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川政府重建：人员超编的新领导班子

　　人员“超编”的新领导班子

　　几天后，北川组织部干部科科长杨勇又更加忙碌。绵阳增派北川参与抗震救灾的数百名干部中，有102名选拔干部将正式在北川挂职，工作时间至少1年。涉及法院、纪委、公安局等44个县级部门，曲山镇、擂鼓镇等15个乡镇。干部们大都延续其专业和所长。比如绵阳市房管局的涂涛，进入宣传部，他在部队干的就是政工。

　　6月6日下午3时30分，组织部门宣布，绵阳市102名选拔干部正式在北川挂职。三台县双乐乡副乡长袁武权，任县委办副主任。在被正式宣布挂职之前，袁已在北川奋战了20多天。14日中午1时许，他当时正组织人员在三乐乡修补水渠，三台县委组织部来电，下午3时需赶往绵阳市抗震救灾指挥部报到。袁匆匆赶回家拿了2件换洗衣服，立即赶赴绵阳。第二天8时，袁到达北川报到后，被临时分配在物资组开展工作，后又抽调至组织部。和袁一样，在被正式宣布挂职之前，大部分人已经在北川奋战多日。

　　得知“临时搭档”袁武权正式在北川挂职，梁茂使劲捏着袁武权的手说：“好好干！”梁茂来自绵阳市组织部人才科，他和袁武权同一天赶往北川增援。在被分配到北川组织部工作的这几天，两人主要负责协助北川组织部人事科科长杨勇采写、整理优秀党员干部汇报材料。期间，袁武权主动写了申请，请求留在北川工作，并获批准。梁茂属“借用”性质，因为除了参与北川的抗震救灾工作，原单位的一些事情还需要他做。来自北川组织部门的统计，和梁茂一样临时“借用”至北川的干部有数百人。他们大部分是市委组织部抽调来的。此外，北川县委组织部门及县级机关还从当地的企事业单位中“借用”了大量人力资源，他们很多人甚至没有“名分”。

　　就在更早的5月30日，由省委组织部下派的5名挂职干部已在北川报到。来自省委办公厅的郑荣，出任县委副书记；省民工委办公室主任赵克彬出任县委常委、副县长；省建设厅住房公积金管理处调研员尹久亮，任县委常委；省检察院公诉二处副处长、助理检察员周永杰和四川教育报刊社副社长程微梦分别任副县长。

　　78名获得提拔的干部及107名挂职干部“补充”到位后，他们和坚守抗震救灾一线的北川原有干部队伍及临时借用的干部，组成北川新领导班子团队。与地震前比，县委、县政府在补齐缺额的基础上，分别增配1名领导干部；县级行政事业单位和受灾乡镇各增加1名领导职数。“需要开展的工作太多了，因为许多干部属挂职性质，严格来讲不算超编！”王理效解释称。

　　尽管有大批干部提拔、挂职，组织部长王理效发现了一个显著的问题：后备干部中，可供选择的人不多。以前10个选一个，现在基数不够，可能是两个选一个。

　　一个重要的招考方案，现已呈报省上。北川正着手给县、乡镇机关补充150名公务员。其中大约五分之一的名额，将留给曾帮助北川的志愿者。

　　“让他们先去赛马场上遛遛吧！”王理效认为，办事员和领导之间，需要一个角色转换的过程。至于评估，至少还得再等两个月。

　　政府运作模式的渐变

　　民主集中→权力高度集中→民主集中

　　非常时期，北川提供了这样一个政府重建样本：最大规模地提拔干部，最大规模地接纳干部挂职，最大规模公招、“指挥部+政府临时办事处”的政府运作模式……从管理学上讲，北川经历了一个“民主集中———权力高度集中———民主集中”的渐变过程。

　　走向常态的政府运作

　　其实，在地震当天，北川县委县政府已做出应急反应。当时县委书记宋明正赶往成都开会，县长经大中已经坐在县委礼堂，他们立即组织幸存干部展开自救，随后，北川干部统一纳入绵阳市抗震救灾北川前线指挥部调度。

　　5月17日，北川抗震救灾指挥部正式挂牌，下设8个组。幸存干部及挂职干部，分编其中。宋明和经大忠分别担任指挥长和副指挥长，并负责统筹调度。两人后面总是跟着一串等待报告和请示的官员。为了方便开展工作，宋明后来索性搬张椅子坐在指挥部门口。“指挥部必须确保高效运转。最初几天，很多事情都是书记、县长说了算。”指挥部一名官员评价。10天后，灾后重建及受灾群众安置成为工作重点，指挥部重组了12个小组。

　　5月22日，北川在安昌镇设立临时办事处，由各部门分别派人值守。临时办事处各项工作流程，由指挥部确定。和权力相对高度集中的指挥部相比，临时办事处挂牌，表明政府运作模式逐渐恢复常态。

　　在宋明看来，北川政府的重建，前期曾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应急———变动———重建。从管理学上讲，北川经历了一个“民主集中———权力高度集中———民主集中”的渐变过程。工作中，事情太多，许多办事处工作人员同时要接受多头管理；有指挥员当战斗员的，有战斗员当指挥员的。

　　6月6日中午，北川抗震救灾指挥部外的空地上，县委书记宋明刚刚坐下，一名副县长走过来请示。这名副县长负责北川辖区内数个乡镇的抗震救灾工作，因道路阻断，派往乡镇参与抗震救灾工作的同志面临很大的困难。

　　宋听了副县长的话，显得有些生气：“你是副县长，这样的事情还用得着请示我吗？”作为北川县抗震救灾指挥部指挥长，宋明开始有意把这个团队引向正常状态下的民主集中制。

　　“大事情一定会通过常委会讨论决定，但一般的事务性工作，我们会把权力下放到各个小组。”宋明说。

　　值得期盼的崭新北川

　　50岁的余翠，刚去曲山镇的临时办事处，领了30斤米。这是她未来一段时间内的口粮。现在，去安置点领取救灾物资、每月300元的补助、打听最新的政策，她都能第一时间从政府获得答案。

　　地震那天，她扶着残疾的儿子，和人们从县城一路逃到了北川中学。那天，政府同样遭受毁灭性的打击，由于忙于抢险救人，对他们实际已无暇顾及。

　　瓢泼大雨下了一夜。无处可去，空地上，人们披着一个茶厂提供的麻袋，互相取暖，拥挤着过了一夜。那一夜，她强烈希望感受到政府的存在。

　　第二天，部队开了进来，而九洲体育馆等场所也敞开。政府安排了上百名幸存的工作人员，在那些地方维持、帮扶。余翠一下车，就哭了，终于有落脚地了。

　　5月23日，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传来，北川县委县政府临时办事处在安县安昌镇成立。消息像插了翅膀，在人群中流传。

　　老家在北川泡花村的陈光正，立刻赶车去了安县，他迫切需要一张救助证和一顶帐篷。余翠则去失踪人员登记处，登记下侄女的名字：李芝。一个亲戚去找教体局，给死里逃生的孩子开了一张转学证明。

　　在政府的努力下，一切正在悄无声息地扭转。但背后的艰辛，却鲜为人知。

　　王琳的桌前总是一堆复杂的表格。他一边蹙眉凝思，歇下的右手，就一边往脖子上揉搓，“我们好多天都没有洗澡了。”王琳毫不掩饰地说，一出了汗，他就在身上搓，汗渍一搓就脱了。这似乎成了“潮流”，许多人闲下来，不由自主就会往身上搓。

　　站在擂鼓镇的山上，平坝里一顶接一顶的帐篷，就像一朵朵蘑菇，蜿蜒铺开。但太阳拉开一晒，要不了多久，帐篷里面的温度就飙升到40摄氏度。“就当是洗桑拿吧！”仍有男同志脱光了膀子，在里面午休。

　　食堂的工作量也增加了。最初，他们只需准备200份盒饭。现在，这个数字翻了一番。早上是稀饭、馒头，中午、晚上是干饭加两个菜，有少许肉。一日三餐，都是这个搭配，长久未变，“腻了？就去泡方便面。”

　　通常，民政局的办公室要到晚上12点过后才关上。熊廷银正在琢磨，哪天早上3点就起来，打一份文件，“那么早，就没人抢电脑了。”

　　6月6日，挂职干部动员大会开始。天飘着细雨。102名来自各地的干部，昂着头。

　　“一个崭新的北川，一定会站在我们面前！”动员会结束的时候，对着面前这拨北川重建的基本力量，一名来自绵阳市的领导伸出手，握成拳头，在空中振臂一挥。本报记者 孙鹏 辜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