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农业开发只是中国农业的有益补充

　　在中国的农场中，不但可以为当地人民提供很多就业机会，本土农民还可以接受到相关培训，提高素质。中国农民给他们带来了新的技术与理念。

　　曾在苏丹开农场的河北农民曲昌表示，苏丹当地人很淳朴，他们接受培训后会成为很出色的工人，把从中国人那里学到的技术普及到各自的家乡。而由于当地粮食产量提升，增加了市场供应量，从而平抑了当地物价等因素，这些国家对于中国租种土地的态度十分热烈，基本上在政策和手续上一路绿灯。例如，非洲一些国家承诺无偿提供项目建设和开发所需土地，中方建设农业技术示范中心所需要的农业机械、农业设备、化肥农药、交通工具、生活物资等一律免征进口税和关税。同时，提供优惠政策，鼓励和吸引本国农业科研和农技推广示范中心项目提供必要的配套资金，答应制定农业技术推广培训计划，为建成的农业技术示范中心，开展培训工作提供必要的配套条件支持。

　　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各个国家对于移民是非常警惕的，他们主要接受的就是投资和专家的支持，几乎没有哪个大型的中国海外农场全部由中国工人组成，在当地的政策和事先定好的合约中，往往规定了当地劳工的硬性比例，或者干脆就全部雇佣当地人。“这怎么能说中国是在移民扩张呢？”蒋和平觉得西方媒体的观点简直可笑。

　　同时，在国外种出来的粮食和其他作物，也基本上是就地消化，并非大量运往中国。李跃告诉《北京科技报》：“我种出来的绿叶蔬菜，主要供应在苏丹境内的中方人员，当地人很少吃，因为他们更习惯于吃土豆、胡萝卜和洋葱。而我养出来的肉鸡却非常好卖，就算一时卖不了，做成冻鸡，也照样受到欢迎。”

　　他有没有考虑把种出来的东西运回国内呢？“这不可能，运费太昂贵了，光保存这些作物就很难了，更别提还有海关那一关，我根本承受不起，我只是在这里种地挣些钱，再回国。”李跃说。

　　蒋和平认为，这些海外农场的产品，很难运回国内直接消费，以种植玉米为例，玉米收获之后，仅仅储藏玉米就耗资巨大，而且还有可能导致玉米生虫发霉。但是在当地辅以养殖业和其他产业，使玉米不但可以变成粮食，更可以成为饲料和酒精，开发各种相关配套产业，可以给企业和个人带来更大的回报。

　　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投资是很多国家更愿意选择的对象，不但没有附加的政治条件，也没有经济方面苛刻的条款。

　　以美国为例，他们对巴西的农场主控制非常严密。巴西大豆生产商都是各地的大农场主，拥有众多土地却缺少资金。美国贸易商提供贷款的时候，要求这些农场主以土地作为抵押，才向农场主提供商业贷款。据称，这种商业贷款的年利率可能高达14.4%。同时，还要求他们只能向美国人购买各种生产资料，比如农具、种子、化肥等等，条件非常苛刻。在偿还的时候，美国人则指定巴西农场主用大豆抵价来还款，价格压得非常之低，举例来说，即使大豆期货价格到了每吨400美元，中国进口价格达到每吨4300元的时候，美国贸易商购买巴西大豆的价格也在每吨200美元以下。美国低价收购了巴西的大豆之后，再运往本土转而高价销售给其他国家，从中牟取暴利。

　　而日本和韩国则主要是在资金上对特定区域上进行投入，他们更愿意直接花钱投资国外的农业项目，或者通过无息或低息援助贷款等方式来进行合作，在投入人力和农业机械技术方面十分有限。相比之下，中国企业和个人给非洲和东南亚带来的不仅是资金，还包括先进的农业器械与农业技术，以及实实在在的农业新品种。

　　非洲很多地方水资源和土地资源都极为丰富，他们的政府对中国的投资非常渴望。中国驻苏丹大使馆的一名参赞私下对蒋和平表示，苏丹这边的农业相关负责人，已经开始有些焦躁，每年从中国来的考察团一拨又一拨，但是真正肯在这里投资农业的几乎没有。三四十家企业纷纷组团前来，但是并未建立成型的项目。

　　“看的人多，做的人少，目前就是这个状况。”蒋和平说。“在海外种粮食投入太高，农业得到回报的周期也很长，尽管粮价可能是国内的十倍甚至二十倍，但是要进入这个市场，要做的工作太多。我们在这里没有长期基地，而且也摸不准市场的走向，在海外发展农业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中国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说，他们设在越南的饲料厂直到去年才开始真正盈利，前几年一直亏损，只有长期的投入才能看到丰厚的回报。

　　而更是令投资者们头痛的地方是，东南亚和非洲的一些国家气候条件比较恶劣，湿热的空气和密布的沼泽成为需要克服的困难。蒋和平讲了这样一个例子：在非洲，一家中国企业租种了近千亩土地，投了几千万人民币，试图种植中国90%以上依赖进口的大豆，但没想到的是，因为缺乏前期对土壤和环境的调查，种子种下去，大部分都没有发芽，勉强生长出来的，很多也不能结果，几千万全都打了水漂。

　　而另一家中国企业，本来想在国外种植杂交水稻，但是又因为知识产权问题，国内不肯提供，海关也禁止出口，在反复磋商了很久之后，遗憾地放弃了这个项目。

　　在非洲，动荡的局势难以忽视。

　　蒋和平说：“特别是在肯尼亚等地，政府武装跟反政府武装冲突起来，旅游业和农业受到的损害特别大。企业家在那里投资的前提是必须要有足够的承受能力。有些在那里的中国人都被武装分子抢出经验来了，种好的地，如果他们一定要抢就任他们抢，抢完了再种。平时出门这些中国农民也会在身上带着几十美元，不是用来花的，而是用来防强盗的，只要有歹徒要钱就拿出来，如果没钱，十分危险。”

　　“所以说，真想在海外发展好农业是非常难的，前期的工作需要做很多。我们需要更多踏实工作的农业专家和非常专业的劳务人员，不是随随便便什么人就可以到海外种地。因此，在海外发展农业时，应该优先挑选那些资源丰富，气候相对适宜，同时必须要社会安定的国家，如果老是发生战乱，那么投多少钱也会变成泡影。”蒋和平说。

　　“到今天为止，中国人仍然能够自己养活自己。我们虽然需要从国外进口大豆，但是主要的粮食作物我们都能自给自足，现阶段我们的政策是在正常情况下，粮食自给率不低于95%，净进口量不超过国内消费量的5%。通过提高现有耕地单位面积产量，开发后备耕地资源，依靠科技进步，利用非粮食食物资源以及节约等手段，都可以让我们的粮食安全得到保证。”蒋和平说。

　　目前，中国的粮食单产水平与世界粮食高产国家相比虽然比较低，要在短时间内达到粮食高产国家的水平难度较大，但经过努力完全可以缩小差距。通过改造中低产田、兴修水利、扩大灌溉面积、推广先进适用技术等工程和生物措施，就可以提高粮食产量。

　　对于中国农业的未来，蒋和平充满信心：“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我们有着非常丰富的农业经验，这么多年来我们有充分的经验应对灾荒，对国外粮食进口的依赖并不大，跟日本和韩国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海外农业开发只是整个中国农业的有益补充，还处在非常初级的探索阶段，甚至谈不到什么发展的成果，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思路，不但可以实实在在地帮助农民，而且也可以与其他国家共同发展。只有我们打开眼界，放眼世界，才能给未来多开辟一条新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