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子亲眼看着邻居死去后常做噩梦

　　余婷是德阳市的一位受灾群众，地震发生时，她侥幸躲过了一劫，但之后的一幕幕场景却长期困扰着她。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心理咨询师珍妮：在经历这次灾难的时候，他身边的人都被埋在里面，当时要好的一个邻居一直在伸着手让她救，她搬不动那个梁，她看着他慢慢地离开，所以心理承受着很大的创伤。

　　她压抑啊，她强压的，可是那必定是一份委屈，况且她眼睛老闪现那些镜头。晚上还做恶梦，老想看到那个邻居在伸手叫她来救我。她觉得很无助，她傻掉了，很紧张，身体都是很紧张很僵硬的状态，出来拿了一袋味精，什么都扔了，手机都扔了，手里紧攥着一袋味精，她是买味精回来，她逃过了这一劫，处在这样一个状态里。

　　5月14日，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就派出了第一批心理危机干预工作组奔赴四川灾区，了解受灾群众心理状况并为他们进行心理危机干预，其中一个工作组就来到了余婷所在的德阳。

　　珍妮：第一眼看到她的时候在路边擦肩而过，我刚去洗漱的时候，跟她擦肩而过，她的脸笑得很机械，我看到她以后跟她打了一个招呼，她也很友善。我们交流了一下，她问你是哪里的？我说，我是心理援助团在这边驻扎。她看到我之后，她的眼睛就定定神，我觉得有需求。我跟她约第二天见面。

　　经过了专家心理治疗后，余婷的情绪状态得到了很大的改善，而她还做出一个决定，就是成为一名志愿者，辅助心理干预小组的专家们为受灾群众提供力所能及的服务。

　　余婷：因为我觉得我跟他们比起来我应该轻松得多，因为比我困难比我这次遇到的灾难带来更大的伤害的人太多太多，所以我尽我的一份力量给他们带一份微笑，让他们感到还有笑脸，还有一丝温暖就行了，其实在这个时候自己能够开解自己那是最好的方式。

　　如今，距离512大地震已经过去快一个月了，受灾群众也从对突发灾难的恐惧等应激反应状态进入到第二个心理反应阶段。中国科学院的心理危机干预组也相应地对干预目标和方式进行了调整。

　　高主任：第一个阶段，只是应激，先跑出来活命，但是活了人还能不能更好地活下去，这个时候进入第二个阶段。这个阶段持续到灾后的三个月左右，这么长时间，很多人的这种心理压抑的问题，这个时候的问题更复杂了，从前期的被援助被借助，现在开始思考将来怎么办？今天在绵竹工作站跟几个同志聊天，感觉到他们很多人现在想我们将来怎么生活。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们现在开始更健康面对现实了，从原来的震惊状态回到我要面对现实，不行的问题，所以这里面越来越现实，证明大家越来越健康，不再活在想象之中。但是怎么应对现实问题成了一个新问题。

　　记者：某种意义上说是不是第二阶段的这种援助干预会比第一阶段更艰巨。

　　高主任：应该说更复杂，这个时候就多元化了，不能再像刚才团体的心理支持，提供一种承诺，提供一种安全感。现在不是了，个体差异出来了，不同年龄段，不同程度，全都要求不一样，这个时候反而更需要心理学专业人员介入持续工作。

　　对死去亲人回忆，重建家园的艰辛，未来的生活该如何继续，压力、焦虑甚至抑郁是很多受灾群众在这个阶段的心理问题，也是心理危机干预的重点。专家们说，这个阶段将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而有效的心理危机干预应该是持续地和长期地进行，不是干预一次就能解决终身问题的。

　　高主任：这个持续是表现在这么几块，一个我们会在若干合适的地点、条件地点，在尽量贴近受灾群众的居住点的情况下，设立若干的心里援助站，这些援助站我们说现在至少计划要工作到三个月，然后我们在其中可能会有这种轮换制的，一批又一批的心理员工来进驻，在这儿做什么？帮助识别那些可能需要帮助的人。

　　为了解决长期持续地为受灾群众提供心理治疗服务的问题，中国科学院准备配备专业设备和专门人员首批在灾区设立10个心理援助站，目前，他们已经在绵竹、德阳、什邡、北川等地建立了5个长期站点。

　　记者：这种长期性的工作在你看来有多迫切呢？

　　高主任：所以我们工作站一直需要做一些延续性的工作，而且我们会给一些危重的案例建立后期跟踪的随访，把工作有一个延续性，而不是让受灾的群众感觉心理援助好像是来一阵风去一阵风，一下子忽冷忽热。其实这就容易造成我们说的二级、次级伤害，再一次在他心里头产生一些伤害。

　　为了能够做到长期持续地为受灾群众提供心理干预服务，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还联合其他部门，培养当地志愿者。

　　高主任：我们在前期已经有很多的志愿队伍已经进入了，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志愿队伍回家了，这是肯定的，因为他们不是四川人。尽快地帮助当地培养一批心理学的专业志愿者或者专业人员，将来在外地志愿者撤退以后，他们能够自己工作。

　　记者：其实我注意到你们在九州体育馆的时候，刚开始打出那个条幅，是卫生部心理干预救援队，但是后来这个条幅改成了“希望九州”，为什么要改？

　　马弘：其实九州体育馆有很多人打心理服务的站点，其实都是有一点宣传资料，是在那儿坐着等着他来咨询，很冷清的，所以我们就跟我们站点上服务的志愿者说，我们能不能找一点书来？我们给小朋友提供一个看书的地方。

　　记者：这个名字改变的前后，你感觉到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马弘：一开始你一大心理资源就是没有什么人，很冷清，你想提供的服务实际上是提供不到位的，服务是不可及的，你一旦改了这个名字之后，我觉得这个服务，当然你不可能全部都覆盖，当然这个服务一下就变得可及了，服务就变得看得见了。在跟小朋友一起玩儿的时候就发现，谁是特别需要，马上就要干预的，所以我们觉得这些方法就挺好的。我比较高兴的就是说我们这个模式推开，我们改了模式之后，第二天九州里面几乎所有的挂心理救援干预的帐篷和站点几乎都变成儿童乐园了。

　　如果要说有什么不足的话，我比较焦虑就是后面怎么办？医生没有那么多，医生、医疗队也是短时的，现在有很多人愿意提供服务，但是怎么组织？后续怎么办？

　　记者：您认为从国家层面来讲可以做些什么？

　　马弘：从国家层面上来讲，一个是在将来一定要有一个心理救援的预案，一有事情赶快启动。心理救援我们也要有一支拉得上、顶得住、打得胜的这样一支队伍，现在这个队伍我觉得应该说还属于民间状态。这个问题我们国家必须得重视，我们自己也特别着急，实际在现阶段我们投入一些力量，防止它慢性化，在未来的半年中努力地做工作，会有相当一部分人就会从里面康复出来。

　　物质的家园很快就能得到重建，而心灵家园的重建却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也许需要几年、几十年甚至伴随终生，这个重建需要心理专家们长期持续有效地干预帮助，更需要我们自己积极的调整，失去的毕竟已经失去了，而我们要做的就是“不让失去的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