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市场“击鼓传花”

　　土地市场“击鼓传花”

　　“当时的地方政府,确实思想解放。一开始,人们还比较纯朴，一年以后就学坏了。”王飞欣永远记得,在1992年到1993年之间,北海市的世态人心是怎样在热炒土地的狂潮中骤然改变的。

　　“最开始搞开发区,大家强调的是共同的利益。乡镇的书记、生产队长进来一起开会,裤子是卷起来的,腿上还有泥,蹲在椅子上。一年后,我们‘乡镇企业城’开工典礼,生产队长是西装革履,开着凌志来的。这个队长,刚开始动员农民拆迁的时候,还不知道扩音喇叭哪边冲里,哪边冲外。北海纯朴的民风渐渐改变了。”

　　王飞欣签了合同,需要丈量土地的时候,就感到了新的障碍。他最后了解到,有一家公司,为了图快,给具体承办的机关一人配了一辆摩托车。于是,再找他们办事,如果不给好处,速度就慢了下来了。

　　当然,比起王飞欣的收获来,这些小困难不值一提。成片开发公司几乎无偿地拿到土地之后就开始招商了,内地的一些企业纷纷响应。“海南的企业已经受过熏陶,成了这一轮北海炒地运动中的领头羊,立刻在海南企业中掀起了北海热,也带动了其他地区企业奔向北海的滚滚浪潮。”

　　这些下家,从成片开发土地的“乡镇企业城”、“现代企业城”等“上家”手里拿地,大多数也只用先交预定金,预定金只是土地转让金的5%左右,所以,早到的炒家虽然不像第一批签合同的王飞欣他们那样无本万利,但仍有利可图,可以继续把土地转卖给后来者赚取差价。

　　“往往是,拿到几千平方米的公司,又分割成几百平方米的小地块,再给别人,收取更高比例的转让费。北海就以这样的方式,一下子搞了十几个开发区。”这样的击鼓传花,一直持续到宏观调控骤然降临。

　　大量国有银行资金被违规拆借,面临流失危险,导致监管当局痛下决心,调控北海“土地泡沫”。1993年4月28日,北海所有企业的大额资金拆借被冻结,所有参与北海房地产开发的银行被勒令限期收回所有贷款。资金链突然断裂,北海突然被冷冻。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北海人去城空,喧嚣了8个月的30平方公里北海新城突然安静下来。

　　解放土地要素市场

　　王飞欣至今仍不同意把北海称作“经济泡沫的博物馆”。他坚持认为“开发之后再补足土地转让金”的政策设计,带动了“北海奇迹”。王飞欣也承认,如果一开始就按“交齐土地转让金才能拿地”的方式运作,那些皮包公司根本就搞不起来。“但不那样设计,谁又有兴趣把宝贵的资金砸到西南海隅的这座小城呢?”

　　其实,其他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在开发初期也是遵循这个路子。一般人以为特区就是对外开放,首先吸引外资。实际上从特区发展的过程来看,首先是要建好一个环境,都是先内联后外联,深圳、上海浦东莫不如此。”

　　王飞欣说：“深圳也好、浦东也好,一开始高楼大厦都是部委、地方投的钱,如果中国人都不愿意去,外国人为什么去?环境好了之后外资才会来,因为外资风险意识更强。”

　　1991年、1992年,正值新一轮改革启动前期,当时沿海几个开放城市,都在谈论城市建设资金从哪里来。深圳的李灏也在发愁。“我给北海出的主意就是钱在脚下,钱就在土地上。”

　　王飞欣认为,北海是中国经济周期性的一个牺牲品。“改革存在起落周期,深圳也有过三起两落,海南也有两个周期。1985年、1990年两次调控,深圳挺过来,幸运地走到了第三起,它就发展起来了。”

　　按照王飞欣的说法,1993年,北海正在签约的大型工业项目有好几个,已经在申请立项的也有好几个项目。如果北海有时间补足产业基础这一课,加上如此好的宜居条件,完全可能把泡沫变成现实。

　　王飞欣总结说,“北海实验最大的实际意义在于,从那以后全国城市都学会了‘经营城市’。”

　　“要想让一个东西不浪费,就要赋予它价值。就好比当年农村包产到户,让农民珍惜劳动力、珍惜土地,惊人的生产力马上就解放出来了;北海土地开发之后,各地方政府都看到了土地的价值。”

　　王飞欣认为,包产到户和土地制度改革是改革开放进程中推进最顺利的两项改革措施。“土地要素市场改革,中央一个推动性的文件都没有发,可是一夜之间,全国如火如荼;大家都知道了,土地有价值,就有了节约,有了效率。”

　　他将北海的试验定义为“第二阶段改革开放的标志”。“向市场经济转型,第一个阶段是放开普通商品市场;第二个阶段就是放开要素市场。“北海对土地要素市场的实验,是对计划经济的大胆突破。北海土地成片开发,实际上与沪深股市建立一起,成为中国第二阶段改革的标志。”

　　谁来关上潘多拉的盒子

　　可是,土地要素市场的发育在提高了土地使用效率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社会公正问题。

　　要素市场不同于普通商品市场,尽管生产要素与每个人的生活都紧密相关,但这种关系并不像普通商品与人的关系那样显而易见。谁倒卖一车钢筋,谁拿走了国有工厂里的设备,都是可见的不公正,要监督要素市场开放中出现的不公正行为却非常困难。

　　由于王飞欣等政策设计者本人的利益亦在其中,采访过程中,他们面对土地要素市场改革中出现的不公正,总是顾左右而言他。实际上,要素市场的开放,必然形成更复杂的利益关系。1992年8月,刚刚启动的深圳股市股票发行中,就出现了工作人员私分新股申购抽签表的“集体贪污案”。该市金融系统工作人员内部截流私买抽签表十万多张,导致44%的抽签表流失,涉案工作人员4180人。

　　原深圳市委书记李灏也向本刊讲述了深圳市严查公务人员利用职权购买企业原始股的故事。

　　深发展1987年股票公开发售时,80万公众股卖不出去,曾经到机关推销,当时为了支持深发展,市政府规定公务员可买200股,1990年,面值20元的深发展股票炒到每股132元,一时谣言满天飞。

　　“香港报纸说我买股票赚了450万,交了150万党费,搞得我有口难辩。后来一清查,才知道家里子女集资买了200股。这事还惊动了中央,派调查组来调查,李鹏同志亲自给我打电话,说传你有多少多少股票。”

　　事后,李灏找到深圳人民银行行长,要他把手里有深发展原始股的处长以上干部的名单开出来。“一查,市委常委、副市长里面只有我、秦文竣还有警备区政委三个人没有买。我在市委常委会上讲,我们搞证券市场,不要从中得到什么好处,我们要坚守这条。大家把股票都交出来吧。”

　　后来,深圳市发了一个通知,处级干部不能买股票,我对他们做工作说,“我们自己得失是次要的,关键要保住证券市场,要面对现实,不能因为这个被关了。”

　　今天的北海,仍在试图再度盘活沉寂的土地与楼市,似乎除了这个显而易见的要素,北海没有其他抓手。但是最显而易见的往往也就是最难以把握的,北海如是,海南亦如是。当只是基础要素的土地成为经济主宰,制度建设和市场开拓暂付阙如,面临比计划经济条件下复杂得多的利益格局和群体诉求,经济发展的短命也就可想而知了。“北海泡沫”的破灭告诉人们的也许是,只凭热情和机巧发展经济,没有相应的制度保障,无论多么热闹的经济奇迹,最终都将化为泡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