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革的心病

　　刘文革的心病

　　刘文革在上海交大闵行校区的建筑工地上干了不止一年，然后转到普陀区的澳门路一带盖房子。他一次次打电话告诉记者自己的行踪。2005年以后，他先后在无锡、青岛和合肥的工地上做过小工。刘文革的历任老板，从来没有为他交过一分钱的保险。但刘文革并不抱怨。他的童年是在饥饿中度过的。他真心地对今天的富足感到满意。

　　现在刘文革担心的只有三件事，一是他姐夫的病，二是弟弟刘文发的婚事，三是儿子读书的成绩单。

　　刘文革的姐夫姓罗，平时在家里替人补补鞋、修修伞。罗师傅身体不行，一年到头喘不过气来。村里的医生也说不出到底是什么病，常年吃一点便宜的药，始终不见好转。刘文革的外甥女2006年参加工作，回家过年做的头一件事就是拉她爸爸到县医院里去做检查。医生说是肺有问题。罗师傅年轻的时候在石矿里干活，大概就是那时候落下了病根子。医生建议住院，罗师傅不愿意，其实是怕花钱。医生问他有没有参加医保，罗师傅不知道什么是医保，医生就耐心地向刘文革的外甥女解释，“新农合”在那一年安徽省搞试点，每人一年交10块钱就可以享受医疗保险，如果住院的话，可以报销一部分。外甥女就打电话给村主任，问有没有这回事。村主任说有，也宣传过，不过“新农合”是自愿的，而罗师傅没有参加。

　　罗师傅的女儿找到了在县政府工作的同学，问能不能补交。对方给她打听了一下，卫生局说可以，让她给她爸妈各填一张表格，贴上照片，交了20块钱，补办了手续，就把罗师傅送到医院里住下了。从腊月十二住到二十四过小年，罗师傅一定要回家，刘文革的外甥女结了账，各种检查、医药费、住院费加在一起，花了2000多元。过年前到“新农合”去报销的人太多，办公室里和火车站一样，到处都是人，交流主要靠喊，她怎么也挤不进去。最后还是老同学帮忙，报销了700多元，并且说，照罗师傅的情况，还可以申请慢性病补助。有了这个补助，罗师傅今后看门诊和吃药，也可以报销一部分。

　　“新农合”也即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简称。农村合作医疗是毛泽东时代的发明。1949年之后，中国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军工业，大量转移农业剩余价值，造成农村普遍贫困。国家在农村提供免费的教育和廉价的医疗，既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也是稳定农村的需要。

　　“农村合作医疗是人民公社的一部分”， 复旦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研究员陆铭说。进入1980年代，随着人民公社成为历史陈迹，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渐渐崩溃了。

　　2004年卫生部的一份报告说，“我国平均外出时间大于6个月的流动人口超过1.27亿，每年以500万的数量递增。‘农民工’……劳动强度高、收入较低、工作环境、职业安全、居住条件、饮食卫生差，健康知识相对缺乏，是传染性疾病的高发人群。”

　　这份报告称，截至2004年，44.8%的城市人口和79.1%的农村人口没有任何医疗保险。

　　2003年SARS危机之后，中国政府开始在333个县试行“新农合”，中央政府、省级政府和农民个人三方出资，建立农民大病统筹基金。“新农合”的目标是防止农民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到2007年，卫生部提供的数据显示，有7亿多农村人口已经参加了“新农合”，有望在2008年实现“全覆盖”。

　　必须为农村提供基本而廉价的医疗服务，成了2005年以来“医改”各方案中唯一没有争议的部分。近年来，政府在出资中的比例一直在上升。到2008年，出资结构变成了农民个人出资20元，省政府出资20元，中央政府出资40元。“新农合”的基金在壮大。但是这项制度的缺陷在于没有解决农民看不起小病的困难。很多医生说，不少大病都是由于小病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引起的。小病“扛一扛，拖一拖”，不仅延误治疗，也加大了治疗的成本。而从长远看来，如何监管报销制度可能产生的多开药和乱开药的弊病，也关系到“新农合”的运行前景。

　　罗师傅的命运

　　“新农合”多少缓解了刘文革家族的后顾之忧。总的来说，这两年刘文革的心情不错。他在电话里事无巨细地说起建筑工地和老家的种种情形，感叹说这几年钱比较好挣，农业税免掉了，家里的田包给人家种了，孩子上小学和初中的学费，也免掉了。但他仍然很有紧迫感。多年来，他一直在筹划攒够钱，然后回老家做门小生意。再过几年，他年纪也大了，孩子要上高中，无论如何，他也不能再出来打工了。

　　刘文革正在上初中的儿子是免费义务教育的受益者。他的籍贯地安徽省也是最早实施农村免费义务教育试点的地方。虽然刘文革付得起儿子读小学和初中的费用，但他仍然十分欢迎免费义务教育这项政策。他的外甥女和外甥读书时，经济十分困难，每年两次，一到开学前，两个孩子满脸通红、低着头到他这里来借钱，刘文革兄弟俩看了都很郁闷。外甥女和外甥成绩都很好，但是如果没有两个舅舅和一个姨妈的接济，至少外甥女一定没有机会上大学，很有可能连高中都上不了。姐姐辍学打工供弟弟上学，在刘文革的家乡，这样的情况比比皆是。实际上，外甥女不止一次动过这样的年头，但是罗师傅不同意。1999年夏天，外甥女考上县一中，刘文革兄弟俩回老家喝喜酒。他们的姐夫罗师傅忍着肺部的不适，吭吭咳咳地走了十几里路，找到刘文革和刘文发，对两个小舅子说，如果哪一天他身体不行了，念在跟孩子的妈姐弟一场的情分上，一定把他的两个孩子“供”上去。

　　外甥女念高中，一个学期学杂费要800多元，外甥刚刚考上初中，一个学期学杂费要200多元，加上住校、吃饭的开销——大人还要吃药，靠罗师傅夫妇补鞋修伞和种田养猪，无论如何是不行的。如果是今天，至少念初中不要花钱了。刘文革遗憾地说，他姐姐和姐夫的命不好，什么政策都没有赶上。

　　1999年几乎是中国义务教育最困难的时候。虽然九年制义务教育一直是中国的国策，但国家对义务教育的投资极其有限。据不完全统计，1995年到1999年的5年中，农村义务教育总投入至少有一半是农民负担的。地方政府每年向农民收取的教育费附加约150多亿元，向农村学生收取的杂费约100亿元，农村学校危房改造集资平均每年35亿元左右。

　　在改革开放10年后，大多数中国农民都吃饱了饭，但此后中国经济的起飞似乎与农村无干，农业的变化一度停滞。在改革开放20年后，也就是刘文革的外甥女考上高中的1999年，湖北一位乡党委书记李昌平上书总理，直陈“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观察历史的视角似乎又重新回到了1978年。“三农问题”从这一年开始发酵，成为随后几年最热的公共话题。从那时至今的10年间，中央政府陆续取消了农业税，开始补贴粮食种植，实施“新农合”，落实免费的义务教育和实施“新农村建设”。政策和资金开始有限度地向农村倾斜。这是30年甚至60年来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事情。在农民吃饱饭之后，打造一个让他们看得起病、上得起学的福利体系，已经成了当务之急。这张目的在普遍覆盖和水平不断提高的福利网，也是重建中国社会福利的核心内容。让无数个刘文革和他的家族摆脱不由自主的命运，这将是中国实现现代化，实现任何形式的崛起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