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后北川临时政府：组织指挥系统一刻未中断

　　“在抗震救灾过程中，我们的组织指挥系统没有一刻是中断的。”

　　撰稿·贺莉丹(特派记者)

　　5月22日上午，北川羌族自治县县委、县政府在距离北川县城29公里的安县安昌镇天龙宾馆设立临时办事处，北川县政府开始逐渐恢复其部分行政职能。

　　此前5天，设在擂鼓镇的北川县抗震救灾指挥部由北川县县委书记宋明坐镇，开始运转。

　　截至目前，多难北川，已有15000多人死亡，3000余人下落不明，26180人受伤。

　　北川县委组织部干部科科长杨勇难过地告诉《新民周刊》记者，北川县行政机关单位工作人员共1931人，汶川地震让其中436人不幸罹难，“这还不包括教师和医生”。

　　震后北川县行政系统完全瘫痪，北川县政府如何努力方能保障其度过难关？而更为重要的是，北川县政府工作人员如何完成更为艰难的心理重建？

　　北川复苏安昌

　　“欢迎北川政府来安昌办公”，安昌镇高悬的大红横幅这样写道。

　　安昌镇是安县老县城所在地，4年前，安县将县城迁往新址花荄镇。

　　2008年5月16日，记者所见到的安昌镇，房屋倒塌，绝大部分商铺门户紧闭，矿泉水与食物紧缺，随处可见成堆灾民。那天中午，安昌镇玉泉村村民唐华步行到擂鼓镇，他希望能找到一些矿泉水，他告诉记者，此时安昌镇上一瓶矿泉水已卖到40元至50元，“村里的水源都被地震破坏，村民全部居住在自己搭建的帐篷里。我们没有食物，有钱也买不到水，有人渴得不行，就在河里喝水”。

　　2008年6月6日，下了场大雨，安昌镇到处都是湿漉漉的，尽管绵阳城区已因唐家山堰塞湖紧急疏散25万人，气氛紧张，但地势相对较高的安昌镇仍显得安静缓和。

　　北川在安昌复苏。在北川县临时办事处前面的大西街，往左，农民用三轮车将田地里残存的青菜和瓜果捡出来，用三轮车装运到镇上，组成了一个临时菜场，人们打着雨伞，讨价还价。

　　大西街，往右，有一些小摊小贩，依次是：向记烤鸭摊、炒货摊、香甜脆水果店……烤鸭油光锃亮，炒花生香气扑鼻，肥胖的水蜜桃和嫣红的油桃挤在藤条篮里，夏橙鲜黄，生机勃勃。一个小贩拉了一车粽子，慢悠悠地过来，迎接6月8日的端午节。

　　大西街9-5号是天龙宾馆，“宾”字剥落，墙体可见大小裂缝。“中共北川羌族自治县委、北川羌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临时办事处”的正红招牌，大字体，很显眼。

　　北川县约45个机构挤在天龙宾馆一楼仅70平方米的一个房间内，每三四个单位挤在一张铺了绿布的办公桌上开展工作，地税局、国税局、物价局、财金办四个红牌在一块，宣传部、广电局、人武部、组织部四个牌子在一起……几位工作人员端坐，代表着他们所在的部门没被震倒，仍然安在。

　　两台电脑，是北川县所有机构共用的。“艰苦奋斗，重建家园”的红色条幅，有鲜明的励志成分。这里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是从废墟中爬出来的幸存者；这里所有的机构，目前都部分承载着为灾民提供咨询或心理安慰的义务。

　　曲山镇海光村村民母贤容红着眼睛去领计划生育特别扶助对象申报表，母贤容8岁的儿子龚宇航是曲山小学一年级(3)班学生，不幸罹难。

　　北川县计生局计生服务站工作人员何英7岁的儿子也是曲山小学一年级的学生，在(4)班，跟龚宇航一样不幸。两位母亲在临时办事点互相安慰。

　　“我觉得好不真实，总有娃娃会突然回来的感觉”，何英噙着泪。

　　“白天以为睡睡觉就过去了，到晚上还是清醒的，还是想娃娃”，母贤容忍了半天，泪才未决堤。

　　地震之后，绵阳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对子女在汶川地震中死亡、现无子女的夫妻实行特别扶助，该扶助涵盖绵阳各县市区，城乡不限。

　　北川县计生局办公点因此成为一个伤恸之地：母亲何云芳写下曲山幼儿园读书的儿子李汶壕的名字；母亲彭琼从包里掏出厚厚一摞寻找在曲山小学三年级(3)班就读的女儿黄逸的启事……

　　计生局工作人员王勇帮她们填表，所有孩子的死亡日期都是“2008年5月12日”。触目惊心。

　　王勇解释，这项计划生育扶助政策原先只是用于农村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现在已扩大到绵阳各县市区的罹难孩子家长，包括城镇户口，“这些夫妻在下次生育或收养孩子之前，一直有经济扶助，每人每月100元，夫妻俩就是一个月200元，6月13日之前我们要将这些名单往省上报，8月份还会全面展开补报工作”。

　　“所有程序都简化很多，我们现在是特事特办”，王勇解释，以前如果农村独生子女父母要享受该扶助政策，需经本人申报、村级评议、乡镇组织两名以上的公务员进村调查、公示7天、上报至乡镇政府复核调查、再公示7天、上报县计生局审核并签字、抽查……“光申报表就要填13份，要好几个月才能下来”；而现在只需经本人申报、知情人签字、父母所在单位盖章即可。

　　王勇是由梓潼县计生局抽调到北川计生局协助工作的4名工作人员之一，北川县计生委共15人，遇难8人，剩下7人虽然坚持工作，但鉴于人手严重紧缺，梓潼、盐亭、三台等县都派人员支援。

　　人头涌动的还有失踪人口登记处，该处由北川县人事局、政协、农业局和供销社临时抽调人员组建，在大西街的一家停业的服装店中联合办公。

　　78岁的漩坪乡楼房大队村民邓中福给38的儿子邓家喜和15岁的孙子邓兴成登记，儿子开车到北川办事，孙子在北川中学读初三，正准备考高中，他们在震后失踪。邓中福跟漩坪乡乡亲一起住在安县黄土镇安置点的帐篷中，身无分文，从黄土镇到安昌镇的4元车费，还是山东的好心人给他的。

　　“哪里找得到？！我儿子、孙子，根本就是死了！”胡子拉茬的邓中福抹着泪，用力跺脚。登记后，老人久久不愿离去，在大门口坐着发呆。

　　负责登记的北川县供销社工作人员冯志辉介绍，他们最多一天登记了3288人，5月23日至5月26日平均每天登记1000多人，至今每天仍有两三百人，每天下午4点，失踪人口登记组都要将名单报给位于擂鼓镇的北川县抗震救灾指挥部。

　　“好多都是全家遇难或失踪了。一家十几口人，一个都没活过来；还有的一家死去8个，剩下3个孤儿，由朋友来登记。这么多天了，失踪的人基本上可以说是遇难了”，53岁的冯志辉最希望“来登记的人越来越少，没有更好”，其实他工作的北川县供销社也好不到哪里去，8名职工失踪、遇难5人，还有1人重伤住院。

　　一些悲怆的因子在空气中酝酿。九龙宾馆墙柱上，随处可见寻亲启事：焦急的家长寻找汶川地震中走失的6岁女孩王玲玲；张春苗寻找家人张春富，22岁的张春富从陕西定边县白湾子镇王台村到北川做厨工，地震之后与家人再无联系……

　　所有的失踪者，都在画框中微笑，眼神晶亮地注视着这个世界。

　　“我们只想要一个安稳的家”

　　2008年6月7日上午9点，北川县科技局局长陆桂琼跛着右腿、攀着楼梯扶手，一步步爬上二楼，参加由北川县政协主席主持的一个灾民安置会议。这天，陆桂琼接到一项新任务：负责安置安县永安镇第二安置点的灾民。当天中午，陆桂琼就去了安置点，“那里主要安置了禹里乡、曲山镇和漩坪乡的灾民，大约有2100多人”。

　　地震发生后，陆桂琼的右腿被办公室的文件柜和沙发压住，驾驶员高显兵叫了一位曲山镇邓家村的泥工帮忙，将她从废墟中生生拖了出来，衣服后背磨破了。陆桂琼主管的北川县科技局在职11人，遇难2人，在很长时间内，她仍在搜寻北川县科技局的生还者，始终惊魂未定，“想起来都很伤感，生命太脆弱！”

　　2008年5月8日，北川县已通过科技部“科普示范县”验收，但现在陆桂琼不得不感叹，“现在我们什么都没有了”。

　　跟陆桂琼一起工作的同事高显兵和董正玲一直沉默而安静。

　　“他俩经常很悲伤，每天只有加倍工作，才能忘记那些不愉快的事情”，陆桂琼解释。

　　高显兵家，10人中罹难7人，他的父母、妻子与2岁幼子均遇难；董正玲也失去了3岁的儿子董沚函，生还者状况也好不到哪里去，董正玲丈夫的弟媳被救出来，受到极大刺激，现已被送至绵阳一家精神病院，“好像得了自闭症一样”。

　　董正玲与丈夫从未停止寻找儿子，“我希望儿子是失踪了，我希望哪天能把他找到”，地震已过去快一个月了，董正玲依然在记者的本子上写下儿子的体征，“董沚函，做过疝气手术，右腹股沟有缝印”，过了一会，她又叹气，自嘲，“儿子十有八九是埋在废墟下了，只是我这个当妈的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而已”。

　　对于目前境况，幸存的他们实在是没有什么可以挑剔的，孤身逃离，一无所有，“现在除了吃饭，就是上班。如果给你放一天假，你能去哪里休息？根本没地方去”，偶尔的空暇，董正玲会很仔细地看报纸，看到警察妈妈蒋晓娟的故事，她不能控制地颤抖，伴以泪垂。

　　他们和北川县其他机构的工作人员一起，在天龙宾馆二楼吃饭，交餐票，菜和饭打在一个碗里。“在这里，感觉很共产主义”，北川县一位干部评价。

　　幸亏还有暂时的栖身之处。下班后，董正玲步行20分钟，到安县职业中专，那里有一批刚搭建好、尚未通水电的简易房，这些简易房未来可能用于安置北川县“三孤”人员，董正玲和一些北川县的干部暂时寄宿于此，砖头上铺块棕垫，就是她的床，“很多人连棕垫都没有”，如果下雨，就更糟糕了。董正玲神情憔悴，连头绳都是好心人捐给她的，她想忘记过去，“再也不想去北川县城那个让人伤心的地方了”。

　　让她们最为难过的然是辗转反侧的晚上。“思维很活跃，总要想到地震，想到那些不幸的朋友和同事”，陆桂琼说。

　　山东师范大学和北京市科协下属的心理咨询机构曾对北川县的政府工作人员进行过心理咨询，董正玲认为“有一定效果”，起码，“让大家理智一点，让大家承认、接受这个事实”。

　　“我们只想要一个安稳的家。以后北川建新县城，一定不要建在地质断裂带上，北川付出的代价太大了！”陆桂琼说，她穿着山东青岛市北区科学主席捐赠的一件白色的确良短袖衬衫，她详细地记录下科技系统和好心的人们对北川的帮助，一笔笔很清楚，“我们要感恩”。

　　非正常状态下的北川公检法

　　人们来了。

　　在北川县公安局办事点前，一个单薄男孩，18岁，穿着天蓝色的校服，为他罹难的父母填写“死亡人口注销户口申请表”。男孩的一笔一画很工整，没有人打扰他。

　　刘汉希望小学学前班6岁的孩子王义钦坐在大门口，两只小手紧扭，眼睛紧闭，涕泪俱下，像只受伤的小动物，撕心裂肺地嚎。王义钦跟着父亲王成从设在安县永安镇上的灾民安置点赶来，为在曲山镇沙坝村的家中丧生的母亲成满琼办理死亡人口注销手续。

　　“娃娃，别哭了”，“男子汉，要坚强”……周围聚集的人们安慰。一位掩面而泣的年轻少妇给王义钦买了瓶营养快线，孩子只是不停地哭，并不理会。

　　“谢谢，他心里晓得很，买啥都不要”，王成手中捏着妻子成满琼那张永远不可能再用的户籍证明，搂着儿子，手足无措，眼圈通红。

　　人们就这样来了。北川县公安局治安大队警察段业华和他同事，穿着没有警号的警服，为他们登记。北川县公安干警149人，遇难21人；下属的治安大队目前7人，“我们这些人的大家庭平均都死亡了四五人，我们大队长的爱人也在地震中去世了”。

　　地震后，幸存的警察跑了出来，身上那套警服破烂不堪，警号不知去向。绵阳市公安具的警察支援了他们一套警服，后来又给他们发了两套。

　　而北川看守所全部垮塌，目前北川县所有犯人均被转至绵阳市看守所，北川县的刑事和治安案件也要在绵阳市看守所内进行审理。

　　“北川县看守所关押了25个犯人，地震之前结案的约有80%。地震后，犯人死了8个，生存下来的17个犯人中在抗震救灾中表现好的，该取保候审的都取保候审了，差不多有9人”，段业华介绍。

　　6月6日傍晚，这位北川县警察跟记者总结，目前北川县公安局临时办事点开展的工作包括：为北川老百姓补办临时身份证，已办1000多个；为他们开户籍证明，开了2000多个；对包括行政单位和企业需要雕刻的公章进行审批，“只有少部分单位的公章带出来了，到现在配了397枚公章”；从2008年6月4日，北川县公安局开始发放“死亡人口注销户口申请表”，截至目前发放了500多份；接受群众各种咨询，包括一系列琐碎问题，譬如亲属咨询永远不可能找得到的遇难者的存折、身份证、户口本等，一些尚未找到安置点的灾民也前来咨询救助情况；北川县公安局接受了13起报案后，转交刑警大队去查，主要是盗窃案，“有些农民家里的粮食、牲畜、肥料、腊肉被偷了，不要奇怪，好一点的腊肉要十二三元一斤，有些我们查了，有些还没法查，比如唐家山有两个村的村民走出来报案，但去他们村的路线还不通。侦破案件过程中，我们的警力是大量不足”。

　　2008年5月23日，北川县检察院在安昌镇银杏山庄搭建帐篷，开始办公，“银杏山庄以前是个农家乐，这是沙金村村支部书记腾给我们的地方，他人非常好，我们有什么困难，他都给我们解决”，北川县检察院政治处主任陈翌霞说。

　　北川县检察院一共36名干警，10名干警受伤，干警及家属一共失踪25人，其中包括陈翌霞66岁的母亲王素芳。

　　5月13日，北川县检察院曾研究过，要回北川县城抢救卷宗，向北川县政府和绵阳市政府做了汇报，“县上的决议是，希望我们不要造成第二次伤亡，我们听从县上统一安排”。

　　陈翌霞表示，目前北川检察院对批捕和起诉的案子基本采取取保候审或延长羁押的方式。

　　在安昌镇临时办事处工作的北川县法院审判员吴永莉介绍，北川县法院46人，3人重伤，失踪30人，“失踪的人没见到尸体，全埋掉了，基本上算遇难了”，遇难者中包括北川县法院院长何延宗。

　　地震发生时，吴永莉正在北川县社会事务中心办理北川县供销公司破产一案，职工安置和财产处置方案都已通过，职工大会也开过，本来给职工发放安置费后，就可结案；但震后，清算组组长遇难，所有案件资料都被埋，供销公司职工的生死未明，吴永莉虽然记得该案大概框架，每人安置费是8888元，但对于供销公司的房产过户费、养老保险费等其他具体费用都要重新核算，“如果要结案，要经过公告，给那些活着的职工召开第二次职工大会；还要找寻幸存的清算组成员，让他们通过回忆，重新补文字材料，这很困难，工作量很大”。

　　北川县法院面临的困境跟许多机构一样，法院公章、所有案件卷宗均埋于废墟之下，“现在法院办公的正式文书，比如立案受理通知书、调解书、判决书等，我们都没有，目前还正在准备当中。地震以后，涉及继承、债务、房产的案子会很多，我们在6月中旬应该可以开展工作”，吴永莉介绍，目前北川县法院临时成立了民事刑事案件审判小组、综合办公小组、执行警务小组与法律咨询小组4个工作组，以便开展工作。

　　在位于安洲驾校的北川灾民安置点，记者看到，北川县法院在蓝色“救灾”帐篷中设点，跟此地安置的1506名灾民一样，北川县法院的法官们晚上也睡在帐篷中。

　　北川县法院副院长桂勇介绍，2008年6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特事特办，亲自将公章送至北川县法院所在的办公点，“公章是一个司法机关的重要标志，没有公章，我们根本不可能行使人民法院的任何职责”。

　　桂勇介绍，从今年年初至2008年4月30日，北川县法院约有130多件民事案件，“大量案件是开了庭没结案，我们出来的16个法院工作人员中具有审判资格的只有9位，其他任何东西都没带出来，更不要说案卷材料，所以现在我们向社会公告，由当事人在一定时期内履行登记和举证业务，我们只能要求当事人履行举证义务，‘谁主张，谁举证’；地震后，如果有当事人到法院起诉，只要符合受理范围的，我们会依法受理”。

　　在桂勇的印象中，震前北川县法院开庭后未宣判的公诉刑事案件仅有1件，被告人涉嫌团伙抢劫，犯罪时满18岁不久，被告人投案自首，其他2名共犯此前已作判决。但经开庭审理，法院查明此被告为累犯，“累犯不适用于缓刑”，因此北川县法院当庭决定将被告人拘留羁押在北川县看守所，“这名被告人在等待宣判时，就发生地震了，他活了下来，当时情况特殊，看守人员死伤惨重，公安机关对轻刑犯和不可能判重刑的犯人都采取取保候审措施，在这个特殊时期，法院也认可了公安机关的这些应急措施，因为我们首先要保障犯人的生命权，这名被告目前就取保候审在家里”。

　　北川县法院刑庭庭长祝继红认为，由于该案卷宗失落、一个案件承办人也失踪，因此对该被告的判决在程序上“还要请示最高法院”。

　　桂勇则认为，如果公安机关不能重新收集证据，该被告很可能是“疑罪从无”。

　　祝继红清楚地记得，在2007年11月20日至2008年5月12日之间，北川县法院一共只受理十几件刑事案件；一年下来，北川县刑事案件约为60件，“北川县辖区虽然有16万人，但青壮年大部分出去打工了，盗窃和交通肇事的案件较多”。

　　祝继红介绍，因为地震，被告人下落不明，北川县法院另有2件自诉的刑事案件也终止了；另有一起交通肇事，为刑事案件民事赔偿，“我们判的是有期徒刑2年，缓刑4年执行，地震以前已交由江油市公安机关执行，但民事还没判，现在就说不清楚了”。

　　祝继红8岁的儿子汪祝可在曲山小学二年级(3)班就读，地震后音讯全无，他工作的电脑是最高人民法院给的，他穿的这件迷彩服，“也不知道是谁给的”。6月7日下午，桂勇向北川县副县长杜勇汇报安洲驾校的灾民安置情况，他穿了一条藏蓝色西裤，裤子是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同事送的，裤腿太长，挽了一圈。

　　“整个北川县级机关都不知道在哪里办公，就连我们法官也是灾民，幸存人员身无分文，还要等候政府来解决日常生活问题”，这是桂勇与他的北川县同仁必须直面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