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地震使反腐败斗争进入新阶段

　　■嘉宾：

　　王占阳：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政治学教研室主任

　　展江：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与传播系主任、教授

　　王学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王东：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副主任

　　李景鹏：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主任

　　雷跃捷：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党总支书记、新闻系主任、教育部新闻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周孝正：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社会学所所长

　　汶川特大地震已经过去整整20天了，现在，紧张的抗震救灾仍在全力以赴地进行之中，灾后重建阶段也开始逐步到来。人们逐渐从悲痛中缓过神来，终于有时间来反思这场灾难。

　　5月23日，温家宝总理来到北川中学安置点，在高三一班的黑板上写下四个字，“多难兴邦”，他说，我们要记住这四个字，相信经受过灾难的同学会更加努力。有了孩子们，教育在继续，民族就有希望。

　　灾难给我们造成了损失的确是坏事情，但是我们如何能从坏的事情上总结出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来才是关键。从“多难”转化为“兴邦”，需要痛定思痛，总结经验教训，这样才能将灾难转化为进步的动力。

　　●这场巨大灾难的拯救中，证明了我们的制度在行政效率方面的突出优势。

　　●带来了国人精神世界领域里的一场大革命，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精神终于切实地成为了我国的时代精神和主旋律。

　　●实现了国家与社会关系改革的重大突破。

　　●国家信息公开条例在关于大地震的新闻报道中的充分贯彻。

　　●财政体制改革开始进入了新阶段，实现了增加民生支出与减少行政支出相结合。

　　●人心灵的普遍净化和深刻升华致使反腐败斗争也开始进入了新阶段。

　　●带来了中外关系和两岸关系的重大进步，这种进步的基础和灵魂实际就是共同的人性、人道主义。

　　——王占阳

　　民族精神受到现代的洗礼

　　灾难给我们造成了损失的确是坏事情，但是我们如何能从坏的事情上总结出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来才是关键

　　南都：最近的汶川特大地震是一场巨大的灾难，整个中华民族都为此陷入了巨大的哀痛之中。现在，紧张的抗震救灾仍在全力以赴地进行之中，灾后重建阶段也开始逐步到来。“多难兴邦”，中国如何发挥抗震救灾精神，引起了人们愈益广泛的思考和讨论。诸位对此有何理论上的认识和评价？

　　王占阳：虽然多难未必兴邦，但在今天的条件下，我非常赞成使用“多难兴邦”这个词。恩格斯曾经指出：“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进步为补偿的。”我认为，对于处于转型期的社会来说，巨大灾难尤有可能是以重大的以至于巨大的历史进步为补偿的。譬如，日耳曼征服摧毁了西罗马帝国，造成了生命、财产、文明成果的巨大破坏，但它却又带来了西欧从奴隶制到封建制的巨大进步，并为西欧后来率先进入近代奠定了某些重要基础。又如，欧洲14世纪暴发的黑死病夺去了2500多万人的生命，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大型瘟疫，但它在生命和死亡面前又奠定了人权意识，这就使之在客观上又成为了推动西欧从中古到近代的一个重要因素。再如“二战”也首先是一场巨大的灾难，但这场大灾难也是以战后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为补偿的。在我国，“十年浩劫”是以改革开放的巨大进步为补偿的，这也是有目共睹的。

　　王学泰：多难兴邦，常常和“殷忧启圣”连在一起用，明代有这样一个有名的对联，“多难兴邦，高帝脱平城而肇汉；殷忧启圣，文王出羐里以开周”。灾难给我们造成了损失的确是坏事情，但是我们如何能从坏的事情上总结出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来才是关键。这次灾难向我们提出很多新课题，比如捐款的透明性、教育资源的投入、信息公开等等，恩格斯说：“一个聪明的民族，从灾难和错误中学到的东西会比平时多得多。”只有解决了这些问题，而不是掩饰和隐瞒，才能“兴邦”。

　　王东：这次四川大地震，是我们遭受的一个巨大灾难。最大的损失是人的生命的损失，这是无法挽回的。这是一个苦难的经历。这也给上百万、上千万人的精神造成损伤。

　　如果说最大的补偿呢，我以为是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精神经受了一次现代的洗礼。中国在融入世界的过程当中，这形成了一种压力和动力。

　　这次，人们空前团结，而且，我们也表现得很开放，有好多国外的资源也愿意支援我们。这对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很有好处。

　　从长远来讲，救灾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凝聚力、开放等对灾难的抗争精神，这种对民族精神补偿的东西，或许将来会超过我们的损失。

　　七个方面推进中国的改革

　　这七个方面之间，实际是存在着深刻的内在统一性与联系的，因而它们也就共同凝聚成了一种崭新的巨大历史合力

　　南都：刚才两位也都提到了补偿，这种补偿现象背后有什么必然的历史逻辑吗？

　　王占阳：毫无疑问，每一次巨大灾难得以获得重大进步或巨大进步之补偿的具体原因都是各不相同的，但我们仍然能够从中看出某些规律性的东西来。这就是，巨大灾难不仅意味着生命、财产和文明成果的巨大损失，而且它在社会转型期还会连带地给予阻碍文明发展的社会因素以重大的或巨大的削弱和破坏，同时大大地激发人性和社会的巨大潜能，特别是带来了某些关键性的历史进步因素的诞生与成长，这就在巨大灾难中孕育了巨大进步，如果主流社会能够以足够的勇气和智慧紧紧地抓住这个历史机遇，就能使社会获得巨大进步。

　　南都：那么，具体来说，汶川特大地震给中国带来什么样的契机？抗震救灾中表现出什么样的精神？

　　王占阳：实际上，作为对于这场大灾难的经典式的巨大反应，我们在伟大的抗震救灾斗争中已经在推进全面改革等方面初步地实现了一系列的重大突破。没有这些重大改革，以往半个多月的抗震救灾斗争就不会如此悲壮和成功。而有了这些重大改革，汶川特大地震和伟大的抗震救灾斗争就从至少七个方面给我们带来了未来决定性地推进全面改革的重要动力。

　　南都：是哪七个方面呢？愿闻其详。

　　王占阳：概括地说，在这场巨大灾难的拯救中，一是证明了我们的制度在行政效率方面的突出优势，改革也在所谓“改革与革命的赛跑”中再度大幅领先。

　　二是带来了国人精神世界领域里的一场大革命。这场大革命的实质就在于，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精神终于切实地成为了我国的时代精神和主旋律，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目标归根结底就是“人道目标”的思想得到落实。

　　三是公民社会的原有发育与大地震所激发的道义力量相结合，导致了社会力的爆发式增长，从而出人意料地实现了国家与社会关系改革的重大突破。

　　四是国家信息公开条例在关于大地震的新闻报道中的充分贯彻，新闻报道的开放获得重大突破。

　　五是财政体制改革开始进入了新阶段，主要标志是客观上实现了增加民生支出与减少行政支出相结合，而不再是只以增加民生支出的方式改革财政支出结构，尽管这在目前还只是被视为抗震救灾中的应急措施，但它的客观性质却是毋庸置疑的。

　　六是国人心灵的普遍净化和深刻升华致使反腐败斗争也开始进入了新阶段。抗震救灾是一项长期的任务，所以我们在抗震救灾中应当特别注意实现当前的应急措施与意义深远的体制改革相结合，而且还应当特别注重追求真正具有持久性的反腐领域的高效率，而这后一种高效率又只有在切实实行权力制衡的条件下才能获得。长期的抗震救灾任务，事实上已经向我们提出了这种紧迫要求。

　　七是带来了中外关系和两岸关系的重大进步，这种进步的基础和灵魂实际就是共同的人性、人道主义，因而它也反过来成为了保障和推动我国的改革继续向这种方向发展的重要环境。

　　我认为，作为在同一场大灾变中同时共生的历史要素，在这七个方面之间，实际是存在着深刻的内在统一性与联系的，因而它们也就共同凝聚成了一种崭新的巨大历史合力，而并不是一些孤立的分散要素。

　　王东：这次快速反应的高效性，是很突出的。另外，人民监督的民主性，从高层到一般干部。这在过去是没能做到的。再次，以人为本的人道性，这是做得比任何一次都突出的。还有与现代科技手段相结合的民族自强性、现代社会集体的凝聚性、信息传递的公开性，以及面向世界的开放性。这几个方面，在这次救灾中，我认为都达到了过去没有达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