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启大：我是台湾小岛上的一棵大树

　　十年教师、十年法官、十年“立法委员”，再到新党主席，她把人生锲入到台湾的法律和制度建设中

　　谢启大口述 本刊记者 何三畏整理

　　谢启大女士原本是台湾草根，在始于二十多年前的社会变革中，她成长为一个推动社会进步的政治人物，把她的生命锲入了台湾的法律和制度建设中。她认为台湾社会能立于种种政治乱象中而不倒，并保持一定的繁荣，乃是因为法律制度能正常运行，这里包含着前期一大批人士勇敢而坚定的奋斗所奠定的基础。

　　谢启大1949年2月10日生于江西，同年随父母去台湾；1982年起，由小学教师转任法官；1993年开始“问政”，先后任三届“立委”。其间推动和参与制定了一系列法律建设，见证了台湾法制的改革和进步。她曾为阻止一条“危险的法案”通过而在立法院“打架”，被连人带椅架出“立法院”。2001年3月到12月任新党总召集人。后在所谓“私运美钞案”中，被李登辉太太曾文惠诉诽谤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个月。

　　从学生领袖到法官

　　我的父亲是安徽人，母亲是江西人。我出身在江西，满月后就随父母逃难到台湾。我原来读的是师范学校，当了十年小学老师。后来考入台大法律系夜间班。书念得好，每门功课都是第一。毕业后，考上台大法律系研究所。

　　我从小受到的教育，总结成一句话是：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这个理念影响了我的一生。此外，在中学每一年的学期中间，学校会给我们放抗日战争的纪录片，叫《八年的怒吼》。讲日本明治维新之后，意图吞并中国、亚洲，乃至世界。我看到中国士兵的浴血奋战，及中国快要亡国，每次都掉泪，并产生一个念头，只要我活着，我会尽自己的力，不让任何一个国家欺负我们。

　　我其实不喜欢从政，没有政治企图。在美国与大陆建交、与台湾断交的时候，我加入了国民党，因为我爱台湾。我没有觉得台湾要完蛋了，我们也不仇恨大陆，觉得我们迟早要回到大陆。但我们的感觉是，今天轮不到美国耍弄我们台湾。当时美国台湾特使说，台湾已经被我们安抚好了。我正在研究所读书，有个同学在“中国日报”翻译外电，看到美国的这封信函。他马上跑到研究所告诉我，我一下跳起来，就去找台大各社团、政大等，并且跟学校说，这是学生爱国运动，政府不能干涉。学生运动迅速开展起来。我们几所大学的学生迅速集合到机场，看到美国特使一下飞机，就拿鸡蛋砸。

　　现在想起来，我都为自己的举动很吃惊。当时，我不是什么学生领袖，就是一个普通的学生，但只要我站起来，我就会产生神奇的控制能力和领导能力。也许是天生的吧。那是我第一次组织运动，但闹得很大，运动蔓延到全台湾。在运动闹得轰轰烈烈的时候，我没有在现场，而是赶去参加司法官考试了。

　　1982年，当法官以后，我发现台湾的司法环境不好，很大程度是受政治控制的。

　　台湾的司法官从第一期考试，就要求必须通过特考，难度很大。通过后，还要经过一年半到两年的培训，之后先当候补法官，最后才会正式成为法官。这个过程要五六年。

　　在法官训练所的时候，老师对我们要求非常严格。等我们真正走到司法界时，还是感到明显受到行政管制，比如说送审，要给官方看你的判决对不对。但官方更改的情况不多，他们不敢明目张胆。可是，法官的升迁受官方控制，这对法官的判案态度有很大影响。很多不听话的法官就被列入乙等行列。我当时很明确自己不要奖金和升迁，只要公正地审理案子。这样行政机关就拿我没有办法。此外，我没有一个把柄落在他们手里，顶多每年都给我评一个“乙等”罢了。我当了11年法官，拿了10年的乙等。我真正是做到了无欲则刚。我的朋友跟我开玩笑：谢启大，说什么行政机关欺负你，明明是你欺负他们。

　　我没有审理过很大的案子，永远都被放在普通的案件审理庭中，比如说青少年犯罪法庭。当时院长把我调过去，因为法院觉得我很不听话，很怕我，希望我去办小案子，不要惹事。

　　去了以后，天哪，我的人生发生了天大的变化。我发现少年犯罪的防治是非常有问题的。一次，一个孩子在我面前跪下来，说谢法官你不要把我关进去，我被打得很惨。我非常惊讶，还有这样的事情。后来我去翻法条，发现法官有督导权，于是就光明正大地进去“督导”，结果发现是真的。

　　我马上觉得，若是再不改变这种环境，孩子会被越关越坏。我去研究台湾的监狱制度和少年犯罪防治制度，拜访权威法官，结果发现他们对此都没有研究。我只能自己来做，利用孩子关押的阶段去教育他。每天，我进到少年关押所，给他们谈人生，还引进老师，义务教孩子音乐和绘画。这样的教育方式保留下来，延续至今。

　　在立法会“打架”

　　后来当了“立法委员”，我改变了两套法律，其中之一就是将少年感化院和少年监狱变成学校。

　　我在当法官期间，还做了司法改革。当时，行政力量对司法的干涉是暗着来的。我们这批人胆子很大，1999年，民进党曾有过要挟，说要观察法院的审判，我当时就跳起来，写了一篇文章，发起一个法官自清运动，叫“还给我们一个纯净的审判空间”。结果，全台湾的法官联合署名，支持我们的活动。那时，我真真切切第一次成为了新闻人物。

　　之后，法院把我从新竹调到桃园，企图起到杀鸡儆猴的作用。我直接找到“司法院院长”，当场质问。结果他们把命令给撤销了。这个运动非常成功，唤起法官的意识，我们办案不能受到行政干预，必须要有独立的空间。

　　第二年，有一个叫高新武的检察官，看到有检察官公然受贿，由此主动办理这件事情，其他法官做证人，将这位受贿的检察官及太太在司法节的当天逮捕，而且是在法院都反对的情况下做了。这个案子在台湾沸腾了将近四个月。后来，法院下了无罪判决，我们参与此事的五个法官全部丢辞呈，最后，“司法院”官员约我们见面，表示歉意，不了了之。但高检察官还是坚持辞职不干了，他到台湾各高校的法律系演讲，座无虚席。他辞职的时候，我劝阻他，他说，现在的司法环境一时无法改变，但可以改变的是还在法学院读书的大学生。果真，6年后，吴苏案就是这些当时的法律系学生办的。

　　还有一件有趣的事情，当我准备向法院辞去法官一职时，法院没等我递上辞呈，就批准我了。结果不久后，我选上了“立法委员”，他们差点没昏过去！

　　选择离开法院的背景是，李登辉将党政军三权都抓在手上，且挑起族群的对抗，一步步搞台独。国民党的忠贞党员开始跳出来，和他对抗。我的一个好朋友跟我说，台湾有难，李登辉再这样下去的话，不得了，现在我们需要从政。我进入政坛的一个机缘，最主要是台湾有难。这话我当时不敢跟其他人说，听起来会觉得很假，且很多人当时并没有意识到李登辉的台独企图。

　　李登辉想修改检察官的羁押权，我甚至还跟人打了一架。之前，法官和检察官都有这个权利。但他想把羁押权集中在23个检察长手上，这些检察长都由“法务部长”任命，“法务部长”经“检察总长”任命，“检察总长”是由“总统”任命的。所以最终羁押权收归到“总统”，即李登辉手上。当时念到这条，我立即站起来反对，有人说你这样阻挡是没有用的，要坐到主席台上。我就坐上去了，新党的同事告诉我，李登辉一伙决定这项法律必须要通过，不然就是把谢启大架出去也得通过。我马上对新党同事说，你们要保护我，要保护这项法律，务必要阻挡。后来，国民党真的派人来，把我压在主席台上，抬起椅子把我架出去，我开始反击，打那些人，我的同事也上来帮忙打，双方厮扭成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