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宋楚瑜选举 轰李登辉下台

　　“轰李登辉下台”

　　李登辉是一个日本人。他的父亲是日本人，再加上他从小受到军国主义教育，所以他绝对是一个日本人。我觉得他在台湾的企图是帮助日本搞倒台湾。我很清楚，我们的政府越来越独裁，不得了。所以，我一直主张要培养法官的独立能力和意识，不能受政府控制。只有把后备人才培养起来，才有可能阻止李登辉的台独势力。

　　到了李登辉后期，他觉得他的使命还没有完成，还想修改宪法，结果美国不同意，台湾民众也反对。同时，大陆的经济发展还没有起来，他想逼大陆打台湾。原因很简单，他是日本人，如果大陆人打台湾，台湾军人都是统派的，都是外省人，用大陆人杀统派军人，多厉害！他就可以组织流亡政府，贪污证据也可以销毁，并说大陆是个邪恶政府。国际对中国进行军事制裁，中国经济发展肯定会倒退三十年。李登辉到美国发表两国论，就是想挑逗大陆打台湾。在台湾大选前，他还想进一步挑逗，他都算好了的。

　　就在这时候，“9·21”大地震发生了，我说牺牲的两千多个台湾人是菩萨，他们阻止了这场战争，战争的死亡人数可能是两万、二十万。这个时候，李登辉再也无心挑逗，大陆也提出要给台湾提供援助。这场地震为两岸解了围。

　　后来，李登辉一直没有办法动。

　　他坑宋楚瑜，弄出新票案。宋就叫冤，我跟宋说，你敢给我查吗？他说没有问题。我就组织了一个调查小组，在媒体的全程跟踪下，查。结果证明，宋没有动过一毛钱。

　　我还帮宋楚瑜选举。国民党的选举就是请客吃饭、组织静坐啊什么的，很不会选举，像游击战一样。我跟宋楚瑜承诺，只要你上，我立即走开，不会要任何东西。结果票数出来，宋楚瑜输了，李登辉成功了。

　　我打电话给宋楚瑜的竞选总部，告诉接电话的小姐说，你现在把这些人带到“总统官邸”，口号只有一个：李登辉下台。这位聪明的小姐说，我知道了。就去执行。接下来就是电视上一遍又一遍的画面：人潮涌在“总统官邸”，轰李下台。

　　我打电话给一个媒体朋友，让他派人全程直播，所以，整个行动都在媒体的拍摄下进行。据说李登辉的太太吓哭了，如果有人冲进去，将会搜出许多现金。

　　我又打电话到高雄，连夜调人马。第二天早上，增援如期到了，继续闹。一直闹到晚上。我则跑到宋楚瑜家，说，你不要停，我们一起去把李登辉赶下台。

　　随后，我接到一个电话，说曾文惠带着五十几口箱子赶到中正机场，准备飞到美国。后来我知道飞机是6点50分飞的。这个事情随后传遍全台湾。我则对媒体发言，要大家小心，不能再让李登辉这两天把现金运出去。3月19日，闹了一夜。

　　23日下午，美国宣布新到的钱是李登辉的，24日又公布一笔钱，两笔钱加起来就是8600万。24日早上，李登辉念完辞职书，就离开了。

　　后来，法院的判决说，没有这笔钱。台湾的司法就是不要脸到这种地步。

　　不安于现状的新生活

　　与李登辉太太的官司(在“私运美金案”中，曾文惠诉谢启大诽谤)，判决非常多地扭曲事实。我打定主意回去坐牢，但要选择时间，我在台湾大选前四个月回去，坐完牢我又回到大陆。

　　我对台湾了解了50多年，但对自己的祖国大陆却不是很了解。我很希望在我的余生能增加了解。

　　我有一个信念，我知道一块大石头可能需要锤很多次才能锤破，我一次、两次、三次地去锤它，锤到98次时，可能还只有一条小裂缝，但99次时，它可能已经叽哩嘎啦了，100次时它可能就裂了。一件事情的成功需要持续的努力。我有能力锤10次，就锤10锤，别人会接着锤。这是一个必须要面对的过程。我在台湾的成功也是多年积累的结果，前三年都是空转。

　　我来大陆还有一个原因，我在台湾已经没有意思了，我的同事、下属都是我的学弟学妹，共事还是辩论，都是熟人，那有什么意思？我不是一个安于现状的人，或者说，我是一个活得很理想化的人。

　　我也有挫败感，曾经很想自杀，小时候从来不快乐。我的逆境很多，遭遇了很多挫折。带着孩子等我先生四年，也很辛苦，他回来后不问我这段辛苦，我也不提。当然很难过，不可能不难过。可是我不难过，难过也没有用。

　　那个案子判我诽谤罪我倒不难过，我觉得就会是这样的,它不足以伤害我。亲情和家人的事情会对我有打击。

　　我做了三十年，没有退休金。“立法委员”相当于部长级，但没有人说这官职有退休金。有人提出要修改政务官退休条例，想把“立法委员”拉入政务官行列。他来找我，说，只要你不反对，我们就这样做。我说，抱歉，我一定会反对。否则，这会变成集体自肥，比如，“司法院院长”离职时，已经拿了一份退休金，当上“立法委员”再拿一份，这不是双份么。这一反对，每人少掉两千万的退休金。

　　我这样想，我是一棵大树，在台湾这个小岛、这个小盆子里面生长的一棵大树，我也长枝叶，也开花，也结果，看起来也挺不错的，可是我真的想要离开，移到宽阔的土地上去。树要移是很累的，移多了会死的。我想了半天说我要移，那怎么办，就要把枝叶统统剪掉，开的花结的果都拿掉，然后移到这片大土地上，我要活在北京，在上海扎根。我要抓住这片土地，先从台湾取水来浇，然后根往下长，直到找到水源。现在我找到了，树已经活了，我度过了危险期。我就开始长枝叶了，再有可能就会开花结果了。

　　(潘晓凌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