的大概位置，心里想的是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她翻过无数的小孩尸体，都不是自己的孩子。现在，她常会回忆起当时的情景，睡不着的时候，耳朵里就会回响起那些呼救的声音。“我就是觉得特别愧疚，救不出他们来。”

　　三分钟的平等

　　大部分人住不进体育馆。体育馆内最多的时候1500多人，空气很浑浊。和记者在停放学生尸体的北川中学操场闻到的气味一样令人掩鼻，但这是生的气息。

　　他们虽然都是被老天爷挑剩下的人，但都经过了命运拣选的过程。从这一点来说，灾难面前人人平等，而这平等，只和摇晃的大地一样维持了三分钟。

　　这里住的人基本上是按来的先后安排的，并没有按所来地方区分。许多是一大家亲戚住在一起，也有原来是一个单位的。

　　护桥旁边。北川县运管局的职工和家属、四五对夫妻住在一处帐篷里。他们正在抱怨绵阳的对口单位对他们安置不积极，而别的单位基本上已经将各自的下属员工安置到绵阳城区里单位提供的房子里去了。记者在的时候，正好看到他们在绵阳对口单位的领导带了三四个人拎了些鸭头水果来“慰问”。

　　领导还没到时，一个人说，还算好，带吃的来看看。另一个则语带不满：好什么，都几天了？！才来看看。那是5月18日，距离地震已六天。他们已经学会不再谈论运管所没有逃出来的4位同事。

　　家境稍好一些的黄菊和家人凑了钱，买回了吃的和啤酒，聚在一起闲谈，借酒浇愁。她说她每天不喝酒根本睡不着。

　　黄菊说：这些乡下人什么都不懂，还拿矿泉水洗手。造孽！这些都是别人省吃俭用送来的。很多东西不是国家给的，都是私人自己拿来的啊。

　　她觉得自己那个阶层面对灾难仍然能有文明的表现：“我们以前生活那么舒服，北川县城里许多女人都不用干活，老公在外面挣钱，我们女人在家带带孩子，一堆朋友一起喝茶打麻将。有时上上网。可是现在非常珍惜别人捐给我们的这些东西。”

　　朋友资助了柴薪几千块钱，她马上去买了一些衣物，不过不能像原来那样随心了。“李宁牌的。”她指着穿的鞋子对记者说。对于她来说，这是一种最便宜的品牌。

　　人们开始比较命运。路边一辆大巴车是一个县城来的人的集聚点。互相谈论，谁谁谁逃出来了，谁谁谁一家人只剩一个或者一个不剩，谁谁谁不行了。“政法委书记靠喝尿，活过来了。”两个原来在县城机关工作的人互相感慨着。

　　有碰到熟人的，问：“你住在哪里？”对方回答：“孩子他爷爷奶奶早两年在绵阳买了房。我们现在住在那。”引来一阵羡慕声。

　　在这里，能深深体悟到“钱财乃身外之物”，有人为“家里什么都有”但没能拿出来而惋惜，但是并不伤痛。只要亲人没事，抱怨归抱怨，眼神和声音都是健康的，一般也爱说话。尤其是一些有意外之喜者：比如，原来以为已不在的亲人，居然被从别处找到。

　　遍插茱萸少一人已属命中上签，很多单位和家庭，总有一些成员集体缺席。那些家人损失两三个以上者，基本都是半天才说一句。或者从来不开口。

　　这里每天人来人往,入住的人和志愿者都快速地变幻着面孔。这里是一个中转站。身份未明前的暂时悬隔。

　　幸福的邂逅

　　黄菊的二姨父、一位五十多岁的中年男人，妻子和两个二十多岁的儿子，都在地震中去世了。他和兄弟姐妹一大家人住在一个帐篷里。一大家人聊天时，从不见他出声。

　　“他两个儿子都长得特别英俊。”旁边的人轻声说。

　　他几乎每天都回北川县城一趟，一大早就去，下午回来。我见他的那天下午，他正刚从县城回来，手上拿了一盆满是灰尘的兰花。旁边的人告诉记者，那叫佛兰，值上百万，以前有人出高价买，他舍不得。那兰花已经两三年没开花了，他连那兰花开着花时的照片也从废墟堆里找到了。

　　那花当然是非常美丽，据说珍贵的原因是花体部分像一座佛像，而他的花之所以难得，是因为佛像的脸部有明显的像嘴巴的黑色部分。

　　他指着那呈佛型的花朵和佛嘴给记者看，带点自豪，迟疑地笑着。一句话也没说。记者什么都没有问他，只感叹那花多么美丽。

　　北川县职中的年轻男教师奉斌坐在草地上。对面走过去几个人，他指给我一个年轻女志愿者身上挎的一款尼康相机，说，我的相机就是跟她那个同一型号的，当时跑出来后，特别想再回到寝室，找出相机把现场的情景拍下来。

　　谈话中，他把一位女记者当朋友了，一定要送她点什么，问她要不要中暑药，或者是湿纸巾，他说他们那里还有很多，于是从随身挎着的小包里掏出一包湿纸巾来递给她。大约只有这样，在面对一个年龄仿佛的女性时，他才觉得自己还是可以给予的。

　　他今年25岁，一直在准备考研。可是，他说今后不准备考了，只想平平静静地生活。他的一个同事，也是好朋友，今年已经确定考上了某大学的研究生，在地震中没有逃出来。

　　临时设立的广播站已经播发了2万多条寻亲短信，成百上千人寻到之前生死未卜的亲人，在广播站下的空地团聚拥抱，更多寻亲的人则只能怅然地望着。

　　护桥的栏杆、体育馆的玻璃门、外场的墙上贴满了寻人启事。在一根电线杆上，一张已经脱落了小半的征婚启事上，是另一张寻人启事，一个父亲在寻找他的女儿和妻子。没有找到的幸福和大概已经失去的幸福就这样不期然地邂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