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震区空军：接受近30年最大规模系统考验

　　震区空军

　　文 本刊记者 田 磊 发自成都

　　6月8日，成都太平寺军用机场。

　　轰隆隆的机鸣声打断了记者的采访。李振波整了整军容，到停机坪上迎接军委副主席徐才厚的专机。徐才厚此行是专程来接见李振波和他的14名士兵的。

　　汶川大地震以来，解放军成为了救灾的最主要力量。先后投入兵力超过10万，作战区域面积超过15万平方公里。从指挥系统、作战装备、后勤保障到政治动员，解放军接受了近30年来最大规模的一次系统考验。

　　与解放军传统的强势兵种陆军部队相比，年轻的中国空军遭受的考验则是前所未有的。如果说，这次解放军有哪支部队最接近真实战争状态的话，那无疑是空15军的伞兵小分队。

　　以李振波和他带领的14名空降兵为先头部队，空军一共投入了2万多兵力，其中包括了伞兵、特种兵、防化部队，航空兵、导弹兵、工程部队、野战炊事部队等；在航空器上，黑鹰、美洲豹、米-171、伊尔-76等军方拥有的最先进的运输机型也投入了地震救援，除了战斗机群没有出动之外，中国空军可谓精锐尽出。

　　空军调动晚了吗？

　　5月14日12点20分，48岁的空军大校李振波带领14名伞兵成功降落茂县，他们是最早到达震中区域的部队。这个时候已经距离地震发生过去了将近46个小时。为什么花费了这么长时间？空军调动是不是太缓慢了？伴随着救灾行动的推进，这样的质疑声始终没有断过，甚至传言，空军出动缓慢是政府的应急体制与部队调动的衔接问题。

　　但事实上，空军的调动是从地震后2分钟，即5月12日14时30分开始的。当时，空军作战值班室接到国家地震局请求空军火速派两架运输机，运送国家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队第一时间赶到灾区的电话。空军指挥所当即转入一等战备，空军司令部作战部也马上向广空航空兵某师下达了作战命令。

　　地震后的24小时内，空军出动各型飞机39架，飞行113架次，主要运送了中央领导人、军队首长、特种部队及地震局等专业人员6806名，车辆4台，救灾物资79.3吨，出动兵力27000余名。这一连串数字意味着，这是中国航空史上单日运兵新纪录。空军的快速反应、紧急调度、成建制的大规模兵力投送能力经受住了检验。

　　在国土范围内，从各个驻地调集大量兵力到某一局部作战区域，空军的行动速度完全可以用出色来形容。但是，对于这次救灾来说，这仅仅是完成了第一步，更重要的集结在于第二步，如何从成都进入重灾区，尤其是位于青藏高原边缘的汶川、理县、茂县、北川四个县城。

　　从成都到汶川，空中直线距离不过百余公里，对于空军来说，这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数字。可是，震中地区道路阻断，通讯中断，暴雨、泥石流不断，所有的部队都无法前进一步。和成都当地驻军一样，空军投放的大批人员和物资都滞留在成都的太平寺、凤凰山、双流等六大军用和民用机场。

　　更为严重的是，当时，一方面，震中没有任何通讯设备能够与外界联络，海事卫星这样的全天候通讯设备，在中国还是奢侈品，绝大部分地区都用不起。另一方面，外界的遥感卫星等科学观测设备也无法观测和拍摄到震中的有效信息。

　　事实上，所有部队都被指挥第一时间全速奔向汶川县城，而不是事后证明伤亡最为惨重的北川县城，也与信息不畅有极大关系，因为震中在汶川，当时，科学家们只是认为，汶川县城应该最为剧烈，而不是通过卫星观测设备来第一时间绘制出相对可靠的模拟图。

　　最早绘制灾区地震烈度模拟图的是美国国家地质调查局的网站，日本的地质研究机构也很快用遥感卫星绘制了清晰的《灾区地壳地应力异常图》，这些为数不多的灾后震中地区地质异变资料成了抗震救灾指挥部的中国科学家们赖以工作的最重要工具。

　　如果把这次抗震救灾当成一场战役，对于敌情的探测和预报是做出正确部署的先决条件，对于作战部队来说，无法获取“战区”信息，这是再糟糕不过的事情了。大部分部队虽已集结完毕，却只能在驻地待命，短短百余公里，严重迟滞了军队向前推进的步伐。据空军某部一名通讯军官计算，那个时候，太平寺机场聚集的部队，平均待命时间在6个小时左右。

　　在没有任何气象和地面资料的情况下，只能靠空降兵凭借血肉之躯去完成这些最基础的侦察任务。李振波所在的空降兵15军是13日10时到达成都的。空15军在解放军中的地位，与美国101空降师在美军中的地位一样，是直属于空军总部的王牌空降军。动用如此精锐的部队，可以说是不得已之举。

　　士兵精神

　　“作为指挥员，对自己士兵的生命负责，这是必须的。”面对记者“为什么第一次不敢跳”的疑问，李振波说：“从武汉起飞的时候，我们原本是打算直飞茂县空降的，伞都已经叠好了，动员也做了。13日那天在震中上空飞了一圈，天气条件实在太恶劣，部队首长也说过，要在具备基本的跳伞条件下才跳，不能大规模伤亡。那样既完不成任务，又无谓伤亡。所以，飞机飞了一圈，又回到了太平寺机场。”

　　“我的士兵们没有一个怕的，第二次起飞前，他们都写下了决心书，誓死完成任务。可我不能不怕。”李振波说，他最怕的是带着他那些年轻的士兵上了飞机，却没有把他们带回来，“少一个也不行，那样，实在无法向他们的父母交代”。

　　李振波被外军誉为“中国重装空投之父”，在解放军里已经是师级军官。“原本是没有打算让我跳的，可是，14日，飞机起飞时，气象和地质条件并没有比前一天好多少，那样的情况下，我实在不放心让那些年轻士兵跳下去，只能由我来带队，毕竟我有过1000多次的跳伞经验。”李振波说。

　　整个降落的过程中，前1000米，李振波一直没有打开伞包，就是为了能看到周围6个人(第一批跳了7人)都没有出事故。当他打开伞包后，有两个在他正头顶上空的士兵突然看不到时，“我吓得一身冷汗，要真出事了，怎么向他们父母交代？”李振波说，那10多分钟里他才真正明白了，什么叫爱兵如子。

　　15人全部落在了茂县境内的一个小树林里，大部分都挂在了树枝上。周边正好有个藏族村寨，老百姓们从来没有见过空降。“上百人，哗啦啦全围了上来，把我们从树上抬下来，就说了一句话：辛苦你们了，从天上下来救我们。”李振波说，说完这句话，老百姓抱着我们就跪了下来，哇哇地哭了起来，怎么劝都劝不住。

　　“我们就陪着他们一块哭。”李振波说，那一刻，他才深刻地理解了人民子弟兵的含义，从天上跳下来，原来最大的作用是稳定民心，告诉他们，外边全国人民都在想办法救他们呢，而不是没人关心。

　　李振波把伞包搜集好交给了一名姓坤的藏族村长，请他保管好，能出去的时候交给县委。之后，便带着14名士兵，向落石滚滚的山谷中进发。随后的7天6夜里，他们风餐露宿，走村串户，在川西北的高山峡谷里穿行220公里，走过茂县、汶川两个县7个乡55个村庄，向空军总部报告了灾情，为直升机开辟了8个降落点，指挥引导机降、空投20余次。为解放军全面进入“战区”打开了通道。

　　后来，当部队回到驻地时，15人几乎已经接近人体生理极限，李振波问他的士兵，这次跳伞什么感觉？“在部队干了这么多年，终于干了一次军人该干的事情。”士兵们个个兴奋异常。第一批跳下去的15个士兵，有8个人生于1980年代，最小的生于1986年，可谓年轻一代中国伞兵的精英。

　　当记者问李振波，“80后”这一代中国士兵跟他们那一代军人有什么不同，会不会因为都是独生子女了，缺乏战斗勇气的时候，这个培养了几代中国伞兵的空军大校对这个问题显示出了浓厚的兴趣。

　　李振波说，这个问题他也琢磨过很久。“在社会上生存靠的是竞争，在军队靠的是吃苦，尤其是中国军队，我们那一代军人不怕吃苦，也不怕吃亏，可以说是任劳任怨，可这一代被你们称为80后的士兵跟我们有一个最显著的区别，他们是更不怕吃苦，却很怕吃亏。换句话说，他们的付出，需要得到价值上的肯定，你一定得承认他们。”

　　“战斗精神是绝对不存在问题的。” 空降兵研究所研究员、空军上校陈祖才也说，“英勇顽强这个特性，中国人本质是一样的，人种、教育、价值观这些东西决定了的，人一到部队，经过3个月的锻炼，就全部变过来了。”

　　尽管如此，完成任务之后，国家给予这15名伞兵的荣誉，还是大大超出了李振波的想象。不仅仅军委首长频频接见，还有一拨又一拨的记者不断地采访、宣传，电影厂也专门来给他们拍电影，把他们塑造成战斗英雄，网络上也到处流传着“15勇士”的故事。事实上，在接近30年的时间里，确实还没有哪个作战单位像他们这样，受到如此礼遇。