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期间政府与社会形成良好互动

　　国家哀悼体现对个体的尊重

　　对于个体的珍爱和尊重，是人道主义最核心的内容，体现了人性的光辉。为死难者举行国家哀悼，是一个非常突出的转变

　　南都：王占阳刚才提到了这次大地震实现了国家与社会关系改革的重大突破，如何看待他的这个说法？

　　王学泰：一个没有社会的国家就像没有底盘的汽车，其他器件都很好，但是没有好的底盘，很容易说翻车就翻车。

　　中国应该有这样的民间组织，一旦发生了灾难能够迅速地组织自救，有应急应变机制，而不是光靠政府从上面来组织救援。这样的民间组织拥有一个强大的社会基础，社会是有强大的自我修复机制的，社会不能等待国家去修复。

　　李景鹏：这确实是咱们国家的重大进步。过去对人们，特别是每一个个体的生命的珍爱，对人们尊严的尊重，都是很不够的。我们平常强调“集体”“人民”，但人民是由每一个个体组成的，对于个体的珍爱和尊重，是人道主义最核心的内容，体现了人性的光辉。为死难者举行国家哀悼，就是一个非常突出的重大转变。

　　这次抗震救灾过程中，民间组织作为政府的一个很重要的补充，发挥了很大作用。志愿者的行动是空前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契机，志愿者的行动和政府完全一致，而且成为了政府很好的助手，起了很好的作用，为将来社会危机中民间组织的参与，以及未来民间组织的活动，民间组织和政府的良性互动，打下了很好基础。

　　这次通过全社会紧急救援和媒体的广泛报道，大家精神上经受了震撼和洗礼。但事件发展是波浪式的危机过去后有些人会冷下来，很难说经过一次公民教育，公民精神就能深入整个社会，恐怕还需要长期的、扎扎实实的努力。

　　南都：类似于台湾9·21大地震中的NGO联盟，四川成立了5·12救助服务中心，全国成立了好些NGO的联盟、以负责灾区的信息整合、资源整合。不过据我们所知，一些想借鉴台湾经验搞NGO联盟的人还是存在诸多顾虑的。

　　李景鹏：现在所谓“联盟”就是一个名字，它整合NGO资源和行动的功能还是十分必要的。这么多志愿者，如果没有协调，容易搞乱。这对于今后各种各样民间组织的协调，还是很重要的。

　　政府信息的透明受到赞扬

　　像这次的信息公开，接受监督等，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路子。在某种程度上这能够促成有中国特色的公民社会

　　南都：诸位对这次抗震救灾中传媒的整体表现有何评价？

　　展江：一方面，国务院系统在积极推进政府信息公开，《突发事件应对法》就是国务院法制办请专家起草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就是国务院制定的。可以看得出，本届政府对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对于公共事件的透明，信息的披露，及时的发布，与媒体达成了很好共识。从去年以来媒体的相关报道，以及围绕信息公开的相关评论，拥有了一个新的环境。

　　另一方面，个别地方政府出于各种利益和旧的观念，对政府信息公开不会那么认真和积极，这次地震发生后，信息的逐步放开，这既是灾情所迫，也是大势所趋，让我们看到了政府信息公开、信息透明的价值，让整个社会看到了转变。

　　王学泰：我认为，通讯发达更能让灾难凝聚民族力。自古以来，中国历史就是一部多灾多难的历史。据邓拓的《中国救荒史》统计，中国从汉初到1936年，大的灾荒共有5000多次，平均每四个月就有一次，且多数是大灾难。古代通讯不发达，大灾难很难像现在这样引起全国热潮式的反应。所以，现代通讯手段显得非常重要，是凝聚一个国家、民族很重要的武器。

　　雷跃捷：从救灾一开始就不错，以中央电视台为代表的国家媒体和我们的报纸、电视、广播，给人们一种别开生面、耳目一新的感觉，第一个是迅速，再一个是全面，第三个是相对来说比较讲究新闻专业主义精神。现在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深入下去，在报道救灾情况的同时如何做深度报道，通过报道灾害处理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推动制度建设，我觉得媒体应该也可以有所作为。

　　王东：像这次的信息公开，接受监督等，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路子。在某种程度上这能够促成有中国特色的公民社会。

　　李景鹏：不同阶层的社会群体都有利益表达的问题，实际上，要在承认社会矛盾的前提下协调利益、缓和矛盾。这种话语的开放不仅不会影响稳定，反而增强了国家、民族的凝聚力。

　　南都：信息传播结构的变化是一个全球化的趋势。而这次地震中的信息互动更是非常明显地呈现出多渠道的信息传播态势。这种变化对未来会带来怎样的潜在影响？

　　展江：这个现象一个是去中心化，现在的传播者多了，原来处于中心地位的媒体不再是惟一渠道。另一个，传播者和传播对象的位置互换了，传播对象有些成为了报道者，随着互联网发展，手机的记录和摄像功能的发展，这个现象还会继续发展。

　　中国这个转型社会需要大量的信息，而传统媒体已远远不能满足。从这次先有民间学者的呼吁，后有全国哀悼日的设立可以看出，政府越来越重视互联网的力量，注意从网络上获得启发、建议和提示，这是良性的政府和公民的互动。政府部门可以建立自己的信息办公室，处理海量的信息，发挥公民信息查询和民意搜集的职能，现在各级官员喜欢上网是好事。

　　政府与社会形成良好互动

　　信息的开放不仅不会危害社会稳定，而且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至少是社会的减压阀

　　南都：大地震爆发初期，政府、社会能够高度契合，迅速达成救援第一的共识，而目前已经进入灾民安抚、灾后重建的更为长期、艰巨和复杂的时期。如何让这种契合更好地保持下来，成为政府、社会间的常态？

　　展江：从地震发生以后各种媒体和政府的高度契合可以看出，信息的开放不仅不会危害社会稳定，而且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至少是社会的减压阀。我们希望通过好的制度，把这个好的成果延续下去。现在我们在政府信息公开方面，在特殊领域政府部门积极推动的法律方面，已经看到一些好的迹象。阜阳手足口病疫情发生后，《传染病防疫法》涉及政府信息披露的法律法规的出台和修订，已经给我们昭示一个比较好的前景。政府信息公开的立法宝贵经验应该进行总结和推广，并成为更大的共识，并通过制度化，把一些操作层面的程序建立起来。通过专门性法律，赋予媒体权利，也对媒体的不当行为进行限制，是国际通用的做法，而且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积累的法制经验，也应该走这个程序。

　　南都：大地震中的政府、社会形成了一股默契的合力，但会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步衰减？

　　王占阳：我认为不会。从根本上来说，这种巨大合力已经具有了很强的不可逆性，因而它的影响力也将是无远弗届的。

　　南都：在这次大灾难中，政府、社会的积极互动使得很多人都对国家的前途更加充满信心，这种合力究竟能给改革带来多大的推动作用？

　　王占阳：我认为，这种巨大合力能够决定性推动我国全面改革实现新的历史性突破，因而它也就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历史机遇。我们现在就是要有力地巩固和增强改革的动力，进而以这种“增强版”的改革动力进一步推进全面改革。就像温家宝总理近日所说的那样：“要昂起不屈的头颅，挺起不屈的脊梁，燃起那颗炽热的心，为了明天，充满希望地向前迈进！”

　　统筹：本报首席记者 南香红 本报评论记者 亮棹

　　采写：本报记者 亮棹 虞伟 上官敫铭 实习生 梁嘉琳 谢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