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建军是负责孩子们生活总管家

　　他们那代人

　　年近60岁的傅建军，是真正负责孩子们生活的“总管家”。姜萍的子女中，4个儿子，加上她这个唯一的女儿。傅建军扎着马尾，头发还没有花白，穿着水红色的长裤、桃红色的T恤。从我见到她开始，几天来她一直跟着孩子们团团转:早上送孩子们上学，下午接他们放学，院子里晾满了尺寸各异的衣服和一幅幅的床单。武汉的6月天已经比较闷热了，傅建军一刻不闲，总是“热气腾腾”的样子。

　　“姑婆”傅建军对于孩子们并不陌生，十几年前退休后，她每隔两三年去一趟老家。她总是谦和地笑着，却不怒自威，孩子们不敢让姑婆不高兴。傅建军有意回避着我的采访，只是淡淡地说，“把孩子们接来是很自然的事情，我们尽自己的能力，能做到多少是多少”。

　　直到我第3次上门拜访，傅建军才放下防备，抽出空来坐下聊聊。弟媳妇在一旁打趣道:“这家人处处是故事。”傅建军仍旧淡淡地笑着，“很平常的事情”。

　　不愿谈自己，她更愿意从父亲傅家佑说起。1905年出生的傅家佑从安徽金寨出来闹革命，留给他人最强烈的印象是“特别本分的一个人”。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傅家佑荣立过3个二等功，待到上世纪60年代初，部队有意将他提拔为“武汉军区后勤部部长”时，傅家佑推掉了。“爸爸就是这么一个人，知道自己有多大的能力，从来不争不抢。他认为自己快60岁的人了，不应该再任职。”最后傅家佑以9级大校的军衔退休了，“他这才知道待遇的区别，但是他仍旧毫不抱怨，也没有享受什么特殊的生活”。

　　母亲姜萍的故事则有家族的传奇性。红军长征经过四川理县时，60多岁的姥姥、姥爷带着4个子女全部加入了红军。因为居住在藏汉混住区，姜萍一家既懂汉语，又会藏语，入伍后一家人作为通司(藏语翻译)给红军带路。参加革命的6人当中，姥姥、大姨和妈妈姜萍在一起，她们后来分别生活在北京和武汉，成了红军的老干部。姥爷早年战死，大舅失去联系后“文革”中才找到，小舅至今生死不明。

　　在傅建军打小的记忆中，爸爸总是资助安徽金寨的孩子读书和生活，“每个月都要从工资里省钱出来给老家盖房子，给老家孩子读书。本来他工资就不多，还要养活我们几个孩子，所以爸爸一直有记账的习惯，我也一直很节俭，不舍得瞎花钱”。上世纪60年代，姜萍通过登报寻人，找到了她已经回四川家乡的哥哥，“藏民大舅从山里来看我们，穿着大袍子，头上盘着长长的马尾辫，身上有一股山货的味道，我们小孩子看到他都笑了”。

　　与四川理县的老家人建立联系后，两边的往来多起来。傅建军说，“早年主要是爸爸帮助安徽的亲人，后来安徽那边的孩子都长大了，好几个成了大学教授，也不太需要我们帮助了，剩下的精力我们愿意留给妈妈这边的亲戚”。她喜欢去理县老家，“风景太美了，人特别团结，直爽，那种感觉城市里没有”。

　　老红军傅家佑和姜萍没读过什么书，为人处世却非常有原则。傅建军说，自己和4个兄弟从小就在学校里住读，从幼儿园一直到初中，然后去部队当兵。父母从来不让他们有优越感，孩子们非常独立，只是过年过节会有小车接回家，大家一起聚聚。傅建军当兵后，爸爸从安徽老家接来两个孩子，妈妈从四川理县接来弟弟的儿子姜玉富，这3个孩子开始在武汉读书。“我们家一直就像个小部队一样，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孩子们在这里成长一段时间，各奔东西。”

　　姜萍并不希望老家孩子贪恋大城市的生活，姜玉富高中毕业后，听从姑妈的意愿回到了家乡。上世纪80年代，姜玉富的弟弟姜玉明来到武汉，投靠在姜萍家，从打工开始，一直到现在自己做生意，俨然已成为半个武汉人。

　　傅建军还有一段不太愿意提及的，是自己的身世。傅建军的生母是参加解放战争的日本护士长，归国时将孩子留给了姜萍。10多年前，中国政府曾经帮助过傅建军寻找日本亲人，但是一点音讯也没有。对于傅建军来说，“提这些也没有意义。我非常感谢爸爸，他在世的时候一直不提这件事情，特别是‘文革’年代，我想这是对我情感和身份的一种保护”。

　　如今这个大家庭中，傅建军温柔的女性角色，将4个高大的哥哥和弟弟们聚拢在一起。原本这些年转业后的哥哥弟弟们特别忙碌，聚得没有以前多了，而这次地震接来灾区亲人后，傅建军的家成了个大营地，家里的人来来往往，基本不少于十来人，弟弟、弟媳们下了班就过来帮忙。

　　把灾区亲人接出来，是傅家姐弟们的主意，躺在医院里的姜萍虽然神志不清，对这件事情却特别高兴。傅建军说，“如果妈妈还清醒，她一定会这么做，我们也是在帮她做事情吧。她们这代人，哎，心里有太多割舍不下的情感”。

　　而在姜玉富、姜玉明这些表弟看来，傅建军俨然是老辈人的做派。傅建军退休前是武汉陆军总医院的护士长，正团职干部，但她提到职业时，只简单地说，“我在医院做护理工作”。傅建军的爱人是武汉士官学校的门诊部主任，他一直在院子里干活，不善言辞，只是说，“我们有什么能力办什么事情，很自然的”。傅建军说，她没有预料到把家乡孩子接出来会在社会上引起不小的反响，以她的性格，“如果知道媒体要采访，我可能不会做这件事情的”。

　　家里

　　把孩子们平安送到武汉后，姜玉富一直惦记着四川。虽然姜家人在这次地震中全部平安，但是5月31日失事的直升机上，姜玉富爱人的舅侄和舅女婿在里边。在院子里翻着武汉的报纸，姜玉富有些着急:“飞机都没有找到，人去哪里找啊？”

　　四川甘堡乡政府给姜玉富打电话，希望老领导回去帮着分发救灾物资，高山远寨让年轻干部去跑，姜玉富这样的老党委书记参与指挥分配即可。姜玉富坐不住了，6月5日就去火车站买票，准备第2天回家。他穿着浅色T恤、西装长裤，比大山里的人显得斯文和讲究。

　　5月底回到理县朴头村，看到成堆的大白菜堆在地里头慢慢烂掉，姜玉富心里头特别不是滋味。理县是供应成都秋淡季蔬菜的基地，朴头乡以种植大白菜闻名，一年能种三季。今年第一季的大白菜刚刚到了收割的季节，“特别饱满结实，像我这样的大个头站在两颗大白菜上，根本踩不烂，菜帮子裹得特别紧”。行情好的时候，每斤大白菜卖两三毛钱，一亩田里就能有四五千元的收益。地震毁坏了道路，好多农民们眼睁睁看着大白菜烂掉，无能为力。

　　当地政府开始想办法，分发了玉米种子给农民种上。玉米抗旱，也不太需要照顾，洒在地里后，农民很快可以出去打工。“一旦有了农活干，老百姓有盼头了，大家特别精神，又以一家一户为单位忙了起来。”

　　朴头村四面环山，中间的平坝都被种上了大白菜。地震时，姜家和吴家的男人们基本都上山挖虫草了，只有姜玉富的弟弟姜玉长和大姐的一个儿子在家。男人们很快搭起了临时帐篷，吴帆的大姨也砍掉了地里的大片白菜，让全村老弱住到自家的帐篷里。政府分发方便面、矿泉水、饼干、帐篷，姜家和吴家人总是最后才拿到。傅建军在电话里称赞他们:“我们不跟别人抢，让给乡亲们。”

　　姜玉富听七八十岁的老人说，“1933年地震的时候，哪有人管啊，能给一口水喝就不错了”。说到这儿，50多岁的汉子流泪了。长期在基层主持工作的他，熟知乡民们的特性，“有时候谁家有困难，让别家凑钱来帮忙，其实不太容易”。但是这次不一样，大家一起在帐篷里遮风避雨、互相帮忙，“生活好像一下子倒退了，人心也变回去了”。来到武汉短短几天所受到的关心，也大大出乎他的意料，武汉的亲人以及亲人的朋友们，还有各种不相识的人前来帮忙，姜玉富提到这里又流泪了。他极力想掩饰自己的感情，并没有发出抽泣的声音，但是他睁大的眼睛，眼泪不断涌出，擦了还有，有了又擦。

　　孩子们提到山里的生活，叽叽喳喳说个不停。“春天上山去采兰草花，纯白带一点黄，扑鼻香;上山去挖折耳根，野生的，很香很香;秋天去山里捡叶子，给猪过冬取暖。城市里没有大森林，这点不太漂亮……”

　　傅建军看着孩子们，“我马上要给他们实行军事化管理，个人做自己的卫生，洗澡5分钟完事”。孩子的家长建议让他们住校，减轻傅建军的负担，但是她和兄弟们商量后觉得不放心，“女孩子怕被人带坏了，男孩子怕跟人打架，山里的孩子胆子大，我得统一管理”。她更担心的是，这些孩子能在武汉读书多久，身份问题如何解决。“如果他们有读书的天赋，我和兄弟们愿意供养几年。让孩子们读书，是减轻国家负担的最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