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家族的福利样本

　　让无数个刘文革和他的家族摆脱不由自主的命运，这将是中国实现现代化，实现任何形式的崛起的前提。

　　撰稿·汪 伟(记者)

　　刘文革1966年生于安徽，2004年春节曾经接受过本刊的一次采访。在2003年盖起来的崭新的两层楼房里，他穿着一件陈旧的、式样很老的夹克衫，和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妻子一起，坐着桌子边，把几年来的家庭财务账本摊开来，一笔一笔细数家庭的收入和支出。他们多少有些不好意思。在刘文革所在的村里，像他们这样的年纪，只有一个孩子，岁数还小，盖了新房又颇有积蓄，是很让人羡慕的。夫妻俩知道这一点，所以脸红了。

　　当年碰见刘文革的时候，他正在新房的大门上贴对联，上联是“和顺一门生百福”，下联是“平安二字值千金”。一进门，就可以看见堂屋的条几上摆了祖宗牌位和白色的观音菩萨瓷像。牌位是过年才请出来的，可是观音像前面的香炉里积满了香灰。刘文革全家甚至整个家族的幸福都靠刘文革有个好身体。在他出门打工的日子里，他的妻子虔诚地祈求菩萨保佑刘文革平安——没有工伤保险，没有医疗保险，当生老病死都没有福利保障的时候，把命运寄托给神灵，是她唯一能做的事情。

　　中国的农民曾经普遍能够享受廉价的初级医疗，接受几乎免费的初级教育，这些曾经作为公平的范例，在发展中国家享有良好的口碑。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民承包土地开始的。但随着集体经济的崩溃，在改革启动之后的20年里，中国农民享有的福利的堤坝，也逐渐崩塌了。昂贵的医疗和教育吞噬了农民有限的收入，使得乡村的财富积累十分缓慢。农村变成了高速发展的中国经济的洼地。在最近的10年里，中国政府终于下定了决心，试图重新建立一个水平虽低但是广泛覆盖的福利网络，将无数个刘文革和他们的家族乃至整个农村，都纳入到社会保障的范围中来。

　　奇迹的代价

　　1997年至今，刘文革家最大宗的收入是他做建筑小工的工资。2003年夏天，他在上海交大闵行校区的工地上连续工作了14个小时，下班的时候摔了一跤，掉到几米深的地坑里，差点摔断了腿。这次意外让他在医院里躺了几天，又在工棚里休养了一段时间。虽然医药费都由老板支付，但刘文革受了皮肉之苦，不能干活，还要照交伙食钱，影响了那一年的收入。

　　也是在那一年，他再一次发现自己和城里人毕竟不一样。照理说，他是上班时间受的伤，是工伤，休养期间应该照算工资，还要给营养费。刘文革有个外甥女在上海读书，这孩子来看舅舅，扑哧扑哧掉了一阵眼泪，鼓动舅舅去维护自己的权益。但是刘文革从来没有向老板开口提过这方面的要求。“说了也是白说”，他后来对我解释说，有些人因伤残疾了，也不过给一点钱就打发回老家去了。那年夏天，刘文革一边抚摸着伤腿，为外甥女的孝心感动，一边只是感到由衷的庆幸和后怕。

　　最近十几年来，大多数中国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就像是巨型的建筑工地。城市一方面在扩展自己的边界，另一方面在市中心推倒了无数房屋，在老地基上建起了许许多多的高楼大厦。政府和民间资本联手，把房地产业打造成了中国最重要的支柱产业。这个产业吸收了大量来自农村的劳动力，他们为这个财富游戏贡献了廉价的体力，却一直不能享受与城市工人同样的基本的保障。

　　让中国引以为傲的制造业也是一样。制造业吸收了大量农村劳动力，造就了新的城市，却长期没有给来自农村的员工提供任何制度化的保护。

　　土地、资本、劳动力和技术是城市经济发展的基本前提。农村为城市发展提供了土地和劳动力，但无缘分享城市经济增长的成果——在中国，只有拥有城市户口才有可能享受与职业相关的制度化的保障。本应分配给农民的那部分利润以积累的形式，投入了城市经济，最终造就了“中国奇迹”。

　　但任何奇迹都是有代价的。伤病成了农民工最可怕的敌人，因为它会剥夺一个农民工最宝贵的财产：劳动能力。尽管30年来的中国经济实力有了脱胎换骨的变化，但30年来的大多数时间里，伤病仍然是农民工头上高悬的达摩克利斯利剑，随时可能带来致命的一击。

　　最近几年里，农民工的流入地城市政府开始谨慎地考虑为它的建设者提供一些基本的保障。针对非户籍人口的工伤、医疗和养老保险逐渐提上了日程。刘文革的弟弟刘文发今年32岁，在深圳做保安，厂里为他上了失业、医疗和养老三份保险。刘文发得知，如果保险连续交纳10年，他到60岁的时候，就可以按月领一份退休金了。

　　他的哥哥刘文革很羡慕这个待遇。但刘文发自己却无所谓。“钱不拿到手上就不是钱”，刘文发说。预存预缴和强制代扣不符合很多农民的财务习惯。他们更相信储蓄，相信钱只有掌握在自己手上才能算数，至于年老之后的生活，一方面还很遥远，另一方面，刘文发坚持认为，一个月不到400块钱的退休金根本不足以维持他老年时候的生活——更何况，那时候他在哪里呢？如果他在安徽老家，怎么领取深圳的养老金呢？刘文发很担心这笔钱会变成“水上漂”。

　　2008年4月，刘文发在电话里说他准备到上海跟哥哥会合。深圳的保险是带不到上海来的，刘文发准备退保，领走个人账户里的几千块钱。尽管刘文革感到可惜，但刘文发想的是下半年回老家盖房子的时候，“可以少借一点”。

　　由于覆盖面还很窄，享受到保险的工人只是少数，个人保险账户不能在全国流动，使谨慎的政策的效果，再次打了折扣。在刘文发打工的深圳，每到年关，深圳的社保局里就会排起办理退保的长队。仅2007年一年，深圳就有83万人退保。而这一年深圳参保人数为493.97万。

　　但是这关键的一步，仍然受到了很多好评。

　　“一动胜过一静”，中国劳动关系学院的王晓慧说，“将尽可能多的农民工纳入到社会保障制度中来，是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