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的北川县城设置在禹里乡腹地

　　县城

　　最早的北川县城就设置在治城西15公里的禹里乡腹地。这个地方位于当时州郡治所东北的河谷中，可能因此得名北川。

　　“在甘陕战败的羌族从北面进入四川，当他们想穿过山地进入肥沃的成都平原时，在北川这个地方遇到了汉人的抵抗。”曾任绵阳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的王志强说，曲山镇旁的高山上有一座曲山关，作为隔离汉族与少数民族的障碍。它历经400多年，是北川的著名古迹，如今也在大地震中彻底毁坏。

　　位于群山边缘的北川是四川盆地阻挡北来民族的最后屏障。南北朝时期，民族冲突由于地方军阀割据更加激烈。公元566年，也许是为了加强边防，北周在当时的北部郡置北川县，是为北川立县之始。

　　到唐太宗贞观8年即634年，从北川县内分出了石泉县。明代学究曹学诠在《署中名胜记》中解释说：“县有甘泉，崖上刻‘甘泉古迹’四字，县因以名。”而“石”字来自泉水对面的石纽山。十几年后，北川并入石泉，更靠近平原的治城成为县城。

　　美丽动听的传说到这里戛然而止，没有大禹庇护的小城开始了自己长达1000多年的灾难之旅。

　　在可查的记载中，1238年，土筑的治城第一次被战火彻底毁灭，“焚荡无存”。其后10年，县城重建，“宏丽可观”。没想到在1256年，即宋宝佑四年冬天与少数民族的战争中又被烧为灰烬。前后28年间，小小的治城竟然两次被毁。

　　后来县城又几次被攻陷，这种情况一直延续了几个世纪。到1924年，石泉县重新更名北川县的10年后，还有土匪进入县城，烧杀抢掠而去。

　　北川从最西部的插旗山到东南部的湔江河谷相距92公里，落差却达到4229米，平均每公里高差46米，谷坡高度超过100米的峡谷随处可见。这种地势给交通带来很大不便，一旦发生战事，受到袭击的县城很难向外界报信以获增援，以致北川县城在历史上不断被入侵者摧毁。

　　“那时的军事行动往往伴随大屠杀，连婴儿也不放过。最受战争之苦的还是一般老百姓。”王志强说。

　　一则当地传说是，羌族和汉族的人民不堪战乱之苦，联合成一个村落后徒步10天10夜走向成都平原，其间受到高山、洪水、猛兽的拦阻，终于在神仙的帮助下获得新生。

　　北川县城最近一次遭到灭顶之灾，是在1935年。徐向前带领的长征红军与追兵在北川境内激战。到1935年7月红军离去时，治城被敌人全部烧毁。跟随红军北上运送物资的3000民众没有一人能够在战后返回家乡。

　　从1916年到1936年，北川的人口从119329人减少到25491人，仅余不到四分之一。

　　危险

　　1952年前后，川北不断发生反革命暴乱。深陷大山的治城由于交通不便，县政府迁移到了十几公里外的曲山镇。

　　“那个地方处在岷山山脉、龙门山山脉之间的峡谷里。”王志强说。两侧山脉不断运动，小镇于是不断受到挤压。“两侧山上的石头都是薄薄的片石，很少有宽大的条石，就是因为不断受到地质运动挤压的结果。”

　　50年代，曲山镇的处境并不像现在这样险恶。最大的危险仍是年年发作的洪水，有时伴着泥石流冲进县城。

　　北川人第一次发现自己处于断裂带上，是在70年代。按照北川县委书记宋明的说法，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四川地质系统的专家曾专门前来勘察，当时即认定曲山镇处于一条长500公里、宽70公里的断裂带上。

　　“那会儿正是困难的时候，没钱也没精力搞搬迁。”一位当时在北川县任职的老人回忆说，1977年夏天先是大旱，全县1万多公顷土地受灾，玉米的叶子都焦了。随后就遭到暴雨袭击，又有上千公顷土地被冲毁，颗粒无收。“光下雨就损失了1500多吨粮食。”

　　另一方面，位于县境东南部的曲山镇距离大多数乡镇已经十分遥远，如果进一步向东南部平原地区迁移，将使对北部山区、特别是少数民族聚居区的管理更加困难。况且此时东南面除了擂鼓镇已经无处可搬，这个镇也是1952年县城南迁后从安县划归北川的。

　　但是唐山大地震还是给当地干部很大震动。这位老人当年就一再要求搬迁县城。然而，经济落后，北川无暇顾及搬迁。到90年代后期，曲山附近的地质灾害越来越多。1996年前后，一次巨大的泥石流几乎冲毁了半个县城。

　　这时，曲山的发展已经越来越受到环境的限制，只好沿湔江向下游寻找土地，只要有一块略微平整的“坝”就开始建筑。这些从大自然手中争到的土地，在大地震中都让人们付出最昂贵的代价：包括几所小学、幼儿园、职高在内，几乎全被泥石流淹没。

　　县城在扩张，而曲山镇周围蠢动了60年的地壳终于开始发威，泥石流、塌方不断。绵阳市从90年代后期起几乎每年都要研究曲山地质灾害的情况，各路专家也受邀为北川会诊。

　　会商的结果，是在曲山实施一个地质灾害防护工程。这项被列入2005年全国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工程的项目计划投入200多万元。从那时起，开始在曲山镇两侧的山体覆盖水泥，但搬迁依然遥不可及。

　　大地震呼啸而至，此前的一切努力瞬间变得微不足道。

　　历史

　　在安昌镇的临时办公点，县农业局的幸存者告诉记者，北川全县土地都比较单薄，特别是大部分地区严重缺乏磷、钾等成分。以中部的治城附近区域为例，土壤中石质偏多，无法保存水质和肥料，这也是当初县城迁移的主因之一。

　　东南部的曲山等地，谷地比较开阔，有一些小型冲击平坝，集中了全县大部分水稻土。但是这些地区最容易受到滑坡、泥石流影响，动辄就颗粒无收。

　　“虽然不适合种庄稼，但北川的优势是一些林地可以种果树、种茶。”王志强说，随着全国粮食紧张情况缓和，北川开始发展经济作物，农民的收入慢慢增加。前几年又建了一个水电站，带来很多财政收入。

　　2006年，北川全县GDP1亿多元。虽然总量不大，但是平均到16万人口上，挺让人满意。

　　有了钱，北川的环境也得到了改善。几乎每个建筑物上都刻了羌族的羊头图案。在谢兴鹏等人的努力下，一座羌族民俗博物馆正在筹划之中。县文化局等单位甚至已经收集了1000多件羌族乐器等文物。

　　在禹里，不仅修建了据说是全国最大的禹王庙，政府还打算投资上亿元在这里打造一个高级旅游区。

　　但是，大地震改变了一切。

　　5月14日那天，记者在一片忙乱的九洲体育馆遇到了一位正忙于受灾者安置的中年男子。当得知他来自北川县地方志办公室时，记者问县里的历史资料如何处理，他说，没了。

　　这个人很可能就是地方志办公室的副主任陈志伟，但后来拨打他的手机，一直无法接通。

　　在前线指挥部，记者得知大约有8万册档案和资料已经从北川县委的大楼里被挖出。主持这项工作的是县政法委书记张周凯。此前他因为在获救时自报“我是张书记”而受到讥讽。

　　这位在废墟下被掩埋了70多小时的干部于5月19日找到救他的沈阳消防队，希望把县里的档案材料抢救出来。但前线指挥部一时无人知道这些抢救出来的档案放在哪里。有人说，它们还在北川县城的两个帐篷里。

　　据说，那里面有1937年以来北川的全部档案，包括中华民国《北川县志》原本等。

　　原本，频发的地震对于北川人来说并不新鲜。1958年2月，在人烟稀少的任家坪一带，曾发生6.2级地震。所以在5月12日这一天，当灭顶之灾到来时，最初的几秒，人们并没有特别惊慌。

　　虽然老谢他们这些编纂地方志的人都不在了，但从大地震开始到现在，却是对北川历史记载最为详尽的一段。日子还会慢慢过去，北川，这个因巨灾而凸显的古老小城，它的历史，还将如何续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